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我在疾控中心干了十五年,什么樣的病人沒見過。
吸毒的,賣血的,混圈子的。各種感染途徑,各種人間慘劇,我自認為心理素質已經練得刀槍不入了。
但那天下班前接診的那個36歲女人,讓我一宿沒合眼。
我叫陳芳,是市疾控中心艾滋病確診實驗室的醫生。說得通俗點,誰查出來陽性,都得先過我這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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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快下班,護士小李探進頭來:“陳醫生,還有個初篩陽性的,需要您做確診咨詢。”
我看了一眼表,四點五十。
“讓她進來吧。”
門推開,進來一個女人。
說實話,第一眼我沒把她跟陽性聯想在一起。三十六歲左右,穿著得體,化著淡妝,像寫字樓里隨處可見的那種白領。不是那種會讓人多看一眼的長相,但也絕對不差。
唯一不對勁的是她的臉色。
灰白。不是累的那種白,是那種被什么東西把魂兒抽走了的白。眼眶紅著,像哭了很久,又像是哭干了眼淚,只剩下一種空洞的絕望。
她低著頭坐下,手指死死攥著包帶,指關節發白。
我翻了一下初篩報告,例行公事地問:“叫什么名字?”
“林雅。”
聲音很小,像蚊子哼。
“知道初篩結果了嗎?”
她點點頭,不說話。
我看著她攥包帶的手在發抖,指甲都快嵌進掌心里了。心里嘆了口氣。這種反應我見得太多了——恐慌,無助,不敢相信,希望是搞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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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篩陽性不代表確證,我們需要再做一次確證檢測。如果確診也是陽性,那才能確定。但在此之前,我需要了解一下你的情況。”
她抬起頭看著我,嘴唇抖了半天,突然問了一句話。
“醫生…一次也會感染嗎?”
我沒反應過來:“什么一次?”
她把臉埋進手里,肩膀劇烈顫抖。
“我就見了他一次…就一次…”
我給她倒了杯水,等她情緒平復下來。
辦公室里很安靜,只聽見墻上的鐘滴答滴答走。走廊外頭有病人說話的聲音,模模糊糊傳進來。
林雅喝了口水,杯子攥在手里,遲遲不說話。
我也不催她。干這行久了,知道有些話需要時間,有些羞恥比刀子還鋒利。
過了大概五分鐘,她終于開口了。
“三個月前…我在一個社交軟件上認識了一個外國人。”
聽到“外國人”三個字,我拿著筆的手頓了一下。
不是歧視,是職業反應。這些年接觸的病例多了,交叉感染的案例不是沒遇到過。外國人、跨國、社交軟件——這幾個詞組合在一起,我心里已經有了不太好的預感。
“他說他叫馬克,做國際貿易的,四十出頭。我跟他聊了一個多月,每天聊,從早聊到晚那種。”她說到這里,聲音抖得更厲害了,“他會說中文,很溫柔,每天說很多…好聽的話。”
我低頭在記錄表上寫著,筆尖有點澀。
“后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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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他約我見面,說走之前想見一面。我想著就是吃個飯,就去了。”
“吃飯的地點在哪里?”我問。
“一家西餐廳。吃完飯他說時間還早,就去他酒店附近的一個酒吧坐了一會兒。他點了幾杯酒…”
說到這里,她停住了。
我沒催,等著。
“醫生,”她突然抬起頭,眼圈紅得要滴血,“你說我怎么那么蠢?我明知道不應該跟陌生男人去酒店,可我還是去了。我明知道不應該喝酒,可我還是喝了。我什么都明白,可當時就是…就是管不住自己。”
她說話的邏輯有點亂,聲音忽大忽小,像溺水的人在水面上掙扎。
“就一次。就那一次。他第二天就走了,后來就聯系不上了。我以為…我以為就是遇到了個騙子,頂多騙感情騙身子。我沒想到…我真的沒想到會這樣…”
淚水從她指縫里淌出來,落在診室的白瓷磚地上。
我從紙巾盒里抽了兩張紙遞過去。她接過去,胡亂在臉上擦了兩把。
“他說過什么嗎?關于自己的身體狀況?”我問。
“沒有。他什么都沒說。他如果說了,我死都不會…”
她說不下去了。
我心里嘆了口氣。如果他真的感染了,他未必不知道。如果他明知道還故意隱瞞,那這就不只是道德問題,是犯罪。
但如果他自己都不知道呢?
或者更糟糕的——他已經回國了,這案子連跨境追查的可能性都沒有。
林雅的情緒平復了一些之后,我開始問一些必須要問的問題。
“這三個月內,你還有沒有其他的性伴侶?”
她搖頭,搖得很用力:“沒有,一個都沒有。”
“跟家人有沒有共用過剃須刀、牙刷?”
“沒有。”
“最近有沒有輸過血?拔過牙?做過醫美?”
“都沒有。”
我問得很細,她回答得很干脆。
那答案就很明確了。
“也就是說,你覺得唯一的暴露風險,就是那一次?”
她點頭,然后又像被電了一下似的,猛搖頭:“但是醫生,那一次他沒有用…沒有用安全套。我當時喝多了酒,腦子不清醒,事后我吃了緊急避孕藥,我以為…我以為那樣就沒事了…”
說到這里,她突然瞪大了眼睛看著我。
“醫生,艾滋病能治嗎?”
我看著她的眼睛。那雙眼睛里全是恐懼和最后一點僥幸。
“如果你確診的話,”我盡量讓聲音保持平穩,“目前的醫學水平沒辦法根治。但是規范治療可以把病毒載量控制到檢測不出的水平,壽命和生活質量跟正常人相差不大。”
我頓了頓,又加了一句:“前提是規范治療。”
“那我還能結婚嗎?還能生孩子嗎?”
她問這兩個問題的時候,聲音是抖的。不,是整個人都在抖。
“可以結婚,但法律規定必須如實告知伴侶你的感染情況。至于生育,現在有母嬰阻斷技術,成功率在95%以上,但必須在醫生指導下進行。”
我說得很平靜,這些數據、這些流程,我說了沒有一千遍也有八百遍。但這一次,每一個字說出來,心里都堵得慌。
因為我能看到她的表情。
那種表情,像是被人用鈍刀子一刀一刀在割肉。
“告知伴侶…”她喃喃重復著這幾個字,然后慘然一笑,“誰會跟一個艾滋病人結婚?”
我沒說話。
因為我不知道該怎么回答。
這句話太沉了,我接不住。任何漂亮話在她面前都站不住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