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文獻① 李力群逝世訃告(原件,2020年7月)——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教育部原學生管理司顧問李力群同志治喪委員會 ② 維基百科·李力群詞條(綜合整理自多方一手史料,含李力群自述) ③ 百度百科·李力群詞條(綜合整理自多方一手史料) ④ 百度百科·東北育才學校詞條(綜合整理自多方一手史料) ⑤ 《從百歲老人李力群的遭遇看高崗》
1971年,北京。
周總理的案頭,擺著一份關于人員安置的報告,薄薄幾頁紙,他看完之后,沉默了片刻。
報告上的名字,他認識,認識了三十多年——李力群。
這個名字在那個年代意味著什么,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它曾和東北最輝煌的一段歲月捆綁在一起,也曾和一場從高峰跌落的政治事件牽連在一起。
高崗已經去世將近二十年了,而這個女人,此刻還在安徽的五七干校里,與農田、泥土和沒有盡頭的勞動打著交道。
周總理提筆批示:接回北京,安排工作。
此后的事情,他一件一件地親自過問。
房子,他讓人帶著李力群去挑選;孩子,他指示一個一個地調回北京;之前積壓多年未發的工資和生活費,他也督促全部補發。
所有人都以為,這件事就這樣落定了。
然而,當那份工作安排的文件,送到偉人那里審批的時候,白紙黑字,全變了。
而這個改變的背后,牽出的是一件發生在近二十年前的舊事——一件李力群自己,幾乎以為早就被所有人遺忘了的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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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香門第出來的革命女孩,從徐州走到了延安】
1920年12月,李力群出生于江蘇省睢寧縣,后就讀于徐州女子師范學校。
她的家境,在那個年代稱得上體面。父親在國民政府擔任縣長,官職不算大,但見識開闊,對兒女的教育向來認真。
李力群自小好學,在學校里成績出眾,屬于讀書讀得最認真的那一類。
書讀得越多,看世界就越清楚,心里裝的東西也就越沉。
1937年7月,七七事變爆發,全面抗戰的局面正式形成。
那個年代的消息傳得慢,但在學校里,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往往最先感受到山河破碎的重量。
七七事變后,李力群與同學走上街頭,參加抗日救國運動。
她和同學一起,走出校門,走上街頭,向路過的民眾講述抗日救國的道理。
這一段經歷,讓她心里那團火越燒越旺。
影響她走向延安的,是她的二叔——李毅民。
李毅民是地下黨員,眼見侄女越來越向往革命,他沒有阻攔,而是幫她牽線搭橋,找到了一個關鍵的人。
因受其二叔李毅民(中共黨員)的介紹與影響,年僅17歲的李力群在收到時任中共北方局軍委書記和組織部長朱瑞書寫給時任駐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主任林伯渠的關于李力群的介紹信后,其與幾位同學一同離開徐州女子師范學校,先與駐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主任的林伯渠取得聯系后,轉赴延安參加革命。
從徐州到西安,從西安到延安,這一路并不輕松。
那個年代,路況極差,兵荒馬亂,隨行的同學們都做好了吃苦的準備。
但李力群心里揣著一件事,一路走,一路想:到了延安,要好好學,要做真正有用的事。
1937年12月,李力群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學習。1938年5月,赴延安陜北公學學習。期間于同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入黨,對那個時候的李力群來說,是她人生里最鄭重的一件事。
她不是被動地走到這條路上的,是她自己選的。
陜北公學的學習生活緊張而充實,每天的課業安排得滿滿當當,政治理論、軍事常識、實際工作方法,什么都要學。
1939年10月,畢業后被分配任職陜甘寧邊區黨委秘書處秘書。
秘書處的工作,是很實際的事務性工作。文件的整理、報告的起草、上下溝通的傳遞,每天都有大量的事情壓下來。
李力群做得踏實,不抱怨,不偷懶,一件事跟著一件事地處理,慢慢地站穩了腳跟。
