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胡宗南有三條路可走：走第一條路可能授銜上將，走第二條路可能海外為王，他為何偏走第三條？

四川解放前，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起義前，曾派人勸說過胡宗南，結果胡宗南不屑一顧且有些惱火：“你們四川的大財主，哪個不是良田萬頃、大廈千間？你們夠得上共產黨的革命嗎？老實說，我胡宗南才真正夠得上革命，抗戰前后，我在西安跟共產黨的代表常接觸，我的生活作風跟他們一樣，你們對共產黨有我這樣了解嗎？”

這番話要是傳到老蔣耳朵里，胡宗南肯定沒有好果子吃，事實上胡宗南跟隨老蔣去了臺灣后，也確實差點被整死，四十六名“監察委員”聯署彈劾文件可謂殺氣騰騰，必欲置胡宗南于死地而后快：“胡宗南應負重大之罪責，已定于棄成都、飛三亞之前；重以在西昌之措施，適促以促西昌之速亡。事實俱在，焉能為諱……除丑類而奠神州，奈何使紀綱不立？”

“監察委員”筆筆如刀，要不是另有一百零八名“立法委員”及軍政界人士聯名為胡宗南“辯誣”，老蔣極有可能將胡宗南“明正典刑”或終生監禁，像孫立人那樣多年不得自由。

那些“立法委員”還列舉了胡宗南很多“罪狀”，雖未明說他是“共諜”，但也對胡宗南在掌控西北并被稱作“西北王”時與紅軍（八路軍）作戰時表現反常大加撻伐：從1949年不戰而棄西安到不愿配合青寧甘馬家軍反攻咸陽，而使關中盡失；再到不救蘭州，丟陜南，逃四川，成都被圍，全軍覆沒，西昌掙扎，只落得只身逃臺，“國家歲靡巨餉，為胡宗南所養之數十萬大軍，今皆何在？所畀予之重地，節節放棄，以至于寸土無存，喪師失地，事實昭然，全國之人，共見共聞，何庸更問其他。”

胡宗南差點步了李延年、李玉堂后塵，據說是有一個大律師（那律師曾為岡村寧次辯護）替他出頭寫“陳情書”，把胡宗南寫成了郭子儀、岳飛、吳玠那樣的“忠臣”，老蔣不想被評為趙構，自然只能刀下留人，但不知劫后余生的胡宗南有沒有后悔：他在解放前至少有三條路可走，為何卻選擇了最危險也最沒有前途的一條？

黃埔一期生中的“中將加上將銜”胡宗南，確實曾經是老蔣的嫡系，但也只是“曾經”而已，陳誠為了靠近老蔣可以休妻再娶，胡宗南卻出“損招”拒絕了孔家小姐，曾任軍統局北方區區長兼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肅奸委員會主任委員、被俘時任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的文強在《口述自傳》中回憶：“孔祥熙的女兒非要和胡宗南結婚，可是胡宗南就是不愿意，直接拒絕又不好，他就想了一個辦法。他約孔小姐‘我們到飯店里吃點東西吧。’孔小姐如約而至，一看，是一個最臟最小的館子，胡宗南還故意叫了兩碗面條吃，搞得孔家小姐很不高興。吃完面條，胡宗南又說‘我們去游游山吧。’山很高，孔小姐穿著高跟鞋，怎么在山上走呢？走到半截，孔小姐就發脾氣不走了。回來后，孔家小姐果然不理胡宗南了，胡宗南的小計謀成功了。”

胡宗南更相信好朋友戴笠，所以娶了戴笠介紹的葉霞翟，如果只看沈醉回憶錄，可能會以為胡夫人只是個軍統女特務，事實上葉霞翟跟胡宗南結婚的時候，已經取得華盛頓大學、威斯康星大學碩士、博士學位，當過成都光華大學、金陵大學教授了，該夫人學貫中西，既從事教育又進行文學創作而且著述頗豐，只是被沈醉“寫小了”而已。

胡宗南當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司令長官是朱紹良住在蘭州，基本不太管事）的時候，手握實權的胡宗南駐節西安，軍統局北方區（也叫北方局設）也設在在西安，文強和胡宗南都是戴笠的好友，所以兩人也過從甚密，文強不插手胡宗南軍隊的事情（那是胡戴之間的默契），但私交很好，文強對胡宗南的評價也很高：“胡宗南對任何人也不發脾氣，從來不罵人，不像戴雨農那樣脾氣暴躁。他當了很長時間的小學教員，對人很平和，如果批評部下，也是很輕微地說幾句。胡宗南這個人，依我看是個好人。”

文強在西安期間，跟胡宗南頻繁交往，但并不負責調查地下黨，他后來回憶起來也覺得有點可樂：“胡宗南身邊的三個副官，其中兩個是共產黨，胡宗南一點也不知道，還送這兩個人到美國留學。他的機要秘書是共產黨，軍需處長是共產黨，作戰室的參謀也是共產黨，他都不知道。所以他的部隊還沒有出發，延安就一清二楚了，搞得胡宗南幾十萬部隊一點用也沒有。”

