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深秋的機械廠，風里卷著鐵銹和機油的氣味。
廠門口掛出紅底白字的橫幅，“熱烈歡迎市委領導蒞臨指導”，洗得發白的繩子在風里輕輕晃蕩。
我端著搪瓷茶缸站在人堆里，安全帽壓得很低。
視線穿過攢動的人頭，落在最前面那個女人身上。
白襯衫，黑西褲，步子利落，像一把刀，剖開清晨的冷霧。
她走到我面前停住。
我下意識低頭，工牌上“周建軍”三個字還沒來得及藏，她的手已經按在上面。
她低頭看了一會兒，又抬頭看我。
眼角有細紋了，但那眼神，還是三十年前那個追著車跑的小丫頭。
“建軍哥，”她聲音不高，卻讓整個院子都安靜下來，“你還認識我嗎？”我攥著茶缸子的手，抖得不像話。
周圍那么多人，世界卻像忽然被抽走了聲響。
01
那年秋天，市里換屆，新任市委書記要來廠里視察。
消息傳到車間的時候，我正在車床邊干活。
宋曉明風風火火地跑進來，安全帽歪在一邊：“建軍！建軍！你知道新來的書記是誰不？”我沒抬頭：“誰？”宋曉明湊近我，壓低聲音：“沈立群，女的，清華畢業，以前在省婦聯干過，后來去下面縣里當縣長，干了不到五年，把一個貧困縣干成全省先進。今年才四十出頭，全省最年輕的地級市書記。”我手里的活停了一下。
沈立群。
這個姓氏讓我的心像是被什么東西輕輕硌了一下。
但那念頭一閃就過去了。
這世上姓沈的多了去了。
廠里開始大掃除。
刷墻、補路、換標語，車間主任老趙站在車間門口，扯著嗓子喊：“樓上樓下的廁所都給我刷干凈嘍！誰偷懶我扣誰工資！”工友們嘴上應著，手上卻懶洋洋的。
宋曉明蹲在車床邊跟我嘀咕：“老趙這是拍馬屁呢。聽說新書記要抓工業改革，這廠子能不能保住，就看這次視察了。”我沒搭話。
手里的活沒停。
但心里總堵著一口氣，說不上來為什么。
像是有什么東西，在很遠的地方，慢慢靠近。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但你知道，它來了。
回家吃飯的時候，媳婦遞過來一碗熱湯面。
我扒拉了兩口，擱下筷子。
“怎么了？”她問。
“廠里要迎接視察，活多。”我含糊應了一句。
她哦了一聲，沒再問。
我媳婦叫劉桂香，是隔壁村嫁過來的。
她性子慢，話少，跟她過了二十年，我們之間像是隔著一層看不見的紗，相敬如賓，卻算不上親。
她對我好，對閨女也好，就是不怎么交心。
我不怪她。
我自己也是個悶葫蘆。
晚上，我翻來覆去睡不著。
劉桂香背對著我躺著，呼吸勻稱。
我盯著天花板看了很久，然后翻身下床，從衣柜底部的角落里翻出一只鐵皮餅干盒。
鐵盒銹跡斑斑，邊角已經被磨得發亮。
打開，里面是一本泛黃的記賬本，一張折痕很重的存單，還有一張全家福。
全家福是五個人。
父親站在最右邊，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藍色工裝，手背在身后，難得笑了一下。
母親坐在前排，懷里抱著春燕姐。
我站在旁邊，頭發支棱著，傻呵呵的樣子。
小燕站在我前面，扎著兩個羊角辮，歪著頭，露出一對虎牙，笑得眼睛彎成月牙。
我盯著照片里的小燕，看了很久。
那是她走之前拍的最后一張全家福。
我把照片翻過來，背面貼著一條膠帶，膠帶上寫著一行工工整整的字：“1988年秋，全家福。”那年秋天過后，這個家就不再是五口人了。
我把鐵盒合上，塞回柜底。
視察當天，廠里發新工服，安全帽一人一頂。
廠長劉景天穿著一件藏青色夾克，站在廠門口來回踱步，不停地看表。
