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鐵鷹、王毅：《西游記》演化的最后一公里——蘄州荊王府與金陵世德堂之間關聯的調查與考證

歷史脈絡：荊王府與《西游記》話題的提起及意義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淮安縣地方政府在調查考察中發現了《西游記》作者吳承恩的故居及墓地，又發現了吳承恩的的頭蓋骨和一塊刻有“荊府紀善（射陽吳公之柩）”字樣的半截棺頭板。

吳承恩塑像

這些成果送經中國社科院著名考古專家賈蘭坡教授鑒定確認后，遂由當時的淮安縣政府在1982年召開的全國第一屆西游記學術研討會上發布，這也就成為了吳承恩與《西游記》研究一個新階段的標志和錨定物證。

其中詳細過程與學術考據，資深吳承恩研究專家、當年調查考察參與者劉懷玉先生和我們前此都有詳細敘述，不再復述。[1]

其中刻有“荊府紀善”字樣的半截棺頭板尤為重要。“荊府”，即坐落在蘄州（今湖北省蘄春縣）的明荊王府，“紀善”為明代王府設置的八品官職，這個職務與參與《射陽先生存稿》初刻本編輯整理、自稱“通家晚生”的吳國榮在《射陽先生存稿跋》[2]中所說的“為母屈就長興悴，又不諧于長官，是以有荊府紀善之補”相呼應，因此吳承恩與荊王府的關系向無異議。

最初學界曾認為吳承恩沒有實際到任。這是著名學者蘇興先生最早提出的觀點。蘇先生在吳承恩生平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貢獻是考定吳承恩于嘉靖四十五年出任長興縣丞，后因受當地劣紳小吏誣陷下獄，不久又有“荊府紀善”的任命得到名譽平反。

關于吳承恩是否去湖北實任，蘇興先生的《吳承恩年譜》“嘉靖三年”條下說：“很有理由認為吳承恩得到名譽的補償之后，便退官回家，干脆沒有去湖北到任。”[3]

由于蘇興先生的影響，這個判斷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曾被廣泛且無條件采用，但今天看來這個判斷是錯誤的——導致這個錯誤的是一個原本不起眼的誤讀，即吳承恩《射陽先生存稿》中有一篇《贈邑候湯濱喻入覲障詞》，蘇先生誤讀了“湯濱喻”這個人而認為隆慶三年吳承恩人在淮安，這樣他實任湖北荊王府就幾乎沒有時間和空間了。

《射陽先生存稿》

后來情況發生了變化。

第一，劉懷玉先生指出了蘇先生對《贈邑候湯濱喻入覲障詞》的誤讀，這篇障詞并非寫于隆慶三年[4]。這就凸顯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在各種吳承恩的年譜上，隆慶元年底至四年年中，都有兩年多時間的活動空白，吳承恩去哪兒了？

第二，吳承恩有些詩詞因為沒有明顯的時間、地點表述而無法系年，但有些學者如彭海、張宏粱、陳瞰等認為這些詩詞如《白燕》《宴鳳凰臺》《送友人游匡廬》《送友人游洞庭》等其實包含有時隱時現的敘事元素，如果安放在湖北荊州的背景下倒是非常合適。

我們對于蘇興《吳承恩年譜》上的兩年多時間空白比較注意，認為以吳承恩社交的廣泛和多樣，這段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的空白非常顯眼且怪異；同時我也認為前述研究者的關于部分詩作可以落實在湖北的討論很有意義，吳承恩的某些詩文確有可能是在荊府紀善任上所作，可以做深入探究。

《吳承恩譜傳》

于是在1988年我們第一次去了荊王府所在地湖北蘄春縣考察，并且在以后的三十多年內前后去了八次。在蘄春縣和武穴市多位研究者、愛好者[5]的幫助下（武穴舊名廣濟，也屬于以蘄州為中心的鄂東蘄黃廣文化圈），頗有收獲，基本上勾勒出了吳承恩整理潤色《西游記》的時間地點及文化背景，以及書稿流通至金陵世德堂刊行問世的完整過程。大致說來，主要成果是：

第一，建立了一條關于《西游記》作者問題的證據鏈。

如所周知，百回本小說的祖本世德堂本前面有一篇署名“秣陵陳元之”的《刊西游記序》，根據序言對《西游記》的評價看，這位《序》作者應該是南京本地人，與世德堂的老板有過比較充分的交流，至少認真看過《西游記》的書稿，對事情的來龍去脈有大致了解。在談到書稿的來源時，他提到：

《西游》一書，不知其何人所為。或曰：“出今天潢何候王之國”，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

這段話學術界通常稱為“三個或曰”，研究者們都非常重視。大致解讀一下，就是《序》中介紹說：這本書書稿據說來自當今某個王府，可能出自王府幕僚之手，也可能是某位王爺的手筆。

