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能留在中國版圖內，要感謝解放軍

1、

前段時間在《東南亞，曾經是中國的領土》的結尾說了一句，明朝三宣六慰里的三宣一慰能留在云南，要感謝解放軍，很多讀者就要求展開詳細說說。

好吧，這篇文章就以解放大西南為背景，聊聊解放云南的來龍去脈。

我們都知道，明清時期的云南是西南邊陲，如果某個大臣被流放云南，基本可以確定回不來了，所以那個時候的人們，依然把云南視為蠻荒之地。

但到了近代以后，云南的地位突然重要起來。

19世紀后期，法國以西貢為起點，逐漸侵略東南亞的東部地區，建立起將近75萬平方公里的法屬印度支那，覆蓋越南、老撾、柬埔寨。

英國為了保衛印度的東部邊疆，則發動了三次英緬戰爭，把緬甸納入英屬印度。

隨著英法在東南亞建立殖民統治，緊鄰緬、越的云南，便處于中外交流的最前沿。不到五十年的時間，云南不僅接受了“科學、民主、自由、獨立”等先進思想，地區經濟也和英法緊密結合，與東北、江浙、廣東并列為中國最發達的地區。

云南的優越條件，讓清末民初的云南軍閥，擁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對中央政府不滿的時候，他們可以借英法的支持，割據地方乃至問鼎中樞，和中央政府合作的時候，他們可以借中央政府的權威，向英法提出更有利的條件。

總而言之，云南軍閥在英法和中央政府之間左右搖擺，謀求利益最大化。

而在這個過程中，風云際會的云南，陸續出現了四位“云南王”。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云南陸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協統蔡鍔聽到消息，立即和同盟會員唐繼堯等人起兵響應，驅逐云貴總督李經羲，事后，云南各界推舉蔡鍔為云南都督。

雖然在“二次革命”以后，蔡鍔被袁世凱召入北京，暫時脫離云南，但袁世凱準備稱帝的時候，蔡鍔還是能返回云南成立護國軍，并出兵四川，打的北洋軍節節敗退。

短短數年時間，蔡鍔在“割據、擁護”之間切換自如，把云南的地理優勢利用到極致。可以說，蔡鍔就是名副其實的第一任云南王。

1916年，蔡鍔在日本病逝，資歷深厚且兵多將廣的唐繼堯，真正掌握了云南的軍政大權，出任云南督軍兼省長，成為第二任云南王。

唐繼堯統治云南十二年，最終失敗不是因為軍事不強，而是在政治上站隊錯誤。

1920年代，陳炯明堅持“聯省自治”，孫中山則積極推動北伐，要求“武力統一”，在這種關鍵時刻，唐繼堯為了保住云南地盤，便支持陳炯明的聯省自治，拒絕配合孫中山的北伐運動。

孫中山去世以后，唐繼堯的野心更加膨脹，竟然想推翻廣州國民政府，兼并兩廣。

為了達到目的，唐繼堯要求廣西的李宗仁配合或者讓路，準備把李宗仁綁到戰車上。結果，李宗仁指揮兩萬桂軍擊敗唐繼堯的七萬滇軍，唐繼堯從此一蹶不振。

1927年2月，國共的北伐軍已飲馬長江，云南不可能置身事外，于是滇中鎮守使龍云、滇南鎮守使胡若愚、昭通鎮守使張汝驥、滇西鎮守使李選廷聯合發動政變，囚禁唐繼堯，宣布效忠國民政府。

隨后，四位鎮守使開始角逐云南的最高權力，經過一年的戰爭，龍云最終擊敗其他三人，被國民政府任命為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全省保安司令，成為第三任云南王。

和唐繼堯不同，龍云統治云南的手段更加靈活。

在政治上，龍云堅定的站在蔣介石一邊，積極配合蔣介石的清黨決議，甚至在“云南內政改革會議”上提出清黨、財政改革、國庫管理、消滅土匪等四項改革決議，把清黨視為改革的前提條件。

