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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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1月14日下午三點四十分，第二棉紡廠職工醫院的產科走廊。
走廊里有一股消毒水的氣味，混著暖氣烤焦棉絮的味道，從走廊最深處一直漫到門口。我在那條走廊里站了四個小時，背靠著刷了白石灰的墻，兩條腿早就麻了，卻沒有挪動半步。
護士出來了三次。
頭兩次是問我孕婦的姓名和年齡，第三次出來的是一個姓吳的護士長，四十來歲，頭發盤得很緊，走路帶風，她走到我跟前，從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一個牛皮信封，遞到我手里。
她說："她讓我轉交給你，說讓你先看完，再進去。"
我接過來。信封是用漿糊封死的，封口壓得很實，能看出來是反復抹了好幾遍。
我用大拇指沿著封口一點一點往開撕，手是抖的，撕到一半，里面掉出來兩張紙。
我先看到的是那張印著醫院紅章的表格。
表格上有一行數字，用紅筆標了出來。
我盯著那個數字，腦子開始往回倒——往回倒了整整八個月。
那個數字指向的日期，是我們婚后的第十七天。
我的手停在半空里，那張紙沒有落下去，我也沒有抬起頭。
01
事情要從1985年的3月說起。
那年我三十三歲，在第二棉紡廠三車間做擋車工，進廠快三年了，月薪六十四塊，住廠里的單身宿舍十二號。宿舍是磚混的，冬天漏風，夏天漏雨，窗戶的木框發了霉，用報紙糊了又糊，糊完還是透風。
我沒什么可抱怨的。父母走得早，我一個人過慣了，漏風就漏風，糊一層報紙湊合著用，日子總是能過的。
那年三月份，廠里開了一場春季生產動員大會，在廠部的大禮堂開的，全廠三個車間的工人都去了，加上廠辦的行政人員，烏泱泱坐了快四百號人。
我坐在靠后的位子上，聽了大半場，聽到一半就開始打盹。
大會散場是傍晚五點多，天還沒完全黑，廠區里的路燈剛剛亮起來，昏黃的一圈，照著地上的煤渣和積雪。我從禮堂出來，順著路往宿舍那邊走，走到宿舍樓門口，抬頭看見一個人站在那里。
是她。
鐘秀芬。
財務室的出納，外地調來的，聽說是從豫東某個縣城調過來的，在廠里待了一年多。她長得出挑，臉盤子小，眼睛亮，走路抬著頭，整個人有一股和這個廠格格不入的勁兒。
我認識她，但沒說過超過十句話。
她站在我宿舍樓的門口，神情很平靜，不像是來找人的樣子，倒像是在那里等了很久。
我走過去，說："找我？"
她說："找你。進去說。"
我打開宿舍門，她走進來，站在屋子中間，沒有坐，打量了一圈，什么都沒評價。我把椅子往她那邊推了推，她搖搖頭，沒坐，直接開口說話了。
她說她懷孕了。
她說孩子是吳大宏的。
我聽到這個名字，心里沉了一下。吳大宏是廠長，五十多歲，已婚，妻子在市紡織局做干部。他和鐘秀芬的事，廠里沒有人不知道，但也沒有人敢當面說。
她說吳大宏讓她把孩子處理掉，她不肯。
她說她需要一個人娶她，不是為了別的，是為了孩子出生有個名字，有個戶口，以后有個能站得住腳的地方。
她找的人，是我。
她說完就不說話了。就站在那里，眼睛看著我，不是求我，更像是在等我表態，像是在等一個她已經有把握的答案。