就是在延安的這段時間里,她的生活軌跡開始轉向,轉向了一個她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方向。
高崗曾在陜北公學講授黨建課程,在陜北公學學習期間,李力群因個子矮坐在第一排,而高崗就是給她講黨課的老師。
李力群在課堂上聽得專注,高崗講的那些關于根據地建設、黨的組織工作的內容,她都記得很清楚。
李力群后來猜測:"他可能在講課時就對我產生了興趣。"
也許是高崗后來曾向他人提起過這件事情,李力群從陜北公學畢業后,被陳云安排到陜甘寧邊區委員會辦公室擔任秘書,成為高崗的秘書。
多年后,李力群談到這段安排,語氣里還帶著一絲無奈。
她當時的想法是去敵后工作,到最危險的地方去,做最實際的斗爭。但組織的安排是陜甘寧邊區,是高崗身邊,她選擇了服從。
在那年冬天,她跟隨高崗一起出差去了安塞,經歷了艱辛的旅程。
回來的那一天是12月26日,也是她的生日。
高崗找到她并對她說:"毛主席要請我們吃飯。"李力群迷迷糊糊地跟著他去了,沒想到那一天也是毛主席的生日。
盡管那個時期的環境相對艱苦,但李力群依然清楚地記得他們當天吃了什么:一盤雞蛋炒辣椒,一小碟臘肉,一碗土豆,一鍋小米飯。
那頓飯,是她后來反復提起的一段記憶。偉人在席間說了許多高崗的好話,言語之中有所暗示,李力群當時心里一驚,但沒有吭聲。
幾天之后,事情正式攤開了。
1940年元旦,王明、王若飛等領導人邀請高崗和李力群共進晚餐。
在大家坐下后,王若飛突然宣布:"今天我們有一個特殊的慶祝——這是李力群與高崗的婚禮。"
李力群聽到后大吃一驚,情急之下跑出了房間,直奔延河邊。
王若飛緊隨其后,找到她并勸解道:"黨員要服從黨的安排,這也是黨的決定。"
于是,李力群與高崗的婚姻便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舉行了。
婚禮就這樣成了。當晚,李力群沒有回窯洞吃飯,她一個人坐在延河邊,待了很久。
事后她對陳云等人說過一句話,語氣里帶著一點委屈,也帶著一點倔強:"是你們把我強配給他的。"
但婚后的日子,并沒有她以為的那么難過。結婚后,高崗對李力群還不錯。
兩人在延安的生活里,一個主持邊區工作,一個承擔基層組織事務,各自忙碌,彼此之間漸漸有了革命伴侶才有的那種默契——不是花前月下的那種,是在同一條路上走、往同一個方向看的那種。
婚后,李力群與高崗結婚后,雖然半年內未被準許下山,但"下山"后,先后擔任了陜甘寧邊區黨委秘書處秘書、延安柳林區黨委宣傳科長、區委書記、縣委委員等職務。一直到1945年10月高崗離開延安去東北,李力群始終與高崗戰斗在延安。
一個在延安扎根多年的女人,就這樣,跟著丈夫的步伐,走向了更廣闊也更險峻的東北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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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那片黑土地上,她撐起了一所學校】
1945年,中共中央調高崗去東北創建根據地,李力群隨之調往東北展開工作,后于1947年1月起先后任中共松江省委婦女部部長秘書,東北第一育才小學校校長,中共中央東北局婦委委員、東北婦聯執行委員、東北總工會執行委員等職務。
東北的冬天,和陜北完全是兩種感覺。陜北的冷是干冷,風一刮,人能縮進去。
東北的冷是濕冷,氣溫落下去之后,冰封大地,寒意壓進骨縫里。
1945年秋末,李力群跟著高崗抵達東北,踩在黑土地上,四周一望,處處都是滿目蕭條的戰爭痕跡。
她知道,這里要重新開始。
到了東北,李力群主要在東北局機關承擔組織工作,同時兼顧家里——她和高崗的幾個孩子都在這里陸續出生,日子忙得像個陀螺。她沒有覺得累,反而覺得這才是真實的生活,踏踏實實的,有意義的。
1948年,局勢有了大的變化。
遼沈戰役于1948年10月結束,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進入遼寧省作戰。
為減輕部隊干部后顧之憂,羅榮桓決定把四野后勤部創辦的"四野隨軍小學"留在沈陽,并創立一所寄宿制學校。
四野隨軍小學在沈陽留下了40多個學生,其余200余人隨第四野戰軍經天津遷往武漢。
留下來的這四十多個孩子,怎么安置,成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時任東北局常委張聞天找到李力群,希望她出來以四野隨軍小學為基礎辦一所小學。
接到這個任務,李力群的第一反應是:自己沒有辦學經驗,怕搞不好。張聞天沒有給她退路,說了一句話:"不會可以學,這個任務就交給你了。"
