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2018年深秋，窗外冷雨敲得玻璃啪啪響。
我在辦公室對著一沓欠條發愁，羅宏志推門進來，身后跟著個穿灰西裝的老外。
老外開口就是流利的中文：“我要訂五十萬噸復合肥。”我手里的茶杯差點沒端住。
羅宏志激動得臉都紅了，催著我要簽合同。
可我看著付款方式那欄“貨到后四十五天內電匯”幾個字，總覺得哪里不對勁。
老板蕭永健叼著旱煙桿子看了半天合同，只說了一句話。
就這一句話，三天后，對方的董事長帶著五個高管從芝加哥連夜飛了過來，進門第一句話就是：“我們服了。”
01
我叫徐秉毅，是鴻豐化肥廠的銷售經理。
我們廠在縣城北邊的工業區，占地不大，年產量三十萬噸。
在行業里不上不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
2018年行情不好，復合肥價格跌得厲害，廠里庫存堆得像小山似的。
那個秋天，廠里已經兩個月沒發工資了。
我辦公室抽屜里放著十七張借條，都是工人們急用錢時找我借的。
我也沒錢，只能幫著去找財務催，財務說老板在想辦法。
可辦法想了兩個月，也沒見錢進賬。
那天下午，雨下得特別大。
我正對著電腦發呆，門突然被推開了。
羅宏志站在門口，頭發被雨淋濕了，臉上的表情像是中了彩票。
他身后站著個穿灰西裝的外國男人，四十來歲，個子不高，戴一副金邊眼鏡。
“小徐，快倒茶！”羅宏志的聲音都變了調，“這位是喬治先生，美國HG農業公司的副總裁！”
我愣了一下，趕緊站起來去倒水。
喬治走進來，打量了一圈辦公室，臉上的笑容很職業。他中文說得相當流利，張嘴就說：“徐經理，久仰大名。”
我給他倒上茶，他接過杯子的時候，我看見他的手指甲修得很整齊，袖口的扣子是銀色的，看上去派頭很足。
羅宏志把手里的一份文件拍在我桌上，聲音都在發抖：“小徐，你看看，喬治先生要訂五十萬噸復合肥，五十萬噸！”
我被這個數字震住了。
五十萬噸什么概念？
我們廠滿負荷生產一年也就三十萬噸。
要是按現在的市場價，這筆訂單的金額得上億。
廠里已經半年沒接過超過一千噸的單子，上億的單子簡直像做夢。
我伸手去拿那份文件，手指有點發麻。
封面上印著英文，燙金的LOGO，一看就是正式文件。
翻開來，里面的合同條款寫得很正規，產品型號、技術參數、包裝要求，該有的都有。
可翻到付款方式那頁，我看見了那幾個字：貨到后四十五天內電匯。
貨到付款，還是四十五天賬期。
也就是說，對方一分錢定金都不出，等著我們把貨送過去，他們驗收了再付錢。五十萬噸的貨，光生產成本就得好幾千萬，全得我們先墊。
我把這頁翻過去，壓在桌上，又看了看喬治。
他端著茶杯，笑瞇瞇地看著我，好像在等我激動地點頭。
羅宏志在旁邊催：“小徐，趕緊給老板打電話啊！這么大的單子，可不能讓人跑了！”
我沒動。
腦子里轉得飛快。
大學時我學的是國際貿易，知道“貨到付款”這種付款方式在國際貿易里叫OA付款，通常只給合作了多年的老客戶，而且還要投保信用保險。
一個新客戶，一上來就要這個付款方式，這不合規矩。
“羅總，”我壓低聲音，“這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怎么了？”羅宏志打斷我，“人家是大公司，不可能賴賬的。”
喬治放下茶杯，接過話頭：“徐經理放心，我們HG公司在國際農業領域很有影響力。這次之所以選擇貴廠，是因為你們的性價比最高。”
他說話時一直看著我的眼睛，表情誠懇。
我沒接話，把合同合上，說：“這事得讓老板拍板。”