在軍事上，龍云盡量聽從蔣介石的調遣，而且在民族大義方面絕不含糊。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龍云任命盧漢為第六十軍軍長，出滇抗戰。

因為云南的特殊條件，龍云給第六十軍配備了非常豪華的裝備——全軍人均一頂法式鋼盔，每個連三挺重機槍、六挺輕機槍、三門迫擊炮，此外還有德國克虜伯山炮、每分鐘射擊四百發的法式高射機槍。

憑借這些裝備，第六十軍在臺兒莊戰役的時候，和日本板垣師團爆發硬碰硬的較量，其中“禹王山攻防戰”被國民政府定為優秀戰例，編入國民黨軍事院校的軍事教材。

就這樣，無論政治還是軍事，龍云都做得無可指摘，穩穩做了十八年的云南王。

倒不是龍云忠于蔣介石，而是龍云通過配合蔣介石，保持割據云南的地位，就像龍云之子龍繩武說的：

“我家老太爺和蔣先生，談不上有什么私人交情，他們兩人只有利害上的交情。老太爺認為蔣是一個已經形成氣候的領導人物，所以支持他。”

龍云的想法，蔣介石自然是清楚的。

于是在抗戰結束以后，蔣介石命令盧漢統帥滇軍進入越南，接受日本投降，只留下一個暫編師留守昆明，杜聿明則統帥國民革命軍第五軍以及青年軍一部，負責昆明的防務。

這樣的兵力對比，意味著蔣介石的中央軍控制了昆明，龍云成了失去爪牙的老虎。

在這樣的背景下，1945年10月，蔣介石命令杜聿明控制云南省政府以外的昆明市區，并免除龍云在云南的一切職務，調任為軍事委員會軍事參議院院長。

隨后，蔣介石又給盧漢頒發了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省保安司令的任命狀，試圖用拉一個、打一個的手段，分化瓦解龍云的勢力。

面對千載難逢的機會以及云南王的巨大誘惑，盧漢幾乎無法拒絕，于是盧漢在越南做出“絕不率領滇軍反抗”的承諾，完成受降便回到昆明上任，龍云氣的破口大罵，說盧漢是忘恩負義、賣主求榮的小人。

盧漢，就此成為第四任云南王。

但是誰都沒有想到，盧漢走的比其他人都要遠，差點給中國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

2、

時間進入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用數月時間解放東南半壁江山，尚未解放的中國大陸領土，只剩下兩湖、兩廣、川康、云貴等華南、西南省份。

華南的國軍主力是白崇禧集團。

白崇禧為了阻止解放軍，把麾下二十萬精銳部署在芷江、寶慶、衡陽、郴縣一線，并把廣東余漢謀的十二萬精銳部署在韶關、翁源、增城一線，構成一字長蛇陣式的防御力量。

西南的國軍主力是胡宗南集團。

胡宗南用三個兵團控制秦嶺天險，又命宋希廉指揮兩個兵團控制川鄂邊界、孫元良兵團控制巫山、奉節一帶，共同扼守四川的東部門戶。同時，胡宗南命何紹周兵團控制貴州，羅廣文兵團控制南充、達縣一帶，做為隨時支援四川的戰略兵團。

按照國民政府的計劃，白崇禧集團堅守華南，胡宗南集團堅守西南，幫助國府贏得最后的翻盤機會。

如果計劃失敗，胡宗南退向四川、白崇禧退向廣西，以云貴為后方，再構建西南防線和解放軍對抗。如果西南防線也失敗了，白崇禧和胡宗南便退向云貴。

解放軍要解放華南和西南，守護中國自古以來的疆域，便要徹底消滅白崇禧和胡宗南。如果不能完成這個任務，云南極有可能脫離中國，和南詔、大理一樣，再次成為化外之地。

據史料記載，白崇禧和胡宗南集團共七十余萬人，都是裝備精良的精兵強將，可以說，解放華南和西南并不容易。

在這樣的背景下，教員等中央領導同志審時度勢，制定了一份嚴密的解放華南和西南計劃——

用第二野戰軍（劉伯承、鄧小平）消滅胡宗南集團，解放大西南。

中央命令，二野協助三野解放青島、上海、寧波、福州等沿海城市以后，就整頓大軍，以“大迂回、大穿插、大包圍”的戰術向西南進軍。其中第二野戰軍第五兵團（楊勇、蘇振華）出貴州，解放貴陽、遵義以后迂回到四川南部，切斷胡宗南退往云南的道路。第三兵團（陳錫聯、謝富治）解放黔江、彭水，然后和第五兵團解放重慶，奪取四川的東部門戶。