我站在隊伍里，盯著墻角一塊斑駁的水漬發呆。
車隊準時到了。
第一輛黑色奧迪，車門打開，下來一個戴眼鏡的年輕秘書。
然后是幾個人影，最后一個下來的是個女人。
她穿一件白襯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截干凈利落的手腕。
她腳步很快，風把她額前的碎發吹起來。
她伸手撥了一下，目光從人群頭頂掃過。
我站在第二排，低著頭，把安全帽往下壓了壓。
但她的目光，像一把梳子，在人群里細細地梳過去，一把梳到我的位置，停住了。
我聽見她的腳步聲越來越近。
我抬起頭。
四目相對的那一刻，我手里的茶缸子差點沒拿住。
她走到我面前，停住。
周圍跟著視察的人都愣住了，不知道發生了什么。
她的目光從我臉上滑下來，落在我胸前的工牌上。
灰色的工牌上印著三個字：“周建軍”。
她伸出手，指尖輕輕碰了一下工牌上的字，又抬起頭看我。
眼角有細紋了，嘴唇比小時候薄了一些，但那眼神，還是三十年前那個追著車跑的小丫頭。
“建軍哥，”她叫得很輕，像是怕驚動什么似的，“你還認識我嗎？”周圍那么多人，整個院子卻安靜得像一潭死水。
我張了張嘴，喉嚨里像塞了一團棉花。
半天，我才擠出兩個字：“小燕。”
02
1977年冬天，我八歲。
那年臘月二十六，父親從縣城拉完貨回來，天已經黑透了。
我坐在門檻上等，遠遠聽見自行車鏈條的聲音。
父親推著那輛老永久進院，車頭上掛著一個鼓鼓囊囊的化肥袋子。
母親迎出來：“怎么這么晚？飯都涼了。”父親沒應聲，把自行車支好，解開袋子口。
我看見袋子里有什么東西動了一下。
我湊過去，母親已經打開了袋子口。
里面縮著一個小女娃，三四歲的樣子，穿一件紅底碎花棉襖，棉襖上沾滿了灰。
她縮在袋子角落里，兩只小手抱著膝蓋，凍得臉上青一塊紫一塊。
母親倒吸一口涼氣：“這誰家孩子？”父親抹了一把臉上的風霜：“車站撿的。”
那天下午，父親從縣城往回走，路過汽車站，看見一群人圍在候車室門口。
他擠進去一看，一個女娃蹲在柱子底下，身邊圍了兩條野狗，女娃嚇得縮成一團，眼睛盯著那兩條狗，連哭都不會了，聲音都發不出來。
父親揮手把狗趕走，蹲下來，看了女娃一眼。
女娃也抬頭看他，兩個眼睛，黑黑的，亮亮的，像兩口深井。
父親說：“娃，你家大人呢？”女娃搖頭。
父親等了兩個鐘頭，候車室的人來來往往，沒有一個人往這邊看一眼。
他看天色要黑了，就把女娃抱起，裹進化肥袋子里，綁在自行車后座上帶回來了。
母親聽完，看著那個蜷在袋子里的女娃，一句話沒說，轉身進了灶房。
過了一會兒，她端出一碗米糊糊。
米糊糊冒著熱氣，母親蹲下來，用勺子攪了攪，吹了吹，送到女娃嘴邊。
女娃眼睛直直地盯著碗，吞了一口口水，卻沒有張嘴。
母親把勺子又往前送了送。
女娃忽然伸出手，搶過那只碗，兩只小手捧著，也不怕燙，把嘴湊到碗沿上，一口氣喝了個底朝天。
燙也沒躲，喝得太急嗆了一下，咳了幾聲。
她放下碗，抬頭，看著母親，脆生生地叫了一句：“媽。”母親端著空碗，愣在原地。
那天夜里，父親坐在灶臺旁邊抽旱煙。
母親坐在床上，好半天才說：“這孩子，怎么也得有家門，不能扔。”父親把煙鍋子在鞋底上磕了磕：“留下吧。家里多一口人，多雙筷子的事。”母親點點頭：“給起個名吧。”父親悶聲說：“她棉襖袖子上縫著名字，叫周小燕。”母親愣了一下：“也姓周？”父親沒接話，抽了一口煙，煙氣在昏暗的燈下散了開。
小燕就這樣留了下來。
她睡在灶房旁邊的小隔間里，母親用舊門板搭了一張小床，鋪了兩層的舊棉被。