羅宏志急了，一把拉住我：“小徐，你傻啊？這種機會千載難逢！”
我沒理他，拿起合同往外走。
喬治叫住我，遞給我一張名片。
名片很精致，燙金字體印著：GeorgeWilson，VicePresident，HGAgriculture。
我看了看，放進兜里，出了辦公室。
02
蕭永健的辦公室在廠區最里面，是棟老樓。
樓是九六年建的，外墻的瓷磚已經掉了好幾塊。
樓梯口堆著幾袋化肥樣品，袋子上落了一層灰。
我推門進去，蕭永健正坐在辦公桌前看報紙。
他今年五十五歲，頭發花白，臉曬得黑里透紅。
左手夾著一根旱煙桿子，右手在桌上敲著節拍。
早年他是在菜市場擺攤的，后來包了一個化肥廠做車間，一步步干到現在。說話糙得很，但腦子快。
我把合同放在他面前，把事情說了一遍。說完后，他抽了口煙，沒吭聲。
我等了半分鐘，他還是不說話。
“老板，這個單子……”
“看見了。”他拿過合同，翻了翻，翻到付款那頁停住了。又翻到后面的技術附錄，翻了幾頁，又停住了。
“老板，我覺得這事不太對。”我忍不住說。
“哪里不對？”
“付款方式。貨到付款，一分錢定金不給，風險太大。”
蕭永健沒回答，繼續看合同。煙缸里的煙灰已經堆成了小山。他看得特別慢，每頁都要看好幾遍。這種看合同的方式，我好像從沒見過。
他看了一個多小時。
我在旁邊站著，腳跟都站疼了。羅宏志打了好幾個電話來催，我都摁掉了。
終于，他把合同合上，放在桌上。又把旱煙桿子叼起來，抽了一口，吐出煙圈。
“合同沒什么問題。”他說。
我愣住了，正要開口，他又說：“但事不對。”
“他沒有挑剔。”
蕭永健把煙灰磕掉，看著我問：“小徐，你做過生意嗎？你去菜市場買根蔥，還得挑挑揀揀。五十萬噸的單子，人家連價格都沒談，質量也沒提要求，直接就拍合同，你覺得正常嗎？”
我后背突然有點發涼。
“他看中了我們什么？”蕭永健繼續說，“我們這個廠，設備老，產量小，位置偏。他為什么不找那些大廠？沿海的大廠產能更高，運輸更便宜。”
“可能……我們價格低？”
“有可能。”蕭永健站起來，走到窗邊，“但也不對。真要做生意，怎么可能連價格都不談？合同里連單價都沒寫清楚。”
我翻了一下合同，發現他說得對。
合同里寫了總價，但沒寫單價。總價是按“市場價格”來算的。這個“市場價格”是個很模糊的概念，到時候可以往低里算，也可以往高里算。
“老板，那這合同……”
“先不急。”蕭永健回到座位上，“你把那個老外約來，我跟他聊聊。”
我出去給羅宏志打電話，他接起來就罵我耽誤事。我說老板要見人，他馬上說好，明天上午就帶喬治過來。
第二天上午，喬治來了。
蕭永健沒在辦公室接待他，而是把他帶到了車間。那時候車間正在生產，機器轟隆隆響。蕭永健帶著喬治轉了一圈，邊走邊聊，像拉家常。
“喬治先生，你中文講得不錯。”蕭永健問。
“謝謝，我在中國待了八年。”喬治說。
“那你一定去過很多地方吧？”
“去過不少。北京、上海、廣州。”
“那你覺得我們這個小縣城怎么樣？”
“很好，很安靜。”喬治回答得很官方。
轉完車間，蕭永健又帶他去看食堂。食堂里正開飯，工人們端著碗排隊。蕭永健問喬治要不要嘗嘗，喬治擺擺手說不用。
整個過程，蕭永健沒提合同的事，也沒問HG公司的情況。
喬治走的時候，蕭永健讓他填了一張訪客登記表。
喬治在表上填了自己的名字和護照號。
蕭永健看了看，又問一句：“喬治先生，你這次來中國是專門來我們廠的嗎？”
“是的，”喬治點頭，“專程來的。”
“那你住哪里？我們這地方小，酒店少。”
“我住在縣城那個商務酒店。”
蕭永健點點頭，沒再問。
送走喬治后，蕭永健讓我去查喬治的簽證信息。他注意到喬治的簽證是旅游簽，不是商務簽。雖然旅游簽也可以談業務，但這不符合常理。