胡宗南說自己“最像共產黨”，不大可能不知道手下那么多人都是地下黨，雖然他跟戴笠關系很好，卻堅決拒絕在自己的軍隊中設立軍統掌控的特務監察機關，而是自己搞了一套，這一點曾多次伺候胡宗南戴笠密會的沈醉十分清楚：當時凡屬嫡系的軍隊或軍事機關，蔣介石是不準有自己的特務系統的；戴笠知道了，也要千方百計地搶過去，而胡卻仗著他和戴的關系可以例外。戴笠對毛人鳳口頭上不止一次指示過，軍統得到的有關胡宗南個人或其部下的任何情報，都要慎重處理，一般都得先送戴親自看過；非報蔣介石不可的問題，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文強參加過南昌起義，當過中共四川江巴兵委書記、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代理書記、川東特委書記，領導過二十三個縣的紅色根據地，僅憑嗅覺就可能分辨出熊向暉等人的真實身份，但他跟胡宗南打了那么長時間交道，卻半個字都沒跟胡宗南提過，一方面可能是他也摸不清胡宗南的真實態度，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念舊情”。

不管怎么說，胡宗南身邊有那么多地下黨，在老蔣和一干蔣系監察人員看來，都是比較不正常的，事實上我方確實沒有放棄對胡宗南的爭取，熊向暉在《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回憶：“董（必武）老說：‘恩來在陜北同斯諾講過，說胡宗南是蔣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揮官，比陳誠出色，內心愛國，傾向抗日。1936年9月，恩來親筆寫信給胡宗南，說他在黃埔為先進，以剿共成名，相信他絕非勇于內戰，怯于對外，勸他促蔣抗日，希望他成為民族英雄。’”

全國政協回憶錄專刊《縱橫》雜志2010年第一期刊登了一篇《胡公冕在西北的往事——百歲老人彭猗蘭的回憶》，這篇文章詳細回憶了胡公冕四次策反胡宗南的全過程，以及當時胡宗南的態度： 第一次，胡宗南稱“需要考慮”，有些動搖表現；第二次，胡宗南說“要再想一想”；第三次，胡宗南說“不能和彭德懷定城下之盟，讓北平派大員來談”；第四次策反時間是1949年9月，胡宗南敗走太快，聯絡人員中途生病沒有能追上，胡宗南也就錯過了最后一次成為起義將領的機會。

胡宗南每次接待策反人員的的態度都有進步，甚至已經到了商談具體細節的程度，這就是胡宗南在解放前可以選擇的第一條路——像陳明仁、曾澤生一樣起義。

胡宗南曾經有望接老蔣的班，沈醉和文強在回憶錄中都說胡宗南曾經是老蔣接班人選之一，但是小蔣回國，那些人都成了老蔣的棄子，胡宗南也開始跟老蔣產生矛盾，時任“四川省主席”的王陵基親耳聽到過老蔣和胡宗南在電話里吵架：老蔣命令胡宗南調一個軍到重慶保護自己，胡宗南百般推諉，最后只派了一個師（還有人說是一個團）裝樣子，而且很快又調走了，這可把老蔣氣得七竅生煙。

胡宗南保存實力而不愿意把精銳派給老蔣，也是有打算走起義之外的第二條路，這件事宋希濂在《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劃的一個陰謀》中回憶，當時他們是想把手頭上的三十萬軍隊都拉到國外，不再受老蔣掌控，這倒有點混江龍李俊海外稱王的意思：在陜南、川北歸胡宗南指揮的，有李文的第五兵團、裴昌會的第七兵團、李振的第十八兵團，總共有十二個整編軍，胡宗南還背著老蔣自己擴編了幾個軍，“拉到滇西去，背靠緬甸，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萬不得已之時，亦可退到緬甸去——緬甸沒有多大軍事力量，是擋不住我們的。”

胡宗南和宋希濂的如意算盤被老蔣無情打碎，胡宗南氣瘋了：“他在西昌時終日繞室彷徨，有時大笑，有時痛哭，常捶胸頓足，罵老蔣老糊涂。”

胡宗南第二條路走不通，卻沒有回過頭去走第一條起義之路，可能是因為他當時手上已經沒有多少本錢，就只能迫不得已走第三條路——跟老蔣去臺灣，當刀俎上的魚肉了。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這句話用在胡宗南身上或許并不十分準確，因為去臺灣的高級將領，也不全是跟老蔣一條心，老蔣在臺灣殺了、關了那么多人，卻對胡宗南“免于議處”，應該是沒有抓到可以置胡宗南于死地的證據，也就是說胡宗南并非地下黨，他只是曾經有過起義的念頭而已。

有人說胡宗南是地下黨，對此筆者并不完全贊同，因為作為最早獲得中將加上將軍銜的黃埔一期生，他不可能一開始就反蔣，他只是“接班無望”后想求個生路而已。

如果胡宗南走第一條路及早起義，后來授銜上將應該沒有問題，如果胡宗南走第二條路跟宋希濂撤往緬甸，海外為王也不是問題，問題是他沒有堅決違抗老蔣的命令，最后軍隊被殲滅，不走第三條也不行了。

胡宗南沒能及早起義，海外為王的希望也落空了，這兩條路沒走通，就只好在萬般無奈之下走了第三條路，我們可以說他是窮途末路，也可以說他是另有所途，那么在讀者諸君看來，胡宗南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如果他第一條路和第二條路走通了，結果又會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