世德堂刊本《西游記》

我們認為，這“三個或曰”可以作為證據鏈的一端，而淮安發現吳承恩具有“荊府紀善”的任職則可以作為證據鏈的另一端，中間環節則是吳承恩在蘄州的實任，這可以通過吳承恩的詩文得到證實。

第二，考定吳承恩確曾赴蘄州到任，在蘄州大約有兩年半的時間，在此期間完成了《西游記》的整理潤色。

在此基礎上，可以看到《西游記》有若干故事的情節與荊王府以及蘄州有關。如“玉華國”（86--88）故事的原型便是荊王府，烏雞國（36-39回）、朱紫國（68--71回）故事也和荊王府有關，這是一條有待關注的文化暗線。

更重要的是，蘄州有一個與荊王府關系密切的商幫“金陵幫”，它有可能是把《西游記》書稿轉運到金陵世德堂書坊的渠道。這樣就解開了《西游記》成書研究中的最后一個謎。

吳承恩棺材板

有詩為證：《宴鳳凰臺》是吳承恩王府實任證據

先說吳承恩“是以有荊府紀善之補”的問題。這里的證據主要來自吳承恩的詩文作品，從考證的角度看，詩文作品也是證據。

在各種相關的吳承恩年表、年譜中，吳承恩于嘉靖四十五年出任長興縣丞有確切的證據：即這一年他在杭州有多篇作品和明確的活動，次年即隆慶元年也有《長興作》詩歌一組，及與縣令歸有光合作，落款“隆慶元年十月十日”的碑刻兩塊。

但是隆慶元年十月之后，一向活躍的他卻杳無音信，直至隆慶四年七月才在淮安重新出現。這期間兩年多的時間里吳承恩在干什么？

根據研究我們知道歸有光在隆慶元年十月十日之后即出發赴京參加第二年的朝覲，縣里事務交給了上級派來的代理縣令；而這位代理縣令很快就因貪贓而下獄，一位縣丞也受到牽連。

鑒于吳承恩任縣丞很明確，因此一般都說受牽連的縣丞就是他，因此也都說吳承恩因受誣陷而下獄；但不久后吳承恩又有了蘄州荊王府紀善的新職。

《吳承恩年譜》

這個過程就是吳國榮《射陽先生存稿跋》說的“為母屈就長興悴，又不諧于長官，是以有荊府紀善之補”。詳細考訂可見拙著《吳承恩年譜》[6]。

重要的是他到任了沒有？通說沒有直接的文獻證據，但我們認為有蛛絲馬跡可尋，蘇興《吳承恩年譜》認為沒有吳承恩在湖北活動的痕跡，其實源于疏忽，《射陽先生存稿》中若干被認為無法確考的作品，正應是吳承恩在湖北活動的證據。

比如《射陽先生存稿》中有《送人游匡廬》《送人游洞庭》各一首，傳統上都屬于無法系年的作品。目下我們對這兩首詩暫且不論詩境詩意，只問：作者在哪里送人？就吳承恩的經歷而言，如果排除蘄州，不管在哪這首詩都不能落實。

古人之長途遠游，難能有如此精確的目的地吧！著名的古人送別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被送的杜少府應當有一個明確的任所，但王勃只是用了“蜀川”、“三秦”、“五津”這些所指寬泛的地名；柳永《雨霖鈴·寒蟬凄切》，留下“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的名句，但遠行的地點也就是“楚天”而已。而有精確地名的送別，往往所距就不會太遠。

《吳承恩集》

但如果將這兩首詩作者送人的地點設在蘄州，那就一點不奇怪了，因為蘄州歷來有“左控匡廬，右接洞庭”之稱（嘉靖九年《蘄州志》）。說匡廬，蘄州荊王府距匡山，僅數十里；距廬山，也就是順江而下，一晝夜而已。

說洞庭，洞庭在蘄州西，水路如經梁子湖到赤壁再入洞庭，稍遠，但比之南京、淮安那就近多了。如此看來，說吳承恩在蘄州送友人出游豈不是要合理得多？

還有一首《送魏子還江西兼赴省試》，從地望和用典上看，懷疑也是在湖北所作：

君今何事滯歸航，六月南風日日強。

一夜江神吹轉北，應催王勃序滕王。

詩意是：一位江西的朋友需要回鄉參加鄉試，時下已到六月時間已然緊迫，而南風日見強盛更是不利于行程；希望能有一夜北風勁吹把朋友送回，就如當年風神幫助王勃一樣。

江西的省試在今南昌（洪州），首場考試的時間是八月初九，由于有一系列的手續要辦，所以考生提前回鄉，再提前進入省城，是必然步驟——《西廂記》里的張生、《牡丹亭》里的柳夢梅，都是提前數月就往京城靠近了。