第一個晚上，小燕躺在那張小床上，一動不動。
我半夜起來撒尿，隔著一堵墻，聽見她那邊傳來壓得極低的啜泣聲。
那聲音像一只小獸，受了傷卻不讓人靠近。
我站在墻外，手抬起來，又放下。
那年冬天，小燕很少說話。
大人問一句，她答一句，不問，她就安靜地坐在角落里。
她干活很勤快，掃院子、喂雞、撿柴火，什么都會。
母親開始有點心疼她，說這娃在家里肯定是過過苦日子的，不然不會這么小就會干這么多活。
小燕聽了，也不接話，低著頭，繼續干活。
過完年，天氣暖和了，小燕才稍微活泛一些。
春燕教她認字，她學得快，三遍就能記住。
春燕教她唱歌，她學了幾天，居然能唱得全。
有天傍晚，我在院子里劈柴，小燕蹲在旁邊看我。
我劈了幾根，回頭看她，她正盯著我的手，認真得不行。
“看什么呢？”我問。
她沒說話，站起來，走到柴堆邊上，費力地抱了一根比她胳膊還粗的柴棒，遞到我面前：“哥，給你。”我接過來，那根柴棒上有一層薄薄的雪，涼意滲進手心。
那年她六歲。
那天她叫了我一聲“哥”。
我記了一輩子。
03
小燕七歲那年的秋天，我十二歲。
鎮上逢集，父親讓我挑一擔白菜去賣。
小燕非要跟著去，母親不放心她走那么遠，她拽著母親的衣角：“我跟我哥走，他背著我去，我在集上幫他干活。”母親拗不過她，答應了。
白菜挑在肩上沉甸甸的，我走出村口，小燕跟在我后面，小跑著。
她背著一個小布袋，里面裝了幾個窩窩頭，是母親怕我們餓。
到了集上，我找了一個空位，把白菜擺好。
小燕蹲在旁邊，幫我把菜葉子一片一片捋整齊。
我看了她一眼：“你倒是不嫌累。”她認真地說：“賣相好，人家才愿意買。”
那天下集早，白菜賣得快。
到了中午，菜筐底朝天，我數了數錢，一共四塊八毛。
小燕看我數錢，眼巴巴地站在旁邊：“哥，你餓不餓？”我想了想：“餓了，回去吃。”她從兜里掏出一個手絹，層層打開，里面露出一張皺巴巴的五毛錢。
“哥，我給你買個包子吧。”我愣住了：“你哪來的錢？”
“春燕姐前兩天給我的，我沒舍得花。”她說完，不等我接話，轉身跑了。
集市另一頭，有一家國營飯店，門口支著一個大鐵鍋，熱氣騰騰地蒸著包子。
小燕跑過去，踮著腳尖，把五毛錢遞給師傅：“買個肉包子。”師傅接過錢，用油紙包了一個熱騰騰的大肉包子遞給她。
她小跑著回來，把包子遞到我面前，兩只手捧著，像捧著一件寶貝。
包子圓鼓鼓的，白生生，冒著熱乎氣。
“哥，你嘗嘗，我看了好久了。”我接過包子，咬了一口。
肉餡兒和蔥花的香氣，一下沖滿整個嘴里。
那是那一年我吃過的最好吃的一頓。
我把包子遞回去：“你吃。”她搖頭，退了一步：“我吃了，我吃過了。”我當然知道她在撒謊。
她早上只喝了半碗棒子面粥。
我把包子掰開，一半塞到她手里。
她攥著那半個包子，沒有吃，低著頭：“我想留一口，給媽嘗嘗。”那句話，讓我心里像是被什么東西輕輕扎了一下。
我蹲下來：“吃吧，回去咱們再給媽買。”她看著我，眼睛眨巴了一下，點點頭，咬了一口。
那是她第一次吃的那種肉包子。
后來她跟我說：“哥，這個包子，我一輩子都記得。”
從集市回去的路，小燕走不動了。
我蹲下來，她趴在我背上，兩只手環著我的脖子。
她輕得像一把柴火。
“哥，”她趴在我肩頭，“你是這個家里最疼我的人。”我背著她，慢慢走，嘴上沒說話，但那句話，我記得一輩子。
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母親知道小燕把包子留了一半帶給她，眼睛紅了。