我說不上來當時是什么感受。震驚有一點，但沒有特別大。更多的是一種說不清楚的東西，像是什么把胸口堵住了，但堵著堵著，又覺得喘得過來氣。
我在屋子里站了大概有半分鐘。
然后我說了一個字："好。"
自己都沒想到。
鐘秀芬看了我一眼，沒說謝謝，點了點頭，轉身走了。門帶上的聲音很輕。
我在那張舊椅子上坐下來，聽著走廊里遠去的腳步聲，腦子里空了很久很久。
02
登記的事辦得很快。
鐘秀芬是個利落的人，三天之內把所有手續都理清楚了，戶口遷移的材料、檔案調轉的證明，每一份都裁得整整齊齊，用回形針別好，放在一個牛皮紙的文件袋里。登記那天上午，我們騎自行車去了街道辦，填表，簽字，領了兩本紅色的結婚證。
領證的時候，辦事員是個年輕姑娘，把兩本證書推過來，說："領好了，新婚快樂啊。"
我說了聲謝謝，鐘秀芬沒說話，把證書接過來，往包里揣，動作跟領工資條差不多。
婚禮沒有擺席。
宿舍樓的管理員幫我們把行李搬到了新分的夫妻宿舍，十六平米，帶一扇朝南的窗戶，窗臺上有人上一任留下的一個破花盆，里面的土早就干透了。
那天下午，我去供銷社買了四樣涼菜，一碟花生米，一碟咸鴨蛋，一碟涼拌黃瓜，一碟醬豬耳，搬了張小桌子放在屋子中間，算是擺了個喜酒。
來的人不多，是我在三車間的工友，帶頭來的叫劉顯順，是跟我同一年進廠的，嘴碎，愛熱鬧，沒他不知道的事，也沒他不敢說的話。
他來的時候手里提了兩瓶廠里自產的苞谷燒，進門就說："建河，我說你行，別人不信，今天我來，就是來替你撐個場子。"
然后他在椅子上坐下去，喝了半杯，話頭就轉了。
他說："秀芬這肚子，可是有幾個月了啊……"
旁邊的人跟著笑了起來，笑聲不大，但刺耳。
我沒說話。
就在這個時候，里屋的簾子動了一下，鐘秀芬走出來，手里端著一碟花生米，走到桌子跟前，把碟子往桌上一放，轉身就進去了，什么都沒說，什么都沒解釋。
劉顯順的話卡在半路上，沒說完，也沒再說下去。
后來那桌酒喝到八點多，幾個人散了。
我收拾桌子的時候，想起一件事——吳大宏始終沒出現。但過了幾天，廠里下了一個通知，給我們調換了一間新的夫妻宿舍，位置在職工樓的三樓，十六平米，帶一扇朝南的獨立窗戶。
我沒去謝他，鐘秀芬也沒提。
03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要平靜。
我們分床睡，我睡靠窗的那張，她睡靠墻的那張，中間是一張舊書桌。
每天早晨我起來的時候，她已經把飯票壓在桌角了，兩張，一張我的，一張她的，整整齊齊壓在那里，從不多一張，也從不少一張。
她不跟我多說話，我也不主動找話題，兩個人就這么客客氣氣地撐著，像兩條平行線，住在同一個屋子里，卻好像住在兩個不同的地方。
廠里的議論是免不了的。
我上班的時候，背后有人說話，有時候聲音壓得很低，有時候根本沒壓，就那么讓我聽見。劉顯順有一次當著我的面說："建河，你說你這是圖什么，給廠長擦屁股，圖什么呢？"
我沒答他。
我不知道怎么答，也不想答。
就在那段時間里，廠里辦了一個慶功宴，是三車間超額完成了季度生產任務，廠部批了三箱苞谷燒下來，擺在車間的倉庫里，下班以后讓工人們自己去領。那天晚上，我帶了兩瓶回來，鐘秀芬已經做好了飯，兩樣菜，土豆燉豆角，炒雞蛋。
我把酒瓶放在桌上，她看了一眼，說："孕婦不能喝。"
我說："我知道，我自己喝。"
我喝了大半瓶，話就多起來了，開始說些沒要緊的，說車間的事，說今天哪臺機子又卡了，說庫房的棉紗壓了多少捆。