與此同時，第一野戰軍第十八兵團（賀龍、周士第）自陜西寶雞出發，翻越秦嶺打擊胡宗南，逐步解放四川北部地區。

等三路大軍都完成任務以后，便可以把胡宗南集團包圍在四川成都一帶，打一場殲滅戰。

用第四野戰軍（林彪、羅榮恒）消滅白崇禧集團，解放華南。

教員在作戰電報里說道：

“白崇禧部在湖南絕不會和我們作戰，而在廣西境內將被迫和我們作戰。因為他是不肯輕易放棄廣西而進入云南的。因此我們的作戰，不要采取近距離迂回包圍的方法，而是完全不理他的臨時部署，遠遠超過他，占領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決戰，而將其殲滅。”

根據這樣的判斷，教員命令第四野戰軍第十三兵團（程子華、肖華）為右路軍，迂回到湖南、貴州、廣西邊界，第十五兵團（鄧華、賴傳珠）和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陳賡）為左路軍，攻破韶關、翁源以后解放廣州，隨后第十五兵團留守廣東，第四兵團則出廣西，切斷白崇禧自海上逃亡的道路。

而第十二兵團（肖勁光）、第十四兵團（劉亞樓、莫文驊）為中路軍，殲滅湖南寶慶地區的敵軍，等左右兩路大軍完成合圍以后，便進入廣西，配合左右路軍，殲滅白崇禧的主力部隊。

國軍的防守嚴密，解放軍的計劃周到，可以說，這是一次“渡江戰役”之后的王牌對王牌大戰役。

不過在1949年的節點上，國民政府是被人民拋棄的舊政權，中央人民政府是氣勢如虹的新政權，國軍是屢戰屢敗的舊軍隊，解放軍是打完三大戰役和渡江戰役的人民軍隊，無論士氣還是大勢，白崇禧和胡宗南都處于下風。

在這樣的背景下，二野和四野的作戰行動，堪稱勢如破竹。

9月初，二野開始西進，11月15日，第五兵團便解放貴陽，16日，第三兵團解放彭水和黔江，28日，全殲宋希廉兵團和羅廣文兵團，29日夜晚，解放重慶。12月7日，第一野戰軍第十八兵團翻越秦嶺南下，22日，三路大軍包圍成都，胡宗南乘飛機逃往海南，四天后成都解放。

四野的速度更快。

9月13日，林彪命令四野大軍開始行動，截至10月5日，右路軍便解放芷江、會同、洪江等湘西地區，切斷白崇禧退往貴州的通道。10月14日，左路軍解放廣州，李宗仁逃往桂林，余漢謀和薛岳逃往海南，陳賡指揮第四兵團向廣西挺進。10月16日，中路軍打完“衡寶戰役”，殲滅白崇禧集團的4.7萬人、繳獲402門大炮、100萬發槍炮彈。

12月11日，廣西戰役勝利，白崇禧集團徹底覆滅。

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在解放軍的凌厲攻勢下，華南和西南基本解放。

3、

在解放華南和西南的過程中，云南做為白崇禧、胡宗南的大后方，雖然沒有槍林彈雨，但也充滿了硝煙味。

那時盧漢只做了四年的云南王，無論實際權力還是影響力，都不能和前三任云南王相提并論，對于這樣的處境，盧漢大概率是不甘心的。

而在解放軍向華南和西南挺進的時候，盧漢做為云南王，自然是雙方都要爭取的對象，所以放在盧漢面前的是三條路——

1、追隨國民政府，和解放軍頑抗到底。

2、改旗易幟，加入新政權。

3、利用云南的特殊地理條件，挾洋自重。

第一條路，盧漢很早就放棄了。

因為在1949年8月13日，龍云和另外43名國民黨大員，在香港發表《我們對于現階段中國革命的認識與主張》的宣言，公開宣布和國民政府脫離關系，次日，龍云會見香港記者，單方面宣布“云南起義”，向新政權靠攏。