小燕把那個已經涼了的半個包子，放在灶臺邊上，認真地剝開油紙：“媽，你嘗嘗，可香了。”母親咬了一口，背過身，用袖子抹了一下眼睛。
那天晚上我聽見母親跟父親說：“這孩子，心里裝著人呢。”父親悶聲應了一句：“裝了，就撤不下來了。”
那段日子是家里最安穩的日子。
父親在廠里干活，母親在家種地帶我們仨。
春燕姐已經上了初中，我上小學，小燕她還沒到上學的年紀，就整天跟在母親身邊。
母親教她認字、數數。
她學得飛快，母親總說她：“你這丫頭，腦袋瓜咋這么靈光？”小燕歪著頭笑：“因為我是媽撿來的，媽撿的娃，都聰明。”母親聽了，笑著戳她額頭：“油嘴滑舌。”
04
小燕長到十七歲的時候，已經是個大姑娘了。
她個子不高，但眉眼清秀，干活利索，成績拔尖。
老師來說，她保送縣重點班沒問題。
母親高興，嘴上卻繃著：“考得上考不上，看她自己。”那頭兒，小燕放學回來，把書包往凳子上一擱，蹲在灶臺前幫母親添柴火。
母親問她：“今天考得怎么樣？”她頭也不抬：“數學卷子錯了一道應用題，扣了兩分。”母親往鍋臺上敲了一下鏟子：“讓你粗心！”小燕笑了：“媽，全班就我一個滿分扣兩分的，第二第三都比我低呢。”母親繃不住也笑了：“就你嘴貧。”那幾年家里日子雖然緊巴，但雞飛狗跳里，有一種踏實的暖意。
但這種安穩，在那個秋天被打破了。
1990年10月13日，我記得太清楚了。
那天下午，一輛省城牌照的黑色轎車停在村口。
車進村的時候，好多人都看見了。
從車上下來一男一女，男的四十多歲，戴黑框眼鏡，穿一件灰色中山裝，頭發梳得一絲不亂。
女的穿藏藍色外套，拎著一個公文包。
兩人站在院門口，打量著那個有些破舊的院子。
母親從屋里出來，看見他們，腳步一下子頓住了。
“你們找誰？”母親的聲音警惕得像一只護崽的老貓。
那個男人往前邁了一步：“大姐，我是沈濤。這是小燕的親生父親，我妻子許愛珍。”母親的臉色，像被人兜頭潑了一盆冷水，刷地白了。
那天下午的事情，我記得一清二楚。
母親擋在門口，不讓那兩個人進屋。
一雙腳像釘在地上，聲音憋得發顫：“你們早不來，晚不來，孩子養那么大，你們說來接就走？”沈濤沒有往屋里闖，他站在院子里，語氣還算客氣：“大姐，我承認，當年是我們對不住孩子。那時候家里出了點事，實在養不了她。現在條件好了，我們也想把孩子接回去好好培養。她學習成績那么好，省城的學校條件更好，對她將來的前途有好處。”母親沒有松口。
就在這個時候，伯母鄭丹不知道從哪里冒了出來。
她穿著那件洗得發灰的碎花棉襖，笑容殷勤得黏在臉上：“喲，這就是小燕的親爹媽吧？一看就是體面人，大家氣派！”她走進院子，親親熱熱地挽住母親的胳膊：“弟妹，這就是你的不對了。人家是親爹娘，血緣關系擺在那兒呢，你攔著算什么？再說了，你家里三個孩子，顧不過來，孩子跟著人家親爹媽，才有前途。”母親的嘴唇開始發抖。
沈濤從口袋里掏出一個牛皮紙信封，放在院子的石磨上：“這里有一萬塊錢，就當是我感謝你們這些年養小燕的辛苦。”
母親看著那個信封，像看著一條蛇：“我不要你的錢。我養小燕，不是為了錢。”伯母眼疾手快，伸手把信封抄起來，抽出五張百元大鈔塞到母親手里：“人家都給你了，你就拿著，不拿白不拿。”又抽出五張百元大鈔塞進自己兜里，“這剩下的，就當是我幫忙說合的辛苦費。”母親捏著那五百塊錢，指關節發白，又像被燙了似的，扔回石磨上。
伯母嘖了一聲：“你呀，真是的。”沈濤把信封推了推：“大姐，這錢你收下。孩子的事，我們好商量。小燕現在讀高二，我們想讓她今年轉學，去省城，明年參加高考。”母親什么都沒說，頭也不回地進了屋，“砰”地關上了門。