李力群認為自己沒有經驗,但被張聞天"為了革命后代"的理由說服,接任了校長一職,開始了終身的教育生涯。
既然接了,就得干好。
李力群開始為學校選址。
很快,學校隨東北局南遷沈陽。張聞天讓李力群任意挑選地方,她看中了中山公園東北面的東北軍區衛生部大院,張聞天馬上下令衛生部讓出。
選好了地方,又要給學校起名字。
這件事,交給了教育界的老前輩。校名是教育家、"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取的。
他仿照陶行知所辦的育才學校,為學校取名"東北第一育才學校",說以后還可以辦第二、第三育才學校。
李力群還請徐特立推薦人才,從全國各地選調了一批師資。
東北第一育才小學,這個名字從此留在了歷史上。
東北育才學校于1948年12月開始籌辦,并于1949年初開始招生。1949年5月1日,學校正式開學,當時包括4個年級和一個幼兒班,190人。
190個孩子,年紀最小的只有幾歲,最大的也不過十來歲,分散在各個年級。
當時,東北育才作為一所東北局和沈陽軍區的干部子弟學校,實行供給制,學生一律住校。
住校意味著什么?意味著這些孩子的吃、穿、住、學,全部都要在學校里解決,而李力群,就是要把這一切都撐起來。
最初,東北育才學校只有東北局機關、東北軍區十三級(處級)以上干部的子女和烈士子弟寄讀,1952年后開始招收遼寧省和沈陽市干部子弟。
師生進出要憑出入證,一周僅允許出入一次,回校后要馬上消毒。家屬來校探親,登記后只允許在收發室會見。
管理之嚴格,由此可見一斑。
李力群熱愛學校,熱愛學生,對學校的事情,事無巨細都要親自過問。
她不是那種甩手掌柜,什么都要看、什么都要問。
孩子生病了,她去看;孩子想家了,她去陪;孩子因為身份特殊被同學疏遠了,她去調解。
這所學校里大多數孩子都是革命家庭的后代,見慣了大場面,但他們也是孩子,需要有人真正把他們當孩子來對待。
彭德懷、林彪、賀龍都曾到東北育才視察。
學校能有這樣的規格,離不開李力群長期以來的用心經營。
到了后來,1951年,賀龍元帥曾來校看望師生。林彪元帥和葉群也曾兩次來校。
一所學校,辦到能讓這些人愿意親自前來,已經說明了一切。
毛澤東曾說:"李力群是很有名的,她辦的育才學校,養活了軍隊干部子弟。"
這句話,是偉人對她這段教育生涯最直接的評價。
1952年,中央調高崗進京工作,那時李力群一家也隨高崗進京,李力群調到教育部工作。
從東北到北京,從黑土地的校園到首都機關,李力群帶著滿身的教育經驗,開始了在教育部的工作。
那個時候的她,應該沒有想到,這段在北京教育部的短暫經歷,會在將近二十年之后,成為改變她命運的一個關鍵因素。
然而,人生的轉折,往往不給任何預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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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高處跌落的歲月,和那些綿延不斷的審查】
1954年,是李力群人生里最沉重的一年。
高崗事件在這一年落定,高崗于1954年8月17日服過量安眠藥自殺身亡。
一夕之間,什么都變了。
之后,周恩來總理關照過李力群的生活,并對她說:"你現在是從天上掉到地下,可能以后人家會不理你,你要堅強些,要跟黨走,把孩子撫養好。"
這句話,李力群后來記了一輩子。她說,那個時候她最怕的不是貧困,是被所有人拋下。周總理的這句話,讓她覺得還有路可以走。
毛澤東指示中組部:"高崗的子女由組織撫養。"
李力群回憶:"毛主席當時規定,按每個月每個孩子40元的標準發放生活費。這40元的生活費比一般干部都高啊。還配給了一個炊事員、一個司機、一個四合院。"
組織上的安排,比李力群當時能想到的要周全得多。
孩子有了保障,她自己也保住了工作,李力群被從教育部調到中央人民政府勞動部培訓司工作。
工作變了,級別變了,處境變了,但總算還在繼續。
然而,平靜是表面的。
從1955年起,每逢黨內高層發生政治斗爭,李力群就面臨一次審查,被要求寫各種"揭發"材料,不寫就不能回家,見不到孩子。
一次又一次,李力群被叫去寫材料。
揭發這個,揭發那個,每一次揭發的對象都不一樣,但每一次的邏輯都是一樣的——因為高崗,所以她知道。因為她知道,所以她必須寫。
一個人,被反復地要求對著她曾經認識的人落井下石,用不實的話去構陷,用編造的東西去填滿那些沒有答案的問題。
李力群無奈地說:"不停地被審查,不停地揭發,叫我這樣寫,叫我那樣寫,許多都是不實之詞,不寫就回不了家,見不了孩子。"
她又說過另一句話,講得很清楚,也很有力氣:"其實他們都明白,誰制造陰謀還會讓我一介女子知道,我知道了那還叫什么陰謀?"