而作詩時已是六月，時間對于這位在北方未歸的魏子顯得非常緊迫，所以吳承恩用了王勃與滕王閣的典故，表示希望能有神風相助，讓這位姓魏的朋友早日回到江西一展才華。

《射陽先生存稿》（臺灣故宮博物院藏）

典故發生地在九江地段的長江邊上，而荊王府的所在地蘄州就在江邊，幾乎就是與九江隔江相望，只有在蘄州，才有可能因一夜北風而迅速到達的可能，用王勃的典故才是合適的，所以我相信這首《送魏子還江西兼赴省試》是在蘄州所作。

還有《白燕》二首，也值得注意，具體留待下一節討論，現在重點看一首帶有明顯地點和情感特征的七律《宴鳳凰臺》：詩如下：

梅花融雪麗香臺，仙旅憑高錦席開。

山水四圍龍虎抱，云霞五彩鳳凰來。

客鄉喜入陽和候，尊酒叨承將相才。

獨倚東風番醉墨，遍題春色對蓬萊。

以詩證史，是一種重要的考據方法，尤其是眾多證據都具有同一指向時，這種方法同樣有確定的意義，陳寅恪和錢鐘書先生都曾用這種方法解決過疑難問題。

《吳承恩詩文集箋校》

我認為這首詩作于隆慶二年早春吳承恩初到湖北荊府時，應該是他到任蘄州荊王府后在一次同僚接風的酒會上的答謝之作，是他實任荊府紀善的重要詩証，解析如下：

前提：以上的詩作中我們可以肯定的因素有：詩作于早春——詩作于酒宴之上——酒宴開在鳳凰臺上——作者身處客鄉——主客初次見面——作者是客人身份，因為他用了“尊酒叨承”、“喜入”等等表客氣的謙詞——主人身份為同僚，而且是王府同僚，因為作者稱其為“將相才”。

在詩作氛圍上，這首詩應酬的意味明顯，以作者鄭重恭謹的態度看，判斷這是一次作者初入客鄉，主客初次見面的接風酒宴不應有錯。關于詩題《宴鳳凰臺》，以前我們在表述時，都會討論確認一下鳳凰臺屬地問題，目的是避免誤植。

但最近看到咸豐《蘄州志》卷三“古跡”有說明：

鳳凰臺在乾明磯，相傳羅真人飛升處。

“藝文”又錄清代蘄州學正程大中一首《過白甫沖》云：[7]

鳳凰臺下路，一徑繞孤城。

白甫曾至此，青山紀為名。

這已經是非常具體的定位，可以確定吳氏的“鳳凰臺”就在蘄州。無需再說。

《嘉靖蘄州志》

下面看吳承恩的詩：

首聯：梅花融雪麗香臺，仙旅憑高錦席開。這是開篇說事，謂高雅的宴席開在高高的鳳凰臺上，主客面對的是梅雪美景。

從“仙旅”、“錦席”的用詞看，這是一次比較拘謹、客套的應酬，結合以下的作者身在“客鄉”和“尊酒叨承”，可以判斷是接風。“梅花融雪”，我以為應該就是蘄州“八景”中的“龜鶴梅花雪滿坡”。這是蘄州的應時風景，吳承恩其時以此事入詩，既是當令雅事，又是鄉俗盛景，確是酬唱正選。

頷聯：山水四圍龍虎抱，云霞五彩鳳凰來。鳳凰臺因曾有鳳凰來的傳說而得名，毋庸細說；“山水四圍龍虎抱”一句，用來指證寫蘄州形勢，的確是再合適不過。南京雖有龍蟠虎踞一說，但那所指的范圍實在太大，遠不與一桌應酬的酒席相適應，而在蘄州的鳳凰臺上，所謂的山水四圍都是實實在在能看到的景致。

頸聯：客鄉喜入陽和侯，尊酒叨承將相才。這是關鍵的一聯。為吳承恩接風的主人是誰？“將相才”三字已表露無遺。除了戲詞、曲詞，“將相才”并不是一個隨意可用的形容詞，以吳承恩當時的年齡，更不會隨意給別人戴一頂“將相才”的帽子。但王府的官員盡管品秩不高，卻恰恰可稱為“將相才”！

這里有兩條證據：

1，明代馬中錫《贈湯紀善序》中記載了秦府紀善易潛的說法：“始吾之舍家食而游上國，以事吾君也。身不得廁鶴班，名不獲綴于象魏，束書西邁，執筆藩服，則藩服之于吾，固吾君也。”——也就是說，王府的官員會自尊自重的認為，藩王對于自己來說，就是君王；自己官職雖低，執事雖閑，但在王府也猶如出將入相。

