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慶全：中國對阿援助叫停始末

《駐阿爾巴尼亞商務參贊的回憶——讀翟厚仁<九三雜憶>》一文推出后，有熱心朋友陸續給我發來了一些關于當年中阿關系的珍貴史料。借著這些泛黃的故紙堆，我又翻查了一些史料，覺得有必要給那篇小文再補上幾筆。

國與國之間的交往，有時候就像人際交往的放大版。當年中阿兩國好得蜜里調油時，阿方領導人要起東西來，那叫一個理直氣壯。駐阿商務參贊翟厚仁在回憶錄里寫得明白，阿國最高領導人霍查曾毫不掩飾地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部長會議主席謝胡更是直白：“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

那股子“吃大戶”的理所應當，隔著幾十年的歲月，依然躍然紙上。

這種“理所應當”膨脹到什么程度？黨史專家何方曾回憶過一件讓人啼笑皆非的親身經歷：

一次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防部長巴盧庫訪華，提出要借我們的原子彈在他們國慶檢閱時展出，嚇唬嚇唬美帝和蘇修，然后立即歸還。這個問題連我這樣的小干部得知后都覺得太可笑，中央自然給謝絕了。

何方在回憶中沒提具體年份，但翻開《李先念年譜》就能找到草蛇灰線：巴盧庫是在1972年11月6日來訪的，而11月28日正是阿爾巴尼亞的國慶日。想來，這出“借原子彈”的荒誕劇，大致就發生在這個節骨眼上。

其實，早在“借原子彈”之前，阿方的胃口就已經讓中方感到吃力了。翟厚仁回憶，1970年夏天，以阿國部長會議副主席凱萊齊為團長的代表團訪華，再一次獅子大開口，引起了中方“大家的不滿”。

翟的記憶十分精準。那次負責與阿方對接的，正是李先念副總理?！独钕饶钅曜V》1970年8月14日的條目中對此有明確記載。

8月15日，李先念在與凱萊齊會談時，把話說得很透：我們想根據毛澤東同志和霍查同志所締造的中阿兩黨的友好關系的原則，確定各項援助……但我們應當看到另一方面，就是我們的經濟還很落后，這一點我們是要給阿爾巴尼亞的同志說清楚的。既要想到你們的需要，又要看到我們的可能。能辦的，我們應該辦；辦不到的，或者今天辦不到的，我們就和同志們交換意見。

“量力而行”，這是李先念道出的中方援助底線。然而，在那個被國際陣營和意識形態裹挾的年代，我們往往習慣于“算政治大賬”，而委屈了“經濟小賬”。到了當年9月中旬，外交部、外經部、外貿部還是咬著牙敲定了對阿經援方案。

按這個方案，成套項目大體滿足了阿方要求，一般物資只滿足了三分之一。即便如此，按國內價格計算，中方仍要給阿方撥款13億元，扣除阿方在出口物資中償還的3億元貸款，中國實際要掏出10億元的真金白銀。

10月16日，李先念陪同周恩來出席簽字儀式，代表中國政府在這份沉甸甸的長期無息貸款協定上簽了字。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國際格局的堅冰開始松動。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中美聯合公報》在上海發表，中美關系走向正?；?。這一下，阿爾巴尼亞不干了，對中方橫加指責。可有意思的是，指責歸指責，他們伸手要援助的姿勢卻一點沒變。

《李先念年譜》1972年9月15日記載，李先念將外交部、外經部《關于阿爾巴尼亞新的經援要求的請示》報送周恩來時，寫下了一段意味深長的批語：阿爾巴尼亞提出建設要求太大了，談判起來是一場艱苦的說服工作，基本上擬同意這個報告。請審批。

雖然沒看到那次談判的具體史料，但從“艱苦的說服工作”這幾個字就能掂量出，中方對阿方的要求已經開始大打折扣了。

此后幾年，中阿關系陷入了一種怪異的循環：阿方這廂繼續伸手要錢，那廂卻對中國的內政外交說三道四；中方對阿方的援助，也隨著這種貌合神離，慢慢收緊了口子。

1975年6月15日，阿國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查爾查尼帶著政府經濟代表團又來了，目的是要中國在阿國“六五”計劃期間繼續提供援助。

6月16日下午，李先念同查爾查尼交了底：我們將一如既往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給予積極援助。但我們認為，你們要求的數量和我們的實際能力差距太大……我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確實有很多困難，請你們體諒。最終，中方拍板：只能提供5億元人民幣的貸款。