鐘秀芬坐在那里，一只手撐著下巴，聽著我說，眼神有點奇怪，不是不耐煩，是另外一種東西，我一時說不清楚。
那一晚上的事，我后來很少主動去想。
第二天早晨，飯票還是壓在桌角，整整齊齊，兩張。鐘秀芬在廚房里煮著粥，背對著我，什么都沒說，我也裝作什么都沒有，吃完飯，騎車去上班。
心里亂了很久。
那個時候我不知道，那一夜的事，會成為后來信封里那張表格上最關鍵的一個日期。
04
孕期最后兩個月，鐘秀芬的肚子大起來了，走路慢了，一步一步踩得很穩，扶著門框的次數多了起來。
我開始早起。
不是說好的，就是自然而然地，比她早起來半個鐘頭，把爐子里的煤球換了，把飯熱上，順帶著把地掃一遍。廠醫務室每半個月要給孕婦發一次葉酸，我會在下班的路上順道去取，讓她省得跑那一趟。
這些事我做得不聲不響，她收著也不聲不響。
有一天我去換煤球回來，站在門口換鞋，看見她靠著廚房門框站著，手搭在肚子上，眼睛看著我，欲言又止。
我以為她要說什么，停在那里等了一會兒。
她最終什么都沒說，轉身進了廚房。
鍋里的湯開始咕嘟咕嘟地響。
那個眼神我記了很久，但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后來的某天夜里，我睡到一半，迷迷糊糊聽見一點動靜，側過身看了一眼，鐘秀芬坐在書桌旁邊，臺燈開著，她在寫什么，寫了有一會兒，然后把那張紙疊起來，塞進一個信封，用漿糊把封口壓死了，最后把信封推到枕頭底下。
我看見了，但沒問。
我把眼睛閉上，假裝睡著，心里有一塊石頭，說不清楚是什么，壓著，沉著。
1985年11月14日，鐘秀芬比預產期提前了三天發動。
下午一點多，她在廚房里站著，忽然扶住灶臺，沒出聲，但臉色變了。我看見了，沒多問，去把床底下早就準備好的包拎出來，幫她套上棉襖，鎖上門，下樓推了自行車。
她坐在后座上，一只手攥著我的后背。
從職工宿舍到廠醫院大概要騎七八分鐘，我騎得很穩，不敢快，也不敢慢，地上有薄薄的一層霜，車轱轆壓上去發出沙沙的聲音。
到了醫院門口，護士出來接人，把鐘秀芬往產房送，走到門口，護士攔住我： "家屬在外面等。"
我就在外面等。
走廊里有消毒水的氣味，混著暖氣烤焦棉絮的味道，從走廊最深處一直漫到門口。
等了四個小時。
護士出來過兩次，頭一次問孕婦姓名和年齡，第二次說進展順利，讓我再等等。第三次推開門的是那位姓吳的護士長，走路帶風，走到我跟前，從白大褂的口袋里掏出一個牛皮信封。
那是我見過的那個信封。
枕頭底下那個。
封口用漿糊壓死了，反復抹了好幾遍的那種，邊緣有一點皺。
吳護士長把信封遞到我手里，說："她讓我轉交給你，說讓你先看完，再進去。"
我接過來，手是抖的。
用大拇指沿著封口一點一點往開撕，撕了有半分鐘，里面掉出來兩張紙。
我先看到的是那張有醫院紅章的表格，抬頭印著"妊娠周期推算記錄"，下面有一行數字，用紅筆框了出來——是一個受孕日期的推算區間。
我盯著那個區間，腦子開始往回倒。
往回倒了八個月。
八個月前，是1985年3月，我們登記結婚。
那個日期，落在婚后的第十七天。
婚后第十七天的深夜，慶功宴的那一晚，苞谷燒的那一晚。
我的手停在半空里，那張紙沒有落下去，我也沒有抬起頭，就站在那條白石灰的走廊里，久久沒有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