院門在冷風中微微晃著。
那天傍晚小燕放學回來時，看見沈濤夫妻還站在院子里。
她停下腳步，目光從沈濤臉上掃過，又落在母親身上：“媽，他們是誰？”母親張了張嘴，卻什么也沒說。
沈濤走上前，聲音有些顫抖：“小燕，我是你爸爸。”小燕愣住了。
她站在院子中間，像一個被忽然推上舞臺的演員，不知道該走，也不知道該留。
她看了看母親，又看了看沈濤。
最終，她什么都沒說，快步走進屋里，“砰”地把自己關進小隔間。
那天晚上，隔間里傳來壓得極低的哭聲，像受傷的小獸。
第二天早晨，小燕收拾了一個書包。
里面是她所有的課本，兩件換洗衣服，一條母親給她織的圍巾。
她站在院門口，回頭看了一眼那間灶房。
母親沒有出來，只有煙囪里冒著淡淡的青煙。
那是母親在灶前燒火，她沒敢出來。
小燕的肩膀輕輕顫了一下。
她走到我面前，抬起頭，抓住我的袖子，五指攥得骨節發白：“哥，你別忘了我。”我點點頭。
嗓子像被灌了鉛，一個字也說不出。
她松開手，轉身，走向那輛黑色轎車。
她上車的時候沒有回頭。
車子發動，輪子碾過土路，卷起一陣灰塵。
我追著車跑出去。
跑出院門，跑過村口的老槐樹，跑過那條我走了無數遍的土路。
鞋子跑掉了一只，腳心踩在碎石頭上，疼得發麻。
我拼了命追，追到再也跑不動了，扶著膝蓋，大口大口地喘氣。
車子拐過山腳，徹底消失了。
我蹲在路邊，把臉埋進膝蓋里，說不出是疼還是難受，就那樣蹲了很久。
那天下午我才知道事情的整個過程，母親收下了那筆錢。
伯母把剩下的錢塞給了沈濤那對夫妻，說是給他們的“辛苦費”，實際上是伯母自己私吞了五千，母親只收了五千（這一設定與后文呼應）。
母親沒有花那筆錢，她把它鎖在柜子底。
半個月后，母親把那張皺巴巴的存單交給我：“建軍，這錢你管著，別動，一分都別動。小燕要是回來，這就是她的。”我接過存單，上面寫著：存款人周小燕，金額五千元，存期一年。
我把存單夾進記賬本，放進鐵皮盒里。
那是小燕走后，第一件與她有關的東西。
05
小燕走后，家里像是被抽走了一截。
灶房里少了她的聲音，院子里沒人蹲在柴堆旁看我了。
母親變得沉默，常常一坐就是一晚上。
父親還是照常上班去，但他的背，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彎了。
春燕姐嫁到了鄰縣，偶爾回來看看。
那段時間我拼命干活，像一個上了發條的陀螺，所有針頭線腦的時間都被工作塞滿，連喘口氣的機會都不給自己留。
因為只要一停下來，腦子里就會冒出一個畫面：小燕站在院門口，抓著我的袖子，說“哥，你別忘了我”。
1991年春天，母親突然跟我提了一件事。
她說：“你去省城看看小燕吧。”我愣了一下：“媽，你說什么？”母親從灶臺底下翻出一個布包，一層一層打開，里面是那本記賬本：“我這里攢了點錢，加上存單上的，一共兩千塊，你拿去，給小燕。她轉學了，得交學費，我不能讓她在省城被人看不起。”她說這話的時候，眼睛看著窗外，好像透過那片田野，能看到城里的女兒一樣。
我把錢收好，第二天一早就出發了。
我媽這個人，一輩子沒求過人，那是她唯一一次開口求我，也是最后一次。
我坐了七個小時的大巴，又轉了兩趟公交，才找到那個地址。
省城的機關家屬院，灰磚墻，鐵門緊閉。
我站在門口，心臟跳得厲害。
院門半開著，我探頭往里看，看見一個女孩子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看書。
她扎著馬尾，穿一件白襯衫，午后的陽光落在她肩上。
