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英格蘭球迷仍在回味上周三那場惜敗宿敵阿根廷的世界杯半決賽時,唐寧街10號在本周一(7月20日)迎來了十年以來的第七位主人——安迪·伯納姆。這位在英國政壇深耕二十余年的工黨議員終于得償所愿, 在今年6月贏得地方性補選后,又在工黨黨內贏得近400名國會議員的支持,成功入主唐寧街10號,接替斯塔默成為英國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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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在英國倫敦,安迪·伯納姆抵達工黨特別大會會場。 英國執政黨工黨7月17日宣布,安迪·伯納姆當選該黨新任黨首。據英國媒體報道,伯納姆預計將于20日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國首相。 新華社發(史蒂芬·程攝)
國際媒體常將伯納姆稱為"北方之王",卻容易忽略他在擔任曼徹斯特市長之前,本世紀初工黨執政時期便已是文化和體育大臣,對英國朝野的運作機制極為熟悉。自前任首相斯塔默在內政上屢屢受挫之后,伯納姆從未掩飾競選首相的雄心。盡管他本人熟悉國會與內閣的運作,但此時的英國已非十五年前的英國。脫歐十年,英國經濟仍在復蘇乏力與公共債務高企之間徘徊不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幾個月來對英國經濟發出了嚴厲警告。因此,與斯塔默在外交上頻頻得分不同,伯納姆必須將工作重心向國內傾斜。
就目前伯納姆提出的執政方案來看,英國正迎來一種不同于過去數十年的執政邏輯:這不是一屆試圖重新定義英國全球角色的政府,而是一屆把國家內部重建置于首位的政府。
伯納姆的政治形象長期與地方治理、公共服務改革以及英格蘭北部發展聯系在一起——他本人作為首相在唐寧街的首次演講也未掩飾自己的北方口音,與歷任首相形成鮮明對照。他的核心政治承諾,不是讓英國重新成為具有全球投射能力的大國,而是修復一個長期失衡的國內經濟體系,使英國重新成為兼具工業產能、社會凝聚力和經濟韌性的國家。
換言之,伯納姆政府的最大主題可能不是"英國如何影響世界",而是"英國如何重塑自身"。
伯納姆在周一任命了工黨老將約翰·希利(John Healey)擔任財政大臣。希利此前在斯塔默內閣中任國防大臣,屬于工黨"中間派",行事穩健,是工黨內與反對黨都能接受的人物。這一任命獲得了英國工商界的普遍認可——上臺之初,穩健執政遠比大刀闊斧改革公共財政更為重要。伯納姆同時任命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和韋斯·斯特里廷(Wes Streeting)分任外交大臣與國防大臣。外交與國防事務在執政時往往難以直接贏得選民支持,伯納姆將昔日競爭伙伴置于這兩個位置,其政治考量不言自明。
“曼徹斯特主義”與區域再平衡
過去幾十年,英國經濟發展模式存在一個明顯特征:金融服務業高度集中于倫敦和英格蘭東南部,而制造業、傳統工業和大量中等城市則經歷了產業衰退、投資不足和公共服務壓力上升。英國脫歐、俄烏和美伊沖突引發的能源危機以及疫情后的經濟困境進一步暴露了這種結構性失衡。伯納姆希望借鑒治理曼徹斯特的經驗,調節長期集中于首都的資源分配,讓英國中部和北部地區也能分享經濟發展成果——他將這一政策取向稱為"曼徹斯特主義"。
長期以來,英國政治中的一個核心矛盾是:國家層面的財富創造高度集中,但財富分配和基礎設施投資并未同步擴散到全國。伯納姆的設想是,通過加強地方政府權力、擴大區域投資基金、改善北部交通網絡以及推動產業集群建設,讓曼徹斯特、利物浦、利茲、謝菲爾德等城市不再只是倫敦服務型經濟圈的邊緣,而成為英國未來增長的新中心。這種政策并非簡單地給地方更多補貼,而是賦予地方自主制定經濟發展政策的空間。
不過,英國前首相特雷莎·梅近期在筆者單位(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一次年會中公開發言提醒伯納姆:“經營曼徹斯特和治理英倫三島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謹慎為上。”
再工業化、外交轉向與經濟安全
脫歐之后的幾任保守黨政府曾力推“全球英國”(Global Britain)概念,希望通過外交、軍事和貿易網絡維持英國的全球影響力。一些英國戰略界人士認為新首相在外交政策上屬于未知數。但伯納姆在外交政策側重點上將重新定義英國的國際角色。他的外交重點并非持續體現英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存在感,而是回答更加現實的問題:英國外交政策應如何幫助本國創造就業、保障能源供應、保護產業鏈韌性。從這一角度來說,伯納姆與前任斯塔默的想法有諸多延續性。