我查了一圈，沒查出什么。蕭永健不甘心，讓我去找老同學問問。
03
我有個大學同學叫蔣君浩，在南方一家合資化肥廠當生產部長。
他消息很靈通，行業里的事都知道。我打電話給他，說了喬治和HG公司的事。他聽完沉默了一會兒，讓我等三天。
那三天里，蕭永健每天照常上班，該干啥干啥。
羅宏志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天天往老板辦公室跑，催著要簽合同。蕭永健就是不松口，只說“再等等”。
第三天晚上，蔣君浩的電話來了。
“秉毅，我給你查了。HG公司，全稱HGAgricultureCo.,Ltd.，在美國注冊，注冊時間是今年三月份。”
“今年三月？”我心里咯噔一下。
“對，注冊不到一年。”蔣君浩繼續說，“公司注冊資本十萬美金，注冊地址是個郵政信箱。這個公司在南美和東南亞也有業務，但都不是正兒八經的貿易。”
“什么意思？”
“他們在菲律賓和印尼都用同樣的模式做過，都是找中型化肥廠簽大單，然后貨到付款。貨發過去后，他們會以質量不合格為由拒付貨款，或者拖到對方倒閉。”
我握著電話的手抖了一下。
“他們得手了嗎？”我問。
“菲律賓那家廠被拖了兩年，去年破產了。印尼那家還在打官司，看情況也撐不住。”蔣君浩停頓了一下，“秉毅，你們千萬別上套。”
“我知道了。”
掛了電話，我坐在辦公室里，腦子里嗡嗡響。
五十萬噸，貨到付款，新注冊的公司，差到可怕的信譽……這一環扣一環，擺明了就是個圈套。
我把這事告訴了蕭永健。
他聽完后沉默了很長時間，煙灰缸里的煙抽了一根又一根。我等了好一會兒，問他該怎么辦，要不直接不簽了。
“簽。”他說。
我吃了一驚：“老板，明知道是坑還往里跳？”
“誰說往里跳？”他掐滅了煙頭，“他想吃我們，我們就讓他嘗嘗被噎著的滋味。”
接下來三天，蕭永健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連飯都是讓人送進去的。
他讓我把合同復印了好幾份，每天在桌上攤開，一筆一劃地看。又讓我去找律師劉正明，讓他幫忙看看有沒有什么漏洞。
劉正明是縣城里最好的合同律師，干了二十多年，什么花樣都見過。
他看了合同后說，這個合同框架很標準，沒有任何問題。但是那個付款條款是典型的“買方占優”，只要貨到了他們手里，對方就占據了主動。
“有沒有辦法破解？”蕭永健問。
“有，但需要對方配合。”劉正明說。
“什么辦法？”
“在合同里加一條，規定如果買方要求提高質量驗收標準，賣方有權要求買方支付質量保證金。”
蕭永健想了想，又問：“這一條，對方會同意嗎？”
“正常情況不會同意。”劉正明說，“但如果把這條寫進技術附錄里，用專業術語包裝一下，對方可能不會注意到。”
蕭永健笑了。
“那就這么辦。”
04
簽約日期定在一周后。
在此之前，喬治派了兩個人來廠里，說要“熟悉廠區”。
蕭永健讓我全程陪同，帶他們看車間、倉庫、實驗室。
他們問我什么我就說什么，客客氣氣的。
但我總覺得哪里不對勁。
這兩人不像做生意的人。
他們對生產流程不感興趣，反而對倉庫的布局、運輸路線、廠區的監控點問得很詳細。
有一個人還在包裝車間里蹲下，假裝系鞋帶。
他蹲下去的時間太長了，至少有一分鐘。
我沒有拆穿，但當他們走后，我溜回包裝車間，蹲在剛才那人蹲過的地方，仔細看了看周圍。
機器底下有個黑乎乎的東西，我伸手去摸，摸到一枚紐扣電池大小的東西。
竊聽器。
我手腳冰涼，把這個東西拿給蕭永健看。他拿在手里端詳了一會兒，笑了。
“果然沉不住氣。”
“老板，這東西……”
