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解散在野黨”成為選項，臺灣“民主”還剩下什么

7月30日，臺“內政部長”劉世芳宣布，將于8月初向臺“憲法法庭”聲請解散中華統一促進黨。這是民進黨當局三年內第三次推動針對統促黨的取締程序。2022年、2024年兩度操作先后擱置，如今再度重啟，這件事已經超出普通政黨爭議的范圍。

這起事件最值得追問的，不是被申請解散的是不是統派政黨，而是執政黨能不能借司法程序、以政治化指控為包裝，推動解散一個合法存在的在野黨。

如果這一步被接受，明天面對同樣風險的，就可能是任何一個不合執政者心意的在野力量。到那時，受損的就不只是某一個黨，而是臺灣民主制度容納反對、保障異見的基本規則。

此次，臺內政部門提出的三項主要依據：一是，指稱統促黨接受外部力量指導，在臺搭建組織網絡，介入基層選舉與兩岸民間交流；二是，指稱其關聯多起街頭沖突事件，擾動社會秩序；三是，指稱部分黨員有刑案記錄，組織具有黑幫化運作特征。

讓民眾質疑的是，這些指控是否足以構成解散一個合法登記政黨的法理基礎？

現代法治最基本的一條底線，就是罪責自負。誰違法，誰擔責；個體違法，責任歸于個體；個別成員涉嫌違法，不當然推出整個組織違法；部分黨員有問題，也不當然等于整個政黨應被剝奪存在權。司法懲戒的邊界，應當嚴格限定于具體行為、具體責任和具體證據，不能輕易跨越到對整個政治組織的清除。

針對臺內政部門的相關指控，統促黨方面也已公開回應。張安樂表示，統促黨兩萬余名黨員的涉案比例，與臺灣社會平均犯罪比例相近，不存在組織化、系統性犯罪特征；所謂基層宮廟合作，實質上是民間自發的戰時民生互助預案；兩岸民間往來與社團交流，也是在現有法規框架內展開。

這些說法至少說明：這不是一起事實閉合、毫無爭議的案件，而是一起存在明確抗辯、社會分歧尚未消失的案件。在這種情況下，民進黨當局卻急于把它一步步推向“解散政黨”的最高級別制度處置，問題就已經不只是執法尺度，而是政治邊界。

島內已經有人看到了這一層風險。《中國時報》社論指出，這不是普通個案，而是行政機關以政治意志主導司法程序、以公權力壓縮結社自由，對臺灣民主憲政構成危險試探。這個聲音很重要，因為它反映出島內已經出現清晰的警覺：眼前發生的，不只是裁斷一個政黨的是非，而是能否拿司法程序處理政治立場之爭。

這種警覺是普遍的。國民黨民意代表翁曉玲也提出警告：如果這種“司法滅黨”的邏輯一旦成例，未來被波及的不會只是一支統派政黨，中國國民黨同樣可能成為下一輪目標。它揭示出一個所有社會都明白的常識：一旦“解散在野黨”成為選項，威權就已成為現實。

這也正是為什么，這起事件的嚴重性，與統促黨是不是統派并沒有根本關系。

只要社會接受了這樣一套邏輯——執政者可以把政治爭議包裝成法律理由，把在野力量塑造成制度威脅，再通過正式程序加以清除——那么所有在野政黨、異見團體、敏感社團，都會被置于同一種政治風險之下。

即便從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看，這種風險也是嚴重警訊。西方民主的要義，不是執政者有權決定誰可以反對、誰不可以存在。一個政黨的個別成員可以因違法行為承擔法律責任，但一個合法存在的政黨，不應因為政治立場有爭議，就被一步步清除。

再從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自由民主原則來看，這樣的做法同樣很難成立。無論是結社自由、言論自由等，指向的都是同一個底線：政黨可以落選，卻不應被執政者隨意清除；政見可以被反駁，卻不應被競爭對手抹除。

此外，這件事帶來的傷害，不會只停留在政黨層面，還會迅速外溢到社會生活本身。只要“解散在野黨”這種最高級別的制度手段被正式擺上桌面，整個社會接收到的信號就會變化：有些議題最好別碰，有些話最好別說，有些立場最好不要公開表達。接下來發生的，就不只是某個政黨受壓，而是社團更謹慎、媒體更顧忌、校園更敏感、公共討論更容易滑向政黨審查。

其中，對年輕人的傷害尤其深，而且很難修復。年輕人在這個案件里最先學到的，不是民主如何競爭，而是權力可以決定哪些意見能活、哪些立場該消失。這樣的政治教育，訓練出來的不會是成熟公民，而是習慣先判斷風險、再決定沉默的人。久而久之，最該有活力、最該有表達、最該有判斷的一代，反而可能被訓練成謹慎回避、默認單一聲音的一代。

更深層的傷害，是年輕人會逐漸失去對制度的信任。當他們看到，制度不是保護所有人的，而是可以被執政者拿來定向使用；程序不是平衡分歧的，而是可以被用來清除某類力量的，那么他們很難繼續相信法治是中立的、參與是有意義的、民主是真有競爭的。這種傷害，比一時的黨爭更深，因為它傷的是未來。

當然，現階段臺“憲法法庭”解散政黨需要超過法定三分之二席位同意，這一高門檻意味著本次聲請未必能夠通過。程序結果仍有變數，司法層面未必會照單全收。但問題的關鍵，從來不只在結果，而在先例本身。只要“解散在野黨”已經被正式擺上桌面，只要“以政治爭議推動制度清除”已經成為現實選項，社會對于規則、邊界和風險的判斷就已經被改寫了。

《中國時報》的社論、統促黨的回應、翁曉玲的警告，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事實：臺灣社會內部并不是無人警覺，更不是只有一種聲音，而是已經出現了對“執政者能否動用權力解散在野黨”這一問題的真實不安。

這起事件真正危險的，不在表面的法律動作，而在它向全社會傳遞的那套邏輯：不同意，可以一步步變成不允許存在；反對，可以一步步變成清除對象。一旦這套邏輯被接受，臺灣失去的就不只是某一股政治力量，而是民主政治賴以成立的底線、社會生活賴以松弛的空間。

來源：湖畔看局（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