那是小燕，是我的妹妹。
她長大了，長高了，頭發齊肩，從那個穿著碎花棉襖的小丫頭，變成了一個文靜的少女。
我笑了，想推門進去。
“你找誰？”身后有人問。
我轉身。
一個中年男人拎著公文包，站在臺階上打量我。
他穿著整齊的中山裝，頭發梳得一絲不亂，目光冷得像井水。
“我是周建軍，小燕的哥哥。”我盡量讓聲音平穩。
沈濤的目光從我臉上，滑到我身上，落在我那件洗得發白的舊外套上。
他看了一會兒，收回目光。
“你有什么事？”我把那兩千塊錢掏出來：“這是給小燕的學費。我媽攢的，她讓我……”沈濤沒有接。
他站在那里，居高臨下看著我，眼神里有一種讓我渾身發緊的東西。
“你們周家，收了錢，事情就算結了。”他的聲音很淡，“我沒讓你們再來。”我站在那里，手里捏著錢，像一個走錯了門的人。
“這錢不是賣小燕的，”我的聲音有點抖，“是我媽……”沈濤打斷我：“她姓沈。戶口上在我家。你們周家，跟她沒有關系了。”他停了一下，又加了一句。
那句話我記了一輩子：“你回去告訴你媽，以后別來了。鄉下人，跑一趟城里不容易。”我看著沈濤的臉，什么都沒有說。
那是我第二次體會到什么叫做“心口堵得喘不上氣”。
我沉默了很久，最終把錢放在地上，轉身走了。
走了幾步，鐵門在我身后“哐當”一聲關上。
那聲音不大，卻像一扇門，永遠地關上了。
我走出機關大院，走到馬路邊，蹲下來。
我盯著馬路上的車流，看了很久。
旁邊有個郵筒，我的視線停在上面，又移開了。
那天傍晚，我坐大巴回了鎮上。
到家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母親還坐在灶臺邊上等我。
她問我：“見到了？”我點點頭：“見到了。她挺好的，長高了，白凈了，穿得也整齊。”母親又問：“那錢……”我說：“她家不缺錢，沒接。我說不用了。”母親沒有再問。
她站起來，舀了一碗粥端給我，然后轉身進了里屋。
我看見她背對著我的肩膀，輕輕地抖了一下。
那晚我躺在炕上，睜著眼睛，盯著黑漆漆的房頂，很久很久。
我沒有跟母親說，沈濤說的那些話，一個字都沒有。
那些話，我背了二十年。
那兩千塊，我后來一直留著。
母親每個月還會往存單上添五十塊，記在賬本上。
從不間斷，一直到她去世。
這個秘密，我守了二十年，最后是沈立群站在我家，用手指翻開那本賬本的時候，才被我親手揭開。
06
沈立群站在我家里，拿著母親的記賬本，一頁一頁地翻。
她穿著灰色毛衣，頭發扎成馬尾，像一個下鄉回訪的知青。
她的手指很穩，翻頁的動作很輕，像是怕弄壞什么。
屋里很安靜，只有翻紙的聲音。
她看了很久，最后那本本子停在某一頁，她盯著看了好一會兒。
那一頁只有一行字：“1991年3月，建軍拿走了兩千。剩下三千存著，一分不動。”沈立群的手指，停留在那一頁上，指節微微發白。
“這兩千，你拿去哪里了？”她問我。
我沒有回答。
“你是不是去省城找我了？”她的聲音有點抖。
“是。”我說了一個字。
屋里安靜了很久。
沈立群抬起頭，她的眼眶有些紅，但表情還沒有崩：“你是不是去了我家，是不是見到了我爸？”我點頭。
“我爸說了什么？”她問。
我沒有立刻回答。
那段記憶像一個傷疤，平時不去碰，但一旦揭開，里面的血肉還在。
我沉默了很久，才說：“你爸說，你們家收了錢，事情就算結了。讓我以后不要再去了。”沈立群整個人像被定住了。
她站在那里，手里捏著賬本，身體微微發僵。
“然后呢？”她問。
“我走了。錢放在地上，沒拿。”我說。