“留著。別拆。”蕭永健把它放回原位，“讓他們聽，讓他們聽聽我們打算怎么‘糊弄’他們。”
那天下午，蕭永健特意在車間里大聲說了一句：“這批貨我們按最低標準做，反正他們也不懂。”
這句話是說給竊聽器聽的。
簽約前一天，蕭永健把羅宏志叫到辦公室。
“老羅，明天的合同，你負責簽。”
羅宏志高興得眼角的褶子都笑開了，連聲答應。
“但是，”蕭永健補充道，“明天簽約時，你必須把中文版合同放在最上面。如果對方說要核對，你就說‘按中國法律，在中國簽的合同中文版優先’。”
“沒問題。”羅宏志拍著胸脯保證。
當晚，蕭永健讓我和他一起把合同的封面換了。
原來的封面是英文的，我們換成了中文封面。
里面的內容也換掉了，換成了劉正明重新擬的那個版本。
表面上看，只是換了封面，但里面的條款其實已經被優化了。
“老板，這算不算欺騙？”我問。
“做生意就是這樣。”蕭永健沒回答，反問他，“他們設局害我們，我們干嘛要講客氣？”
“可是，萬一對方發現了……”
“發現了更好。”蕭永健抽著煙，“他們做的是見不得光的事，難道還敢去告狀？”
第二天上午，喬治帶著三個律師來了。
簽約地點在廠里的會議室。會議室很簡陋，墻皮都掉了一塊。蕭永健讓人打掃了一下，擺上一盤水果和一壺茶。
喬治坐下，把合同攤開，讓他們帶來的律師逐條核對。
三個律師很專業，每個條款都要討論好幾分鐘。
他們認真核對英文版合同，但是，蕭永健的動作讓他們分了心。
蕭永健一直端茶倒水，一會兒說“吃點水果”，一會兒說“嘗嘗本地的茶葉”，打斷了他們的思路。
關鍵的地方來了。
律師核對到技術附錄時，蕭永健突然站起來，指著窗外說：“喬治先生，你們的車停在哪兒？小心被貼罰單。”
喬治一愣，轉頭看向窗外。
就在這個空檔里，附錄那一頁被翻過去了。
等律師轉回來，繼續往下讀，那一頁已經被翻過了，他們沒有注意到附錄里的那個特殊條款。
核對完中英文版后，喬治要求以英文版為準。按照他的想法，英文版才是正式文本。
但蕭永健不同意。
“喬治先生，我們這里是中國的公司，在中國簽約，如果產生糾紛，也要接受中國法律的管轄。所以中文版應該是正式的文本。”
“我們是美國公司，應該用英文版。”喬治很堅持。
這場爭論持續了一個小時。
僵持不下的時候，羅宏志按照蕭永健的指示，拿出了最后一招：“喬治先生，這樣吧。既然你堅持英文版，我們堅持中文版。那我們就兩個版本都簽，最后打官司的時候，由法院來認定哪個版本是正式的。”
喬治想了很久，最終點頭了。
也許他覺得中文版和英文版是一樣的。
也許他覺得，反正貨到了他們手里，合同怎么簽根本不重要。
總之，他在兩份合同上都簽了字，蓋了章。
簽約成功后，羅宏志高興得差點跳起來。
喬治握著蕭永健的手，笑著說：“蕭先生，你們是爽快人，合作愉快。”
蕭永健也笑，嘴里叼著旱煙桿子：“合作愉快。”
送走喬治后，我拿著中文版合同，手有點發抖。
蕭永健走過來，拍了拍我的肩膀。
“慌什么，他們慌的日子還沒來呢。”
05
合同簽完后，廠里開始生產。
第一批十萬噸，工廠開了兩條流水線，工人三班倒。機器轟鳴聲從早響到晚。
羅宏志興奮得像打了雞血，天天在車間里轉悠。他已經在算提成了，天天算自己這一單能拿多少獎金。
我每天都去車間，盯著生產進度。
生產很順利，質檢科長劉順帶著人，全程把關。
喬治的人一周來廠里兩次，每次都待一天。他們表面上是來看貨，實際上是在繼續利用那個竊聽器監聽我們的談話。
蕭永健加戲加得很足。
他在車間指揮生產時，會故意對劉順說：“老劉，這批貨用不到那么好的原料，換便宜的。”劉順也配合著說：“明白。”
這些話都是說給竊聽器聽的。
可我一直不太踏實。