道理是這樣,但沒有用。
特殊時期開始之后,李力群的處境急轉直下。一些群眾沖進她的家對她進行批斗,占了四合院東、南、西三面的房子,將她一家六口擠到北面兩三間房子里。
一個原本寬敞的四合院,就這樣被壓縮成了角落里的幾間窄屋,一家人擠在里面,度過了一段很難熬的時光。
李力群時隔多年后回憶:"因為勞動部部長原來是高崗的部下,總理認為他能照顧我,后來發現他并沒有,還把我的行政級別從11級降為13級,于是又指示將我下放到教育部五七干校。"
行政級別被降了兩級,然后被下放。
李力群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勞動改造,幾個孩子分別被發配去河南、湖南、甘肅、內蒙古插隊。
一家人,就這樣被拆散,撒在了地圖上的各個角落。孩子們各去各的地方,李力群只身去了安徽。來到安徽后,李力群不僅沒有受到特殊的照顧,而且自己的行政級別還從11級降到了13級。
她在安徽的干校里勞動,干農活,參加學習,接受各種名目的"教育"。
五七干校是那個年代很多人都經歷過的地方,五七干校是集中容納中國黨政機關干部、科研文教部門的知識分子,對他們進行勞動改造、思想教育的場所。
對身處其中的人來說,每天都是重復的,重復的勞動,重復的匯報,重復的等待。
等待什么?連她自己也說不清楚。
李力群后來回憶:"在干校改造的時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自己的老家,一輩子平平安地過下去,不再過那種動蕩不安的日子。"
一個曾經叱咤東北、把一所學校從無到有撐起來的女人,在安徽的干校里,把自己的愿望壓縮成了這么小的一件事:平平安安過下去,回老家,不再折騰。
人的心氣,是能被歲月磨掉的。
就在這樣的日子里,1971年,轉機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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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終批示】
1971年,偉人和周總理的指示下來了:將李力群接回北京。
中央辦公廳最初派了兩個人去,當地的軍代表和造反派不愿意放人,說這是高崗的老婆,就該在干校,不讓回去。她自己也不敢跟人家走。
過了一個月,中南海警衛團又派了三個人來。
兩次來人,都是偉人指示的,周總理給辦的。
回到北京,周總理親自安排,按照高崗在世時的級別去挑選住所。
最終,選定了王府井附近的一處獨立四合院,房子之前曾是外交部副部長吳學謙的住所。
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幾個孩子,也陸續被接回北京,之前停發的生活費和工資,全部補發。
然后是李力群自己的工作問題。
她想了很久,說:能不能去圖書館,做個管理員,整理整理書,不用做太重的工作。
這個請求,說出來的時候,語氣是很輕的,像是一個已經習慣了把自己的需求壓到最小的人,在開口之前,就已經把所有可能被拒絕的部分都壓縮掉了,只留下了這么一點。
周總理同意了。
他讓工作人員擬定相關的文件,為李力群安排圖書館的職務。
文件擬好之后,按照程序,報送偉人處進行最終審批。
就是在這個環節,出現了那個沒有任何人預料到的變化。
最終的批示下來了。
白紙黑字,不是圖書館——是教育部。
李力群盯著那行字,半天沒有動。
周總理親自擬定的安排,為什么被改了?
是誰改的,又為什么偏偏選了教育部?
沒有人給她任何解釋。
就在她還沒弄明白這兩個問題的時候,她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一件她以為早就被所有人忘掉了的舊事,一件發生在將近二十年前的舊事...
而那件舊事,和一個孩子、一所學校、還有一封信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