“你為什么不告訴我？”她的聲音忽然拔高，帶著一股緊繃的怒氣，“你為什么不說？你當時要是在門口說一句，說你是周建軍，我就在里面，你喊一聲我就聽得見啊！”她的聲音到最后，帶上了沙啞的哭腔。
我看著她，什么都說不出來。
因為我沒有什么好說的。
我確實站在那里，被沈濤的一句話堵住了，身都轉不開。
“他是我爸，可你不是他！”沈立群沖我吼，但吼完之后，她自己先愣住。
她把頭轉過去，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聲音低下來：“那你也不會第二天再來嗎？隔了一個晚上，等到第二天你就不會再怕了，你就不會再當縮頭烏龜了！”她一直在說“你”，但語氣已經不再是責問。
她只是在問那些年為什么沒有哥哥來找她。
我沉默了很長時間，然后開口：“我怕。”她轉過頭來看著我。
“我怕我去了第二次，你爸說第二次。我更怕，你不想見我。”我頓了一下：“你走的時候說，哥，你別忘了我。可我去了，你爸說，她姓沈了。我站在門口，看著你在院子里看書，離我不到二十步遠。你卻不知道我站在那里。我怕你已經不需要這個哥了。”
那句話說出口，屋里徹底安靜了。
窗戶外面的風呼呼地刮著，把老舊的窗框吹得咯吱響。
沈立群站在那里，賬本還捏在手里。
她低下頭，看著本子上母親一筆一劃的字跡，嘴唇動了一下，但什么也沒說出來。
過了很久，她開口：“建軍哥，你知道我為什么不回來嗎？”我搖頭。
她說：“因為我覺得你們不要我了。”她抬起眼睛看著我：“媽收了錢，就是把我賣了。你是家里最疼我的人。可你沒有來找我，你也覺得這樁買賣劃算。我在省城，坐在院子里，每天都在想，哥會不會來找我。我等了一年。第二年，我就去大學報到了。從那之后，我就不等了。”她說到最后幾個字，聲音像一片薄薄的紙，輕輕落地。
“你爸后來跟我說，你考上了大學。”我說。“他告訴你了？”
“他去世前，給我寫了一封信。我前兩天才看到。”她望著我，“那封信上，他寫了后半段的話。他說他當時太固執，總覺得用錢斷干凈，是對雙方最好的方式。他沒想到這樁買賣，二十年后也沒斷干凈。他信上跟我說，當年你在門外，他沒有跟我說。是他瞞下這件事。”
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喉嚨又堵住了。
沈立群站在我面前，輕輕吸了一口氣：“建軍哥，咱們倆之間真正的缺不是錢，是我爸把門關上的那一刻，你站在門口，我沒有過來開門。”她說，“這句話，我等了二十年才說出來。”我低著頭，手指緊緊攥著膝蓋。
抬起頭的時候，我說：“小燕，是哥不好。哥去晚了。”
沈立群沒有說話。
她走到我面前，停了一下。
然后她伸出手，輕輕碰了碰我胸口的工牌。
那個動作，像極了二十年前，她站在院門口抓著我的袖子，說“哥，你別忘了我”時的姿勢。
“哥，”她說，“你沒忘了，我也沒有。”
那天晚上，她走的時候，在門口站了一會兒。
她說：“明天我還來，廠里有事。”我點頭。
我看著她的車慢慢遠去，尾燈在夜色中漸漸變小。
風從街道盡頭吹過來，帶著一絲寒氣。
我關上院門，回頭看了一眼墻角那只鐵皮盒。
蓋子還開著，里面的記賬本攤在燈下。
我走過去，伸手把本子合上。
手指停在封面上，那是一本薄薄的、泛黃的筆記，上面寫著四個字：“小燕的賬。”我把它放回鐵皮盒里，蹲在門口，很久沒有站起來。
07
第二天下午，沈立群來廠里調研。
這一次她沒有走程序，只是讓秘書提前打了個電話，說要看廠區。
她穿了一件深藍色夾克，戴著安全帽，在一排老車間里穿行。