喬治簽完合同后，又來過兩次。每次他臉上都掛著笑，讓人捉摸不透。他不看貨，不問進度，不催發貨，甚至很少提質量問題。
一切都很順利，但他越是這樣，我心里就越沒有底。
一天中午，我跟蕭永健在食堂吃飯，把心里的想法告訴他。
“老板，喬治那邊太安靜了。”
蕭永健啃了一口饅頭：“嗯。”
“他不著急嗎？五十萬噸的單子，一點催貨的意思都沒有。”
“急什么。”蕭永健慢吞吞地說，“他的目的不在貨上。”
“那在哪兒？”
“在合同上。”蕭永健放下了筷子，“他要的是我們違約。”
我不太明白。
蕭永健解釋：“你想想，貨到付款這個條款，對我們來說最危險的是什么？是錢要不回來。對他來說最有利的是什么？是我們先違約。只要我們違約了，他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把責任都推到我們頭上。”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把球踢到他那邊去。”
那天下午，蕭永健突然讓劉順重新調整生產參數。
“老板，這批貨是按什么標準生產的？”劉順問。
“按合同里寫的標準。”蕭永健說。
“合同里的標準是國際標準，很嚴苛。我們目前的生產參數，只能滿足國內標準。”
“那就調。”蕭永健很堅定，“按國際標準來，一分錢一分貨。”
劉順愣住了：“老板，國際標準比國內標準高很多，我們的成本得漲百分之十五。而且萬一對方不認賬，這批貨就爛在手里了。”
“他肯定不認賬，”蕭永健說，“但我要的就是他不認賬。”
這段話被竊聽器錄了下來。
三天后，喬治突然來了。
他臉色不太好，一進辦公室就說：“蕭先生，關于你之前的那個質量保證金條款……”他已經發現自己中了圈套。
那個條款被他忽略了，現在才想起來。
“那個條款寫得明明白白，”蕭永健回答，“你簽字時已經同意了。”
“但我沒有注意到。”喬治臉色更難看了。
“那就是你的問題了。”蕭永健不為所動，“喬治先生，我們中國人做生意有個規矩：簽了字就不能反悔。你們美國人不也講究契約精神嗎？”
喬治的眉頭皺得很緊。
“蕭先生，我可以理解為你是在跟我們打心理戰嗎？你故意在生產參數上調高，逼我們承認貨到了你們的標準。但這批貨我們根本不需要按國際標準生產。”
“那你們要什么標準？”
“國內標準就行。”
“不好意思，”蕭永健攤開手，“合同里寫的是國際標準，我們只能按合同來。”
喬治沉默了很長時間。
最終他說了一句話：“我需要打個電話。”然后走出了辦公室。
我看著窗外，喬治在院子里背對著辦公室打電話，打了一通又一通。
大概二十分鐘后，喬治回來了。
電話這頭的下棋規則，他看懂了。
“蕭先生，”他突然笑起來，“我承認，你看穿了合同。但現在的問題是，貨還沒發貨。如果我說貨不合格，你們就賣不去給別人，你們的損失會很大。”
“你會說貨不合格嗎？”蕭永健問。
喬治沒回答。
接下來的兩天，沒有絲毫動靜。沒有催貨電話，沒有任何人來看貨，甚至連簽收貨物的授權也沒有發來。
我坐不住了。
直到那天早上，我開車出去辦事，路過縣城郊區的一條巷子時，看見喬治的車停在路邊。我覺得不對勁，悄悄停了車，跟過去看。
他走進一個廠房，我跟著溜進去檢查。
廠房角落里堆著成堆的印刷好的化肥包裝袋。
包裝袋上印著HG公司的標志，五顏六色，堆得很高。
還有一條小型的包裝線已經安裝到位，隨時可以開工。
我趕緊拍了照片，跑回廠里，把事情告訴蕭永健。
蕭永健看著照片，沉默片刻，然后笑了。
“好家伙，連退路都準備好了。”
“老板，他們想把貨倒包賣出去？”
“當然。貨到了他們手里，馬上換包裝，換標志，然后高價賣掉。我們去找他們討錢時，他們就說貨有質量問題，不肯付錢。到時我們上哪找證據去？”