《東田文集》

2，吳承恩《賀金恥齋翁媼齊壽障詞》有“大夫當小國之卿”、“方彈大國之冠”等詞句，用意與本篇“將相才”相似，其障詞受主金滋（恥齋）正是王府官員——魯府長史。吳承恩在拘謹、客套的應酬中一本正經的稱對方為“將相才”，不是已經明確的表示，對方——也就是為他接風的人是藩府官員嗎？

尾聯：客套，指酬唱之事，非常的俗，非常的熟，寫出這種詩句的場合別無它說。

因此，這首詩作于蘄州荊王府，我們認為毫無疑問。

有史為證：玉華國的故事即是蘄州荊王府之實寫

《西游記》的八十八回——九十回寫了一個玉華國的故事，這是一個能夠證實吳承恩在荊王府實任的例證。

說唐僧師徒來到一個熱鬧繁華的“神州都邑”，有老者介紹，此地“乃天竺國下郡，地名玉華縣。縣中城主，就是天竺皇帝之宗室，封為玉華王。”

又說“此王甚賢，專敬僧道，重愛黎民”。進到城內，“到玉華王府。府門左右，有長史府、審理廳、典膳所、待客館。”

連環畫《玉華縣丟寶》

那王果然賢達，傳旨進去，熱情款待，自稱在此五代，頗有些賢名。國王有三位小王子，為了拜悟空兄弟為師學藝，國王父子四人，“不擺駕，不張蓋，步行至暴紗亭”，“竭誠焚香”，對唐僧四人“行師禮”。后來為了給小王子打造合手兵器，悟空兄弟亮出了金箍棒、九齒耙和月牙寶杖，結果惹來一窩盜寶的獅子精。

以上述故事情節比對《明史》《明實錄》和《蘄州志》《荊藩家乘》[8]等官私文獻的記載，玉華國就是一座荊王府的寫實。

首先，“玉華”的國名，已經是一個重要提示。這個名稱來自荊王府，府內有一座大殿就叫玉華殿，記載見于蘄州民間文獻《荊藩家乘》。

《荊藩家乘》形成的年代不詳，據稱明末張獻忠屠城，殺盡了蘄州城中的朱氏子孫，但有一支因住在山莊而幸存，其入清后重整家業時編訂此書，現在已經收入《朱氏族譜》[9]。

其中對于荊王府規制的記載既與《明史》《蘄州志》等文獻相合，又有官方記錄不可比擬的具體詳實。其描述荊王府“宮殿”時，提到七處宮名，其中主宮“玉華宮”“謹身殿”兩處，都出現在了《西游記》故事里：“謹身殿”出現在比丘國，是國王的寢殿；而“玉華”成了一個封國的名稱。

有人說，大唐玄奘法師圓寂于長安玉華宮，是否有聯系。對此可以這樣解釋，在百回本之前，有關取經的筆記、話本、戲曲數十近百種，從無一種提到過玉華宮，因此玉華國與前面故事傳承等等無關，應該就是吳承恩用以指代荊王藩府。

《蘄州志》

再仔細比較，還有幾點可作佐證：

第一，玉華國國王是一個封國侯王，所以又稱“縣主”“城主”，這點《西游記》講的非常清楚。

蘄州是州、也是縣，荊王封在此地，荊王府坐落在蘄州城內；藩王受封，古稱封國，所以荊王府和玉華國“國”的性質一致；玉華王稱“孤”，荊王也有此資格。這是顯示的是體制，談不上巧合。《西游記》中大約有十處人間國度，屬于封國的僅此一家。

第二，玉華國王稱“孤在此城，今已五代”，“有個賢名在外”。

荊王在蘄州其時也正是第五代，吳承恩侍奉的就是第五代荊王，兩者一致。另外，荊王家族有過一段黑暗時光，第三代荊王曾被朝廷取消封號，但第四代、第五代荊王振興家族，上下稱賢，這在《明史》中有記載，因此玉華王自稱“賢王”，也有出處，不算巧合。《西游記》的約十個人間國度，國王非昏即庸，唯此玉華王是個賢王。

《明史》

第三，明代王府在禮儀上就是小一號的朝廷，據《明史》，朝廷派出對王府作象征性管理的最高官員是正五品長史，長史府下轄審理所、典膳所、典寶所、紀善所等職能部門。嘉靖《蘄州志》卷四“荊封”說到荊王府官員配置時，前三位就是“長史司”“審理所”“典膳所”，這與玉華國的描述連順序都一樣。難說巧合。

第四，第五代荊王有三位小王子，有名有姓，同期荊王府內另外一個活躍的支系樊山王也是三位小王子，吳承恩與他們生活在同一個時期。這應該就是玉華國三位小王子的出處，沒有巧合。