走到第二車間的時候，她停了下來，看見我正彎腰檢查一臺老式車床。
她站在車床旁邊，隔著幾步遠，安安靜靜地看著我干活。
我沒抬頭，但我知道她在。
手上正在車一刀活，技術不嚴謹容易出偏差，眼睛不敢離開工件。
等那刀車完，我退了一步，關掉車床，這才轉頭看她。
“這臺車床是哪一年的？”她問。
我抹了一把額頭上的汗：“1962年的。全國第一批自主生產的C620型普通車床，市里一共分到三臺，就這一臺還在運轉。”她走近幾步，伸手摸了摸車床的床身，指尖碰過已經被磨得發亮的操縱手柄。
“這臺床子，我爹開過。”我說。
她轉過身，看著我：“周叔在廠里干了多少年？”
“三十年。”我說，“1960年進廠，1990年退休。他開了一輩子車床，手的繭子厚得能刮火柴。”她微微點頭，沒有接話。
她繼續往車間深處走。
走到廠房后墻，她停住腳步。
墻上一塊斑駁的銅牌，上面刻著幾行字：“建廠志：1958年，紅磚煙囪建成投產，為全市第一根工業煙囪。當年，廠里支援西南三線建設，調撥三臺C620型車床。以上由周軍、李長河、孫大壯共同記錄。”沈立群站在那里，把那塊銅牌上的字看了很久。
她轉過身，問我：“廠長知道這塊銅牌的存在嗎？”我說：“知道。但他申報材料里寫的是1968年建廠。”她沉默了一下：“這中間差出來的十年，影響很大。”
那天下午，沈立群在廠會議室召集了一個座談會。
劉景天廠長在座，幾個車間主任也在。
沈立群開口：“我今天初步看了看廠區，發現申報材料里有些數據和廠志對不上。我建議先暫緩申報，核實清楚再說。”劉景天的臉色變了：“沈書記，這個申報是市里批過的，我們……”沈立群沒讓他說完：“市里的批復，可以改。廠里的歷史，不能改。”會議室里安靜得能聽見墻上石英鐘的滴答聲。
劉景天嘴角動了動，但最終沒接話。
散會之后，宋曉明湊過來，壓低聲音跟我說：“建軍，你看見劉廠長那臉色了嗎？青一塊紫一塊的。”我沒搭話。
那天傍晚下班的時候，沈立群站在廠門口，看見我推著自行車出來。
她走過來：“建軍哥，陪我走走。”我點頭。
兩個人沿著廠門口那條老馬路慢慢走。
路邊的梧桐樹落葉飄了一地，踩上去沙沙響。
她走在我旁邊，步子不快。
“那臺車床，還能干活嗎？”她問。
“能。精度還不錯，上個月還車了一批零件。”她微微點頭：“廠里的技術力量呢？年輕人多不多？”我想了想：“最近兩年分來三個大學生。一個走了，一個調走，還剩一個在技術科。”她沒有再問。
走了一段，她忽然說：“廠子要保下來，得靠數據說話。你手里那本廠志，是證據。你愿意把里面的內容整理給我嗎？”我說：“愿意。”她停下來，看著我：“哥，謝謝你。”那兩個字說得輕，但我聽得很清楚。
她說的是“哥”，不是“建軍哥”。
那天夜里，我回到家里，把那只鐵皮盒打開，取出父親留下的那本廠志，翻開。
一行一行的字跡映入眼簾。
“1962年11月，三號車床調試完畢，首批零件合格率87%。改進工藝后，合格率提升至96%。”
“1965年春天，廠里支援三線建設，三臺車床調撥西南。我親自裝箱，釘了十二根鐵條。”
“1971年冬天，廠里停電，全廠工人加班三天三夜，把最后一批訂單趕完。”字跡工整，一筆一劃，像父親做事一樣，踏實而緩慢。
我翻到最后一頁，是1990年4月。
父親寫道：“退休前，最后車了一個零件。是一根軸，給四號車床換的。以后來接班的人，不知道還會不會記得這些機器。”我在那行字下面，輕輕按了一下。
像父親還站在我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