龍云是第三任云南王，在云南有大量的舊部和親信，他宣布云南起義，必然影響云南的局勢以及盧漢的地位。

做這件事，可能是龍云認清歷史大勢，要站在人民一邊，但也有可能是不滿盧漢的背叛，報當年的一箭之仇。

不論是哪種可能，總之，龍云的宣言相當于把盧漢架在火上烤。

于是呢，行政院長閻錫山把龍云的態度，默認為是盧漢的態度，極力要求武力解決云南問題，代總統李宗仁也下令，要求白崇禧派兵進入云南，震懾盧漢。

差不多相同時間，蔣介石召盧漢到重慶商談軍務，并命李彌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軍、余程萬的第二十六軍、劉伯龍的第八十九軍分別向云南靠攏。

這就意味著，國民政府高層都認為云南不穩則西南不穩，基本達成“武力解決云南問題”的共識。

如果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的意見變為現實，云南就不再是盧漢的地盤，而盧漢失去云南，便沒有和各方勢力討價還價的資本。

在這樣的背景下，盧漢做了兩手準備——

一方面，盧漢到重慶見蔣介石，接受“國府遷都云南，把云南變為反攻基地”的要求，暫時穩住蔣介石，另一方面，盧漢回到云南以后，于11月15日命親信到美國駐昆明領事館，會見副領事陸德瑾，請求美國支持云南獨立。

也就是說，在能選擇的三條路中，盧漢選擇了最不應該走的、對中國傷害最大的一條路。

盧漢為了謀求云南獨立，保住自己的權力地位，向美國做出最大限度的讓步：

“如果華府愿意協助保持云南領土的完整，不受國共兩方染指，則該省最高當局將愿意接受美國所提出的任何條件，包括切斷與中國政府的聯系，接受美國外交保護與美軍進駐，同時將遵照美方有關軍事、政治與經濟方面的指令。”

就這，盧漢還擔心美國不支持，隨后又特意聲明，說云南不需要美國的任何財政援助，只需要美國在口頭上支持云南獨立運動。

聽到盧漢的條件，陸德瑾立即把消息傳回華盛頓，但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和參謀長聯席會議討論之后，認為白崇禧和胡宗南都擋不住解放軍的攻勢，盧漢更不可能，而美國離云南太過遙遠，絕無可能運送物資支援盧漢，單純的口頭支持沒有任何意義。

得出結論，美國便以“不便干涉中國內政”為由，拒絕了盧漢的請求。

11月28日，重慶即將解放，盧漢再次做出讓步，向陸德瑾承諾道：“任何形式的美援都有用，不一定要派兵，甚至可以先公開宣布云南獨立，再請求國際協助與保護。”

盧漢希望用這種方式，讓美國擺脫干預中國內政的嫌疑，支持云南獨立。

但美國一如既往，不支持盧漢。

既然三條路中的兩條都走不通，那么盧漢能選擇的，便只有加入新政權。無論以后遭遇什么樣的命運，他都無路可退了。

12月9日，盧漢以舉行緊急會議的名義，扣留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李彌、第二十六軍軍長余程萬、云南綏靖公署保防處處長沈醉等人，以云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宣布起義，投向新政權。

而那個時候，二野已經解放貴州和四川大部，賀龍也翻越秦嶺南下，三路大軍把胡宗南包圍在成都一帶，四野則掃蕩華南，即將解放廣西，整個中國大局已定。

可以說，正是解放軍的赫赫軍威，打消了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欲望，挫敗了盧漢謀求云南獨立的野心。