聽完這個數字，查爾查尼當場表示“不滿和無法理解”。7月3日，李先念在相關協定上簽字。中方講究“量力而行”，阿方依然覺得“理所應當”，這道裂痕，再也彌合不上了。

其實，對于中阿關系的微妙變化，中方高層也有察覺，并在輿論上開始降溫。一個生動的細節是：1976年9月29日，姚文元在審閱新華社《世界革命人民永遠懷念毛生席》一稿時，對文中用王勃的名句“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毗鄰”來形容中阿關系提出了意見。他特意打電話給新華社說：“這是王勃的詩，不一定只用這句話，話有很多嘛。”

“海內存知己”，當然是一句好詩；可兩國是不是仍稱得上“知己”，在當時顯然已經需要掂量。刪掉這句詩，折射出當時高層對阿宣傳口徑的微妙轉變。

1976年10月，中國粉碎“四人幫”，歷史翻開新的一頁。而同年11月，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召開七大，開始公開對中國內政指手畫腳。

面對這個“填不滿又翻臉無情”的弟弟，中國終于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錢袋子。1977年1月，對外經貿部召開座談會，討論對外援助調整問題。會議決定將受援國分門別類，為縮減外援總量做鋪墊。雖然阿爾巴尼亞仍被列為五個“重點對象”之一，但要求已變為“盡量承擔援助任務”，不再是無底線的滿足。

徹底撕破臉的日子很快就到了。1977年7月7日，阿勞動黨機關報《人民之聲報》發表長文《革命的理論與實踐》，公然批駁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并用十幾種語言向全世界播發。在北京，各外國駐華使館和我國政府部門都收到了這篇文章。

面對這種情況，中國展現出了大國定力。7月27日，中聯部、外交部向中央報送處理意見；7月31日，經華國鋒同意，中央轉發通報，并要求“口頭傳達到全體黨員和群眾”。

這份通報定下了基調：阿方手法惡劣，是對我方攻擊的升級。但從國家層面，我們不公開論戰；私下接觸時，可適當闡明立場。通報還特別囑咐：考慮到阿國廣大群眾是好的，對在華的阿國留學生、實習生，仍要友好相待；若對方無理指責，堅決頂回去，但不予糾纏。至于援助，繼續按已簽協議執行。

這份通報，一直傳達到了中國社會的最基層。當年在昌平某部服役的女兵王元元，就在筆記本上認真記下了傳達內容。多年后，她向我回憶起當時的真實場景：

當年大家對阿方的做法非常氣憤，議論紛紛。我們援助了他們那么多，他們反而這樣說三道四！通報雖然要求我們友好相待，但大家在感情上根本做不到。我們那里也有阿方的實習生，本來食堂是給他們開小灶的。通報傳達后，食堂立刻取消了小灶，讓他們和我們一起吃大鍋飯。平時大家也不和他們接觸，立刻涇渭分明了。

民意如此，國家層面的決斷自然水到渠成。

1978年1月，外交部和外經部向中央提交報告，建議拖延援阿成套項目的建設。葉劍英在報告上批下八個大字：“能拖則拖，能甩則甩”。這八個字，態度已經相當清楚，幾乎可以聽見一扇門正在慢慢合上。

到了1978年春天，雙方在具體施工問題上徹底談崩。中方不再有求必應，阿方卻依然盛氣凌人，甚至幾次中斷談判。4月29日和5月20日，阿外交部兩次照會中國使館，指責中國專家“蓄意損害阿經濟”，在援助中“設置障礙”。6月7日，中方復照希望協商解決，阿國駐華大使竟傲慢地拒收照會。

仁至義盡，退無可退。1978年7月7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余湛在北京召見阿駐華大使貝哈爾·什圖拉，正式遞交照會：中國決定停止對阿經濟和軍事援助，停止支付援款，并撤回全部專家。

這次談話，是一場充滿火藥味的交鋒。中方人員先用阿爾巴尼亞語宣讀照會，明確指出兩國合作關系遭到破壞，全部責任在阿方。余湛說：我們給你們提供經濟援助，你們卻指責我們損害你們的經濟；我們給你們提供軍事援助，你們卻指責我們損害你們的國防……至今我們仍然珍視兩國人民的友誼，希望今后仍將保持正常關系。

而貝哈爾則指責中方的決定是“虛假的借口”、“別有用心的誹謗”，甚至反咬一口，稱中國“單方面撕毀協議，承擔全部嚴重責任”。

談話持續80分鐘，最終在激烈的爭吵中不歡而散。

至此，那盞曾經被高高舉起的“歐洲明燈”，在耗盡了中國人民節衣縮食省下的燈油后，終于在冷戰的寒風中黯淡了下來。中阿關系隨之進入了長達十多年的冰凍期。

直到15年后的1993年6月，阿爾巴尼亞副總理普利庫訪華，兩國才終于結束了不相往來的局面。

而彼時，世界早已換了人間，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也終于從狂熱的意識形態，回歸到了務實平淡的國家利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