第五，時任樊山王好道好文，與吳承恩朋友吳國倫等的密切交往有確切記載，我們認為他是吳承恩完成《西游記》的幕后推手，也不是偶然巧合。

第六，荊王府設紀善所，有紀善二人，吳承恩為其一。《明史》說“紀善掌諷導禮法，開諭古誼，及國家恩義大節，以詔王善”，“凡宗室年十歲以上，入宗學，教授與紀善為之師”。

第七，因此吳承恩名義上就是當代荊王和樊山王家小王子的老師，這就是玉華王父子折節拜師的因由，更非巧合。

吳承恩塑像

有寺為證：烏雞國敕建寶林寺疑以昭化寺為原型

《西游記》第三十六至三十九回講述的是烏雞國故事。說唐僧師徒在城外一座“敕建寶林寺”下榻，入夜后明月當天，一輪高照，唐僧被觸動思鄉情懷，便口占一首古風，其中有句：“乍臨漢苑驚秋鬢，才到秦樓促晚奩”。

夜深，有蒙冤國王前來求救，原來國王被終南道士突襲打落水井中，以石板掩蓋，落難已三年，道士則變作為國王，坐鎮朝廷。唐僧師徒得知原委，一方面從水井中救出國王，另一方面商量把小王子引入寺中，告知真相。

這個故事里有些細節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是唐僧詩中的“乍臨漢苑驚秋鬢”。

漢苑，一般指漢代宮苑，泛指京城或宮廷，指王府也應該無礙，前已說明，王府的設置就是縮小版的朝廷，對于王府官員來說，王府就是他們的朝廷。

《三輔舊事》

魏晉舊籍《三輔舊事》（清張澍輯本）有句“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號曰‘人柳’……”，三輔、漢苑都是指京城圈；唐代徐夤詩《鴻》“蘇武書傳漢苑中”，用蘇武典故，所指也很確定；其余唐人直至明人多首《漢苑詩》大致如此。直白解讀，唐僧詩其實就是一首在“漢苑”里寫的思鄉詩！

為什么思鄉要在漢苑？請看吳承恩的《白燕》。本來“漢苑”還可能是泛指，但看到吳承恩“省中”的用法后，“漢苑”就有意義了。

《射陽先生存稿》中有《白燕》兩首，其一有“省中秋色初驚鬢，洛下風塵不沾衣”句，研究者很早就認為這是吳承恩在荊府紀善任上所作，表達的是思鄉之情。[10]這里的“省中”一般也都指宮禁之地，和“漢苑”其實一致，正是吳承恩在荊王府任職的證據。

《白燕》詩和上述唐僧詩情調一致、句式一致，甚至用詞也都很一致，除都有特定場所“漢苑”和“省中”之外，還有“驚秋鬢”和“（秋色）初驚鬢”的用詞，下一句“才到秦樓”和“洛下風塵”所表示的身在異鄉，都不能用巧合解釋。

所以，我們認為，直接說這兩首詩就是一個人思緒的不同表述，《白燕》既與荊王府有關，唐僧詩也應該是，所謂“漢苑”可以理解暗喻荊王府。

第二，更重要的一點是，唐僧下榻之處，名為“敕建寶林寺”，“敕建”寺院在《西游記》提及的數十座廟宇中之一，其原型應該是荊王府家廟昭化寺。

荊王府

第三，昭化寺，在蘄州城外，從明代到現在傳承有序，但至上世紀中期已經頹圯，僅存一座五開間后殿，近年經主持釋常定法師努力，已逐漸修復。關于昭化寺的沿革，蘄州文史研究者張澤敏、劉斌嶸有《蘄州昭化寺沿革及其荊王府家廟性質小考》一文，詳情已經備述，可為參考[11]。這里略述大概：

昭化寺其初創，暫時不可考，但近年在其舊址上的考古成果顯示，唐宋時這里應該就有寺廟。現在可以明確追索到的歷史，是明成化年間重建。嘉靖八年修成的《蘄州志》有記載：

昭化寺在州北二里，創始無考，今為法勝寺子院，成化八年僧智明重建。

昭化寺重建之初，規模應該不大，故以法勝寺作為上院，自稱子院。法勝寺建寺年代可以上溯洪武年間，《蘄州志》說：其天順二年（1458）得到了第二代荊王荊靖王的支持和資助，取得朝廷的正式賜名（敕建）。