4、

盡管盧漢宣布云南起義，但云南的各方勢力，并沒有偃旗息鼓。

一邊是擁兵三萬人的滇桂黔邊縱隊、地方游擊隊、地下黨等組織都要求替代盧漢，接收云南，試圖以此換取新政權的地位。

為了平息矛盾，教員直接下令，云南政權要四野派人接管，誰都不要再爭了。

另一邊是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第二十六軍起兵進攻昆明，試圖推翻盧漢，重新占據云南，做為反攻的基地。蔣介石非常贊賞這兩個軍的行動，命令陸軍副總司令湯堯到云南主持大局，并把兩個軍編為第八兵團，湯堯兼任司令。

為了穩住云南，第二野戰軍命令滇桂黔邊縱隊和盧漢部隊保衛昆明，同時命令第五兵團的一個師，自貴州抵達云南曲靖，和國軍打了一場殲滅戰。

經過這次戰敗，國軍才放棄進攻昆明，撤退到云南南部，駐扎在蒙自、個舊、建水、石屏一帶。

隨后，教員通過軍委下令，以第四野戰軍第三十八軍（梁興初、梁必業）的兩個師、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第十三軍（周希漢、劉有光）組成聯合部隊，由陳賡統一指揮，進軍云南南部，消滅湯堯的第八兵團，滇桂黔邊縱隊配合作戰。

1950年1月1日，陳賡命令第三十八軍的兩個師，自富寧直撲河口，切斷國軍逃往越南的通道，第十三軍自廣西百色襲擊云南蒙自，奪取蒙自機場，切斷國軍的空中逃亡通道。

截止到2月7日，陳賡指揮部隊奔襲千里，終于殲滅國軍2.7萬人，俘虜湯堯等軍官。

而就在陳賡指揮聯合部隊殲滅國軍主力的同時，滇桂黔邊縱隊一路向云南西南追擊，于2月19日抵達中緬邊境，解放西雙版納的打洛鎮，隨后回師解放整個西雙版納，即明朝的車里宣慰使司故地。

至此，滇南戰役結束，云南全境解放。

陳賡以解放云南的功勞，代表四野和二野出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云南軍區司令員，完全實現了教員最初的構想。

5、

解放云南的故事講完了，其實在中國革命歷史上，云南的故事遠遠不止這些。

早在1935年4月，中央紅軍在四渡赤水后進入云南，準備在昆明、曲靖一帶作戰，建立滇東根據地。

但經過一番試探性作戰，教員等中央領導同志認識到，云南境內沒有大山大河，不利于紅軍建立根據地，應該迅速搶渡金沙江，擺脫追兵，爭取生機。

于是在4月29日，中革軍委下達《關于我軍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蘇區的指示》，以紅一軍團為左縱隊、紅三軍團為右縱隊、軍委縱隊和紅五軍團為中央縱隊，分三路向金沙江進發。

到了5月9日，中央紅軍用劉伯承找到的六條小船，全部從皎平渡渡過金沙江，進入四川西部的茫茫無人區，再過七天，薛岳才趕到金沙江邊，早已不見紅軍的蹤影。

從此以后，中央紅軍擺脫數十萬國軍的追擊，贏得戰略轉移的主動權。

云南，成為中國革命的轉折點。

中央紅軍的長征路線，就像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里寫的：

“吾觀從古用兵，出沒恍惚，不可端倪者，無如蒙古忽必烈之滅大理也。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余里，自金沙江濟，降摩荻，入大理，分兵收鄯闡諸部，又入吐蕃，悉降其眾......夫彼可以來，我何不可以往？設有人焉，出麗江而北招納諸番，結以信義，徑上洮、岷，直趜秦、隴，天下之視聽必且一易，以為此師從天而降也。”

解放戰爭末期，曾經到過云南的林彪、劉鄧、陳賡揮師南下，不僅給新中國獻上一份最大的賀禮，也守護了中國自古以來的疆土，跑完一場六百年的接力賽。

從這個角度來看，云南可謂是中國革命的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