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發新楓｜從審判臺到調解桌：一位中級法院審判長的“新戰場”

2026年4月,一批不同專業背景的新調解員加入長寧區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開始醫患調解工作。其中一位格外引人注目——她曾是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三級高級法官，手握法槌三十余載。如今，她坐到了調解桌前，以另一種方式守護公平正義。

她叫沙茹萍。作為長寧區“老法師”調解服務隊的一員，她和其他政法系統退休黨員干部一樣，帶著數十年積淀的經驗與熱忱，重新扎根基層一線，以服務為支點，將調解服務的觸角延伸到群眾最需要的地方，用實際行動貢獻著不可或缺的“銀發力量”，也用專業與真情續寫著“銀發新楓”的生動實踐。

判了三十年案子，

現在學著“解疙瘩”。

初見沙老師，很難想象這是一位已經退休的資深法官——精神矍鑠，說話條理分明，眼神里透著職業法律人特有的篤定。

“判了三十多年案子，現在要學著‘解疙瘩’。”沙老師這樣形容自己的轉型。

“以前在中級法院辦理二審上訴案件，坐在審判臺上，法槌一敲，判決就生效了。現在不行，你不能命令誰接受什么方案，得讓當事人心服口服地接受。”沙老師深知二者思維方式的不同——法官居中裁判，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作出判決；調解員則是“法、理、情”的引導者，需要幫助雙方找到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但三十年審判經驗帶給她的，不是居高臨下的“裁判者姿態”，而是對案件走向的精準預判和“把話說到點子上”的能力。這種“法槌思維”的轉化，恰恰成為了她從事調解工作的最大優勢。而這份深厚的審判積淀，也正是“老法師”服務隊所獨有的“經驗優勢”和“專業優勢”在實踐中的生動體現。

三個月，

結案29件醫患糾紛，

3例司法確認。

從4月1日上崗至今，短短三個多月，沙老師共調解成功醫療糾紛案件29件，已完成司法確認3例。其中重大案件占比31%，這個比例在同期調解員中處于高位。

為何重大案件更愿意交給她？

“有些案子涉及復雜的醫療損害責任認定，普通的‘勸和’很難讓雙方信服。這時候就需要一種‘準司法’的專業力量——讓當事人深切感受到這個調解結果是經得起推敲、站得住腳的。”

沙老師的做法是：以專業樹權威，以權威促調解。她不急著“勸”，而是先厘清事實、梳理法律關系，讓當事人感覺到“這個調解員懂行”。有了信任作基礎，后面的協商就水到渠成了。

更重要的是她的 “司法確認預判” 能力。3例司法確認背后，是沙老師對不同案件能否進入司法確認程序的精準預判。她知道什么樣的調解協議法院會確認、什么樣的語言表述可能會有問題——這種預判能力，讓她在起草協議時就能提前規避風險，確保調解成果能夠平穩“落地”。

“同頻共振”：

法官背景的獨特優勢

在醫患糾紛調解中，沙老師的法官經歷讓她具備一個獨特優勢：能與法院“同頻共振”。

“做調解員和做法官，面對的是同一個法律體系。”她說，“我了解法官在審查調解協議時會看什么、會質疑什么——這讓我在調解階段就把這些問題處理好。”

這種“同頻共振”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流程預判。她知道每個環節需要哪些材料、文書該怎么表述、證據要如何固定，讓調解過程從一開始就朝著司法確認的方向走。她承辦的每一起案件，從受理階段就按照“可確認、可執行”的標準來準備材料，不走回頭路。

二是風險預警。對調解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主體資格瑕疵、賠償計算錯誤、法律適用偏差等問題，她能提前識別并糾正，不讓“小問題”變成“大麻煩”。

三是標準對接。法院對醫療糾紛調解協議的審查有明確標準——責任認定是否清晰、賠償項目是否有依據、當事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實，是否案結事了，不留爭議的后遺癥。沙老師在調解階段就按這個標準把關，確保協議“立得住”。

一位與沙老師配合的同事說：“她經手的協議，法院審查幾乎都是一次通過。她是真的把‘最后一公里’的路提前鋪好了。”

“沙老師，

這案子不調了，

直接打官司吧”

有一個案子讓同事們印象深刻。

那是一起涉及醫美機構的糾紛，醫患雙方情緒對立十分嚴重，患方家屬甚至憤怒地拍著桌子說：“沙老師，這案子不調了，我們直接打官司！”

調解幾度陷入僵局，很多調解員可能會極力挽留，或者就此放棄。而沙老師的做法出乎意料——她沒有急著留人，而是和患方心平氣和地分析：“打官司是你們的權利，但我想先幫你們算一筆賬：鑒定費、律師費、訴訟費與至少一年的時間成本。如果最終結果和調解方案相差不大，值不值得？”

她沒有講什么大道理來說服當事人，而是站在當事人的角度，用當事人的邏輯進行“推演”。最終，患方重新坐回了調解桌前——不是被她勸回來的，而是自己想明白的。

“調解的優勢不是‘壓住’當事人，而是讓當事人自己‘想清楚’。”一位同事這樣評價。

“做調解，

不是要消滅分歧，

而是幫人找到出路。”

談及三個月來的感受，沙老師坦言：“比以前當法官累。以前是‘事了’——判決生效，案子就結了。現在是‘事心雙解’——雙方簽完協議，能心平氣和地走出這個門。”

在她看來，調解的最高境界不是“消滅分歧”，而是“幫人找到理性合理的出路”。“醫患糾紛的根源，往往不是錢的問題，而是心里的那道坎過不去。調解的意義，就是在法律框架內，幫雙方找到一個都能接受的‘出口’。”

從“審判長”到“調解員”

三十年的審判生涯，沙茹萍老師見證了無數案件的起落。如今，她脫下法袍，坐到調解桌前，依然在用自己最擅長的方式維護公平正義——只是這一次，少了法槌的“一錘定音”，多了耐心的“促膝長談”。

從審判臺到調解桌，變的是一份工作方式，不變的是一個法律人對公平正義的堅守。正如她自己所說：“判決和調解，都是為了讓當事人‘服’。以前是讓當事人‘服法’，現在是讓當事人‘服理’。”

一個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遠。在長寧醫調委，像沙茹萍這樣的調解員還有好幾位。他們有各自的專業背景和調解經驗，匯聚在一起，共同守護著長寧醫患之間的那道“緩沖帶”，也正是這樣一支多元而專業的隊伍，讓“做有溫度的調解，辦高質量的案件！”不再只是一句口號。

來 源｜促進法治科

編 輯｜王 冠

校 核｜楊 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