《湖北蘄春荊王府》

成化八年（1472）昭化寺重建后，歸入法勝寺為子院，這個時候其實和荊王府已經有了初步聯系。

至嘉靖年間，昭化寺又兩次得到荊王府的資助。記載見于明代蘄州學人顧問的《荊王重修昭化寺碑》。

顧問（1511-1591），字子承，號日巖，主要生活在明嘉靖至萬歷前期，其碑應作于嘉靖末至萬歷前期年間。云：

蘄城北有山……昔成化時，有僧悟空悅其山明水秀，結草為庵，朝夕誦經，堅守法戒。蓋佛沉香身、石蓮座，原自建昌隨荊王遷蘄向在內宮供俸，奉令回祿，請至本庵。日久庵傾，僧佛露處。居民具啟國主，主上素抱與人為善之心，即捐金千許，命匠構成，提名昭化。延及嘉靖年間，寺為風雨傾頹，近侍啟主上，仍宏施慧力，賜金五百，傳令內使督工修理。

仔細看，敘說昭化寺與荊王府的關系就是《荊王重修昭化寺碑》的重點——和碑記題名一致。大意可以分三層：

1.初建時期：成化年間僧悟空結草為庵時，曾得到王府佛像，“蓋佛沉香身、石蓮座，原自建昌隨荊王遷蘄，向在內宮供俸，奉令回祿，請至本庵。”

2.日久修整：修整由“國主”“捐金千許”，并題名“昭化寺”。國主，即指荊王，明代立藩在封地則稱國主。因為“日久”比較含糊，因此捐金的是哪位荊王不能確定。這里的提（題）名，實質就是“敕建”——也許當年就是如此。

《金玉默守：湖北蘄春明荊藩王墓珍寶》

3.再次重修，“延及嘉靖年間，寺為風雨傾頹，近侍啟主上，仍宏施慧力，賜金五百，傳令內使督工修理。”哪位荊王仍然不能確定，但根據“嘉靖”可以大致判斷是第四代或吳承恩侍奉的第五代荊王。

4.建寺規格：荊王資助后，“于是殿宇梁柱，豎以碣石，欲其可久，佛像僧舍，涂以丹青，極其壯觀，莊嚴俱足，煥然一新”。這種“壯觀”“莊嚴”現在仍可看到——現存的后殿，五開間，按照明制，只有皇家或者王府才可使用，梁柱全為石制，非常堅固，且刻有非皇家王室不能用的盤龍，帶有明顯的王府家廟標志，與記載吻合。

再回到《西游記》故事。說那太子都孫悟空引導，到達寶林寺：

抬頭看處，山門上有五個大字“敕建寶林寺”。太子道：“我知之矣。昔年間曾記得我父王在金鑾殿上差官赍些金帛，與這和尚修理佛殿佛像，不期今日到此。

這就是寶林寺“敕建”的由來。至此，說寶林寺的“敕建”和受王室資助乃以昭化寺為原型，應算言之有據。

連環畫《寶林寺遇鬼》

有術為證：朱紫國孫悟空的醫術疑與李時珍有關

《西游記》寫孫悟空在朱紫國有一場精彩的醫術秀。書說烏雞國王出榜招賢求醫，正好經過的悟空揭了皇榜，以“懸絲診脈”絕技，查出國王的脈象，找到病根；然后以大黃、巴豆、百草霜三味組方，和成藥丸，再以無根水送服，治好了國王的沉疴。

這段故事所述醫術很是高明。

第一，大段關于國王脈象的敘述，詳而細，精而準，向無疑義。白紙黑字，見諸文字的東西，至今未見批評，算是奇跡。

第二，所稱大黃、巴豆、百草霜的藥性準確，組方合理，至今四百多年也未見讀者批評，也很難得。

第三，懸絲診脈只見于傳說，在實際生活中未見有醫家施為，但這里卻鮮活靈動。這都表明，作者精通醫術。

吳承恩懂醫術嗎？目前沒有旁證。《西游記》五花八門，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儒、釋、道教理教義，也有很多民俗民間信仰，還有文人長技書法、繪畫、弈棋等等，而這些都可以在同樣五花八門的《射陽先生存稿》里找到對應。

但醫術除外——在《射陽先生存稿》幾乎沒有醫術的描述，即使他的應酬文章里提到有醫家世家，也沒有任何關于醫術的具體描寫。現在烏雞國關于脈理脈象的大段精彩描述來自哪里？

年畫《烏雞國救主》

非常重要但又非常隱蔽的提示是悟空唱脈的一段：

（悟空）厲聲高呼道：“陛下左手寸脈強而緊，關脈澀而緩，尺脈芤且沉；右手寸脈浮而滑，關脈遲而結，尺脈數而牢。……診此貴恙是一個驚恐憂思，號為‘雙鳥失群’之癥。”

請注意這里“尺脈數而牢”的“牢”，這是一種脈象。中國醫學診斷的主要手段就是把脈，根據脈象確定病癥。

關于脈學的著述，李時珍之前主要的就是西晉王叔和的《脈經》10卷，其中歸納了脈象24種，即浮、芤、洪、滑、數、促、弦、緊、沉、伏、革、實、微、澀、細、軟、弱、虛、散、緩、遲、結、代、動。[12]