伯納姆入主唐寧街首日,便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法國總統馬克龍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話。這基本判定了本屆政府外交政策的突出方向:
第一,加強與歐洲的經濟關系。 雖然英國不會輕易逆轉脫歐,但伯納姆政府可能尋求減少脫歐造成的貿易摩擦,通過改善與歐盟的商業聯系,為英國企業創造更加穩定的市場環境。
第二,加強與主要工業國家的產業合作。 英國可能更加重視與德國、日本、韓國以及北歐國家在制造業、綠色技術和能源領域的合作,而不是單純強調外交影響力。明年在曼徹斯特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這將是英國罕見以東道主身份主辦G20峰會——將充分體現伯納姆內閣的外交政策側重點。伯納姆內閣的對華態度大概率會與斯塔默保持一致,務實為主,但在一些政治與安全問題上與中國依舊會有分歧,強調一個“功能性的雙邊關系”。
第三,調整軍事和安全戰略。 英國仍會保持北約重要成員身份并承擔國際安全責任,但軍事政策更多圍繞歐洲安全、網絡安全和經濟安全展開,而非追求全球范圍內的軍事存在。不過,在處理“英美特殊關系”時,伯納姆或將面臨阻礙——尤其是他與特朗普處于完全不同的政治光譜。在巴以問題上,伯納姆內閣預計將采取比前任更平衡的立場,更關注人道主義議題。
在這種模式下,英國仍然是一個重要國家,但它不再試圖復制二十世紀初和冷戰時期的全球角色。然而,在維持英國現有國際影響力——尤其是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所應承擔的國際責任——與優先復蘇國內經濟之間,伯納姆內閣需要維持微妙的平衡。
公共服務改革:重新建立國家治理能力
伯納姆政治路線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恢復公共服務體系。英國近年來面臨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承壓、住房短缺、地方財政困難等問題。這些困境不僅是社會政策議題,根本上也是經濟問題——公共服務能力下降的國家,很難吸引人才、提高生產率并維持社會穩定。
因此,伯納姆政府將公共服務改革視為經濟復蘇的重要組成。例如,加強地方醫療體系、改善教育大綱、擴大職業技術培訓,都屬于其政策重點。與傳統保守黨政府強調減稅和市場活力不同,伯納姆更相信國家投資和公共協調能夠創造長期增長。這不是回歸傳統社會主義模式,而是更接近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治理路徑:國家創造基礎投資條件,市場驅動創新。
英國政治的分水嶺:從身份競爭轉向發展競爭
伯納姆當選所代表的最大變化,并非某一項具體政策,而是英國政治議題中心的轉換。過去英國政治長期圍繞三大話題:脫歐與留歐、減少移民、財政緊縮。而這屆工黨政府計劃將政治議程重新集中到經濟發展和國家能力建設上來。
伯納姆認為,英國并不缺少全球影響力,也不缺少在重大國際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機會;英國面對的是自身產業能力不足,以及普通民眾面對的工資增長停滯、住房壓力和公共服務匱乏。伯納姆內政優先的治國方略也將繼續面臨重大挑戰。
首先,重新工業化需要時間,無法通過政府投資迅速創造大量高薪就業。其次,加強地方投資需要大刀闊斧地修正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而這在英國權限與資源高度集中的政治體系中并不容易實現。第三,在如今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英國無法完全退出國際事務,如何平衡國內優先與國際責任,將成為其外交政策的難題。
一個“修復英國”的首相?
伯納姆的當選并不代表英國的外交戰略轉向,也無關英國全球地位的重新定位,而是代表英國自身重新建設的起點。這可能是一種更加謹慎,甚至不那么具有大國色彩的國家戰略。英國首相不再想著“我們如何領導世界”,而是問“我們如何讓自己的人民重新相信,這個國家一定是未來可期”。對于二十一世紀的英國而言,這或許正是最大的政治任務,也是回擊英國極右翼政黨的最佳選擇。
(于潔,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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