朱勇|禮法融合中的一別兩寬

典型示范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價值所在，禮法融合是化解婚姻糾紛以護家興業、經緯天下的歷史邏輯與實踐經驗。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家庭、家教和家風建設作出許多重要論述，特別是在二十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強調，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風，督促領導干部從嚴管好親屬子女。夫婦之義久合以避免任性離婚，實為敦睦家風與穩定家業、實現國家興盛的根基。這既是踐行孟子視義為人生的價值所在，“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也是達到荀子所言的境界，“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

多元化的婚姻觀念和多樣化的性別認同不斷挑戰婚姻關系、離婚底線和人力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個人自由極度張揚，閃婚閃離日益頻繁，結婚需求難以釋放，生育意愿無法激勵，無視婚姻作為終身大事的家庭觀念和社會責任。結婚率銳減，發人深省；離婚率攀升，令人錯愕。恐婚、不婚狀況勢必導致年輕人口的斷崖式下跌；離婚爭議遽增，夫妻債務頻訴，恐會引發夫妻共同財產制的系統性潰敗。

西方自由離婚問題引發的婚姻不穩定和家庭經濟基礎的脆弱，遠較中國為甚，尋求解決離婚問題的責任感令人不得不借觀中國傳統離婚法制。《禮法融通：中國傳統離婚制度及觀念》一書的研究，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22AFX00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基于該書作者浙江工商大學法學院教授崔蘭琴多次分別在《法學研究》和《政法論壇》發表獨著的離婚制度研究成果，以及多次全文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人大復印報刊資料”轉載復印頗有影響力的相關成果和相關國家社科、教育部和中國法學會等省部級社科基金項目積累的基礎上，充分凸顯傳統婚姻禮儀規范下離婚法律及觀念的重要社會功能和離婚糾紛國家干預力的變化，以及協調家庭、夫妻等諸方的矛盾以穩定家庭和經濟秩序，稱得上應運而生的標本兼治應對之策。離婚本于禮，入律則成法。禮法融通的中國傳統離婚制度及觀念研究成果解決的關鍵性問題，在于揭示七出、義絕、和離與違律婚斷離等多元機制調整下，禮法融合家國互通與天理人情風俗習慣的考量中離婚觀念的經義特征，離婚法制的禮律合一、內在精神與深層結構、演進歷程與變遷規律，以及身份解除和財產分割的歷史借鑒，可謂彌補了法學界迄今尚無傳統離婚法制專著成果的遺憾，頗具開拓性。

禮法融通貫穿于傳統離婚觀念和制度的方方面面，彰顯中華民族治國傳統的卓絕智慧和精髓要義。文化始于歷史創造，而家道在孝，婚道在禮是基石。婚姻家之源，家風正民風淳則人丁興旺；婚禮人倫始，義之系道之在固國之根基。禮法融合的離婚裁斷，追求個案中的利益公平和正義實現，彰顯家庭、國家與個人等綜合為治的體系特點。顧家養親這一承載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思想源泉和制度本根的家庭倫理文化，表現在傳統離婚糾紛的解決上即為：依據律法裁斷爭議，參照禮義調解離婚；協和兩姓勢不兩立，護全人身屬性家產。

傳統離婚制度的設計具有兼顧與衡平的特點，有助于整合家庭資源。全面考量的離婚理由體現出過錯、無過錯和折中原則，對男女和而不同的區別保護，約束富貴休妻，保障為公婆盡孝和無娘家可歸婦女的婚姻家庭權益，值得創造性借鑒，以實現離婚理由對宏觀國家管理和民間婚姻生活的一體考慮，減少婚姻變故對家庭經濟的影響。

具體來說，七出三不去的過錯離婚理由是夫家的意識表達，意在照顧家庭的整體利益。七出是對先秦丈夫隨意離異妻子的限制，三不去保護對家庭有功、經濟地位弱勢和社會資源無助的婦女，達到限制丈夫七出行為的目的。而義絕離婚理由是國家的意識表達，發揮國家協調機制，折中處理雙方家族的矛盾。官府強制已經恩斷義絕的夫妻離婚，以強制干預的方式避免兩姓家族的斗毆互殺行為嚴重升級，進一步危害兩姓家族間的穩定和社會秩序的和諧，從根本上毀壞家庭經濟的平穩發展。至于無過錯的和離，涉及夫妻的意識表達，給予夫妻個人有限的考慮空間，把夫妻雙方視作行為主體，在關涉家族和國家利益的七出、義絕離婚法律制度之外，承認夫妻感情不和可以兩愿離婚，并傾向于允許女方帶走所有嫁資，使得和離逐漸成為當事人解決婚姻糾紛的主要選擇方式。這種重視夫妻雙方的感情，承認婦女擁有對自己嫁資的獨立占有權，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是一種進步的表現，符合婚姻生活自身的發展要求。這也為現代合意離婚提供了制度設計和法律文化傳統，是其積極之處。

婚姻的本質在于合好兩姓與承祖繼嗣，婚姻失和必然導致離婚。夫婦尊卑有別則是傳統離婚制度的思想基礎，禮治中的儒家倫理、宗法倫理等是構建離婚制度的思想前提和邏輯起點，成為官府處理離婚糾紛的觀念支撐。違律婚斷離則從法律上規定諸多禁止結婚的戒條，對違律的婚姻國家強制斷離，形成有利于婚姻穩定的社會倫理環境。兼顧男女雙方、衡平兩姓家族利益的離婚制度設計，以保護弱勢者，保障無過者，尊崇有功者的仁道精神和倫理觀念為內核，成為官府解決婚姻糾紛的司法理念，從而實現男權之下兼顧婦女利益，在對婦女利益的協調和維護中，達成整個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中國傳統離婚法制及觀念的研究立足全方位、多角度、長時段的大背景之下得出創新性的結論：隨著家庭、國家、個人深層互動的變化，禮法與倫理關涉的輕重有別，傳統離婚法制呈現出從重視家族利益逐漸向重視個人利益演變的歷史趨勢。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潤物細無聲地投射到傳統離婚制度演進規律的悄然改變上，即漸失家族性而更加重視婚姻關系本身，同時兼顧女方當事人的利益，國家對婚姻的干預逐漸弱化。這些變化是由于國家權力對門閥家族勢力的制約，商品經濟意識對社會道德的沖擊，個人自主意識對婚姻倫理的影響等整個社會、文化和經濟變遷的結果。［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文章原載于檢察日報2025年02月13日第03版。如若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