這部《脈經》被當做經典使用了約一千余年，宋、明都有刻本，直到明蘄州人李時珍萬歷中出版的《頻湖脈學》，脈象數量才有變化，《頻湖脈學》給出脈象27種，較《脈經》多出三種：長脈、濡脈、牢脈。

這就值得注意了。李時珍，蘄州人（1518--1593），小吳承恩十二歲，曾在荊王府服務，方志與《本草綱目》都有他為王妃治病的記錄（卷十七草部），根據他與吳承恩生年經歷看，二人應該在荊王府有過交集。

《頻湖脈學》現存最早版本是萬歷三十一年刻本，牢脈就是在這里增加的，用現代話術就是首次發布。在《頻湖脈學》之前，誰能把“牢脈”傳播出去？李時珍！誰又能接觸到“牢脈”？自然只有很小的圈子；而在《西游記》故事里——也就是在早于《頻湖脈學》刻印之前大約三十余年的隆慶年間，就出現了李時珍獨創，當時還沒有寫進脈學著作的“牢脈”，豈不是很能說明他們有過親密的接觸。

《頻湖脈學》

有商為證：世德堂的書稿疑以蘄州金陵幫為渠道

最后還有一道謎：金陵世德堂是如何得到《西游記》書稿的？換言之，在天啟《淮安府志》“西游記”——吳承恩——荊府紀善——荊王府——《西游記》世德堂本之間的證據鏈在學理上已經形成。

但似乎有點美中不足，就是關于世德堂百回本陳元之《序》所稱的“王府”是否就是吳承恩任職的“荊府”，還缺少一個能夠證明他們之間互通的環節。

我們最近在蘄州再次考察，看到一處此前未曾注意的古跡“金陵書院”時，頗有點奇怪：蘄州的書院怎么會是“金陵”名號？陪同的鄭伯成、王樹蘄二位鄉耆介紹說，這實際上是本地商幫南京幫的會所，南京幫自明中葉隨荊王府遷來，一直都是本地第一大商幫，他們認王府為鄉親，主要業務也依托荊王府。

世德堂本《西游記》

真是一語點醒夢中人。原來這里自明代以來一直有“南京幫”，且與荊王府有密切關系。這豈不是現成的一條金陵世德堂獲得《西游記》書稿的商務渠道嗎！

詳解如下（資料由鄭伯成、王樹蘄、張澤敏、劉斌嶸等提供，謹致感謝）：

第一，由《蘄春道教》的著錄，查金陵書院的來歷。

《蘄春道教》2014年由縣道教協會議定，鄭伯成等執筆，2016年完成，內部刊印[13]。其“純陽閣”條下：

純陽閣座落在蘄州西門內金陵書院后面，其前稱玉皇樓。

乾隆二十二年（1757），南京幫商人建金陵會館，乾隆三十六年（1771）完工。同治六年（1867）重修，更名金陵書院，曾任江西某縣丞的蘄州人張玉夢被聘為教習。張……所請之仙為呂純陽，同治七年（1878）張玉夢去天臺山學道，兩年后學道歸來，籌建玉皇樓，至同治十三年（1874）孟秋，玉皇樓落成。

這里說道教建筑純陽閣，原名玉皇樓，坐落在“金陵書院”內，也就是說主體建筑是書院。書院最早的名稱是“金陵會館”，初建于乾隆二十二年，后改名，產權主體仍是“金陵幫”商人，所以至今的正式名稱還是“金陵書院”。

《蘄春道教》

第二，查《蘄春商業志》，看當年南京幫在蘄春是一個什么樣的存在。

《蘄春商業志》的編寫1985年啟動，1989年完成，蘄春縣商業局為主辦單位，亦為內刊。其“中心城鎮·蘄州”條下：

自1262年（南宋景定三年）安撫使王益遷州治至蘄州起，到1949年蘄春全境解放時止，蘄州……是縣內最重要的商業進出口咽喉和最大的商業集鎮。外地商人匯集蘄州甚多，其中以南京、江西、武昌、徽州商人最多，財力雄厚，各自結成幫派，建立會館，相互排擠競爭。

“大事記”條下：

明崇禎十六年（1643），南京商人貿遷于蘄州經商者二百余人。此為外地來蘄州經商之始。

《蘄春商業志》

“二百余人”這個規模已經很可觀，但還可能只是一個時期的人數。事實上，南京幫早在明中葉就已經在蘄州形成勢力。“行幫”條下：

據1867年（清同治六年）重建“金陵書院”所立“鐘山遺秀”碑載，明正統六年（1441）遷仁宗六子荊藩于蘄（按：此處年份有誤，應是正統十年1445年），同時從南京移民來蘄，此為南京商人來蘄之始。……