“那怎么辦？”
“簡單。”蕭永健說，“讓劉順加班，連夜在所有貨包上都貼上“銷售區限制”的標簽。”
“什么是銷售區限制？”
“就是指定這批貨只能發到某個港口，提貨單必須由我們簽字才生效。只要我不簽字，誰也別想提走貨。”
那個周末，倉庫里八千多噸化肥都貼上了這種限制標簽。
與此同時，蕭永健也正式向喬治提出了質量保證金的事。
06
喬治收到通知時，正在酒店吃飯。
據說他把面前的菜掀了。
這是后來羅宏志告訴我的。他當時就在旁邊，親眼看見喬治的臉紅到脖子根，然后抓起手機就出了包廂。
蕭永健提出的要求很明確：按照合同附錄的規定，你既然要求提高驗收標準到國際級別，你就有義務先支付百分之五的質量保證金，也就是五十萬噸貨的百分之五。
喬治很快打來電話。
他的話速很快，很急，聲音有點發抖：“蕭先生，你是在敲詐。你們的貨我們只要求國內標準，你們自己把標準調高的，憑什么收我的保證金？”
“喬治先生，”蕭永健慢悠悠地說，“你自己翻翻合同，附錄第三款寫得明明白白。如果你認為我們的貨不符合你的需求，你可以提出提標要求。但一旦提出，就必須付保證金。這是你親自簽字的條款，怎么能說我敲詐？”
“但你……”
“你這貨我們暫時不驗收了，”喬治說，“現在面臨違約的是你們。”
“違約？”蕭永健笑了，“喬治先生，你恐怕忘了另一件事。你簽的合同里明確寫了交貨期限。現在時間馬上要到了，你不驗收貨、不對貨作出確認，誤了船期、交了罰款或者斷了信用記錄，那可不是我的責任。”
喬治突然不說話了。
蕭永健繼續說：“我給你出個主意。你要是覺得保證金不合理，可以不提標。我們按國內標準交付，貨一出門你就付清款，一分錢定金我都不收。怎么樣？”
“我不提標，也不付定金。”喬治咬著牙說。
“那就簡單了。按合同第十二條，雙方意見不一致時，出口貨物以提標驗收為準。你既然不提標，我只能按規定生產國內標準，但如果貨到港口檢查時發現任何偏差，你要承擔全部責任。你確定你擔得起？”
“你……”
“喬治先生，”蕭永健打斷他的話，“我給你三天時間考慮。三天后，你如果不能達成共識，那就別怪我把這批貨拉回來。到時候運費算誰的，我們自己可以談。”
電話掛了。
辦公室很安靜。
羅宏志已經嚇傻了。他站在門口，臉都白了。“老板，你……你這是要跟人家撕破臉？”
“撕破臉怎么了？”蕭永健抽了口煙，“是他們先不要臉的。”
“可是萬一他們起訴我們……”
“起訴？”蕭永健冷笑，“他敢起訴我，我就敢公開他過去在菲律賓、印尼的破事！到時候看誰會倒霉。”
這時我才真正知道，蕭永健早就查清了喬治公司的底細。他之前打電話給那個菲律賓廠家，已經拿到了對方作惡的證據。
那三天是我這輩子最難熬的三天。
合同里的附加條款、監視、竊聽器、隨時可能爆發的官司……所有的事像一塊大石頭壓在胸口上，讓人喘不過氣來。
每天上班，我都擔心到門口看見一群穿制服的人等著抓我。
直到第四天，喬治打來一個電話。
他說：“蕭先生，我會讓我們的董事長查爾斯先生明天飛過來跟你談。”
“歡迎。”蕭永健說。
第二天一早，一輛黑色商務車停在廠門口。
車里走下來五個人。領頭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白人，頭發花白，穿深藍色西裝，臉色不好看。他身后跟著四個穿黑西裝的，個個表情嚴肅。
喬治站在最后，頭低著，不敢抬頭。
“查爾斯先生，”蕭永健迎出去，“歡迎來廠參觀。”
查爾斯沒接話，徑直走進辦公室，把門關上了。
我看著那扇緊閉的門，腿有點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