南京幫，來蘄最早，也是各幫中勢力最大的行幫。最早經商地和根據地是蘄州。

這里提到的重建“金陵書院”的“鐘山遺秀”碑，現存金陵書院院內。碑的正面是“鐘山遺秀”字樣，背面是“重修金陵書院碑記”。碑文：

金陵古帝王都，石頭既成，龍盤虎踞。土著之民，讀書談道，聚旅而居，最為衣冠文物之薈茂。遷于外者，篤鄉誼，慎交游，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相勞，此金陵書院所由起也。……明正統十年徙仁宗六子荊藩于□□。北平實自金陵出也，茲以帝都遺民，重新書院，樓臺煙雨，視南朝四百八十寺何如也！

根據原意大致翻譯解讀一下：

金陵是古帝王之都，虎踞龍盤。南京人好讀書論道，最有文化教養。遷往外地者（即遷來蘄州），也是抱團而居，謹慎與外人交往，始終保持鄉土習俗和往來，這就是構建金陵書院的初衷。……荊王從北平受封于蘄州。北平其實也是從金陵分出的。我們以帝都百姓的身份，重建書院，仿制南朝煙雨樓臺，實在也是懷戀故鄉。

《藩屏天下：湖北明代宗藩文物特展》

是說從荊王府遷來蘄州的明正統年間開始，就有南京商人隨行來蘄，后陸續擴展形成蘄州商界最大的商幫“南京幫”。

這批南京商人以來自“帝王遺民”的金陵自傲，不僅自己抱團，還不忘與荊王攀同鄉，荊王來自北京，他們就說“北平實自金陵出”，意即從北平封國來的荊王也是金陵走出的，本是同鄉，這顯示商幫與王府的關系一直很特殊；而作為金陵的“外遷者”，這批蘄州的商人“篤鄉誼，慎交游”，保持了金陵風俗和自己的相對獨立性，然后在清乾隆年間建了自己的會館“金陵書院”。

有了這個渠道，金陵的書商世德堂得到從荊王府流出的百回本小說《西游記》書稿，已經是很自然的商業行為，世德堂本陳元之《序》中所稱之“王府”也就不言自明了。

最后小結一下：

世德堂百回本《西游記》的陳元之《序》，實際上提出了關于《西游記》作者和成書的“四何”問題——何人、何時、何地、何因，現在我們認為這“四何”已經有了答案，已經建立了一條比較合理也比較完整的證據鏈，答案就是：

“何人”：吳承恩；“何時”：隆慶二年至四年（1568—1570）；“何地”：蘄州荊王府；“何因”：吳承恩利用荊王府任職紀善期間比較輕松悠閑的條件，或在樊山王的鼓勵支持下，完成了自己的夙愿。

《西游記成書的田野考察報告》

書稿留在了王府，若干年后通過蘄州南京商幫的渠道，為南京金陵世德堂主人唐光祿所得，遂于萬歷二十年（1592）刊刻行世。近千年的演化終于完成最后的一公里，畫上了句號。

注釋：

[1] 可見于劉懷玉《吳承恩論稿》，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吳承恩與<西游記>》，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出版。蔡鐵鷹《<西游記>的誕生》，中華書局2007年出版；《吳承恩與<西游記>》，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出版。

[2] 可見于蔡鐵鷹《吳承恩年譜》和《吳承恩集箋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西游記資料匯編》，中華書局2010年出版。

[3] 蘇興《吳承恩年譜》，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出版。

[4] 劉懷玉《光耀海邑——吳承恩嘉靖二十八年鹽城之行考》，《鹽城師專學報》，1986年4期。

[5] 主要有蘄春縣、武穴市歷任文化部門的領導和鄭伯成、王樹蘄、王宏彬、張澤敏、劉斌嶸、陳仕猛、周彭和朱志勇等各位朋友，謹致誠摯感謝。

[6] 蔡鐵鷹《吳承恩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

[7] 咸豐壬子重鐫《蘄州志》。

[8] 蔡鐵鷹《吳承恩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

[9] 蘄州荊王府明末毀于張獻忠的襲擾，有部分后裔躲入大別山幸存。入清后，這部分后裔還鄉，編訂了這部譜傳性質的《荊藩家乘》，現已收入當地《朱氏家譜》。

[10] 張宏粱、彭海《吳承恩出仕荊府紀善考略》，1982年首屆全國西游記學術研討會論文，收入淮安研究會編《西游記研究》第一輯。

[11] 收入中國西游記文化研究會會刊《西游記文化研究》第三輯，深圳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12] 根據明萬歷29年（1601）新安吳勉學翻刻宋板王叔和《脈經》，網上可以查到書影。

[13]鄂黃內圖2011年83號《李時珍醫道文化》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