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1992年冬天，西北高原的冷風像刀子一樣，能把人的臉皮生生刮下一層來。
二級士官周建國怎么也沒想到，自己每月省下的二十塊錢，會像一粒裹在冰碴子里的種子。
七年后，當那個當年連一頓飽飯都吃不上的丫頭，穿著筆挺的衣裳重新站在連隊大門口時，周建國的日子早就過得一地雞毛。
可她從那個洗得褪色的舊挎包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了一份派遣證。
那一刻，周建國的腦子里“轟”的一聲，當年的風雪好像一下子全砸了過來……
西北的冬天天黑得早，下午四點多，太陽就落進戈壁灘那一頭了。
風在營房外面的老楊樹林子里轉圈，發出嗚嗚的響聲，像是有什么人在哭。
周建國蹲在連隊伙房后面的鍋爐房門口，正用一把破鐵锨往爐膛里添煤。
他身上的作訓服已經洗得發白，袖口上沾著幾塊洗不掉的煤煙黑漬。
指導員老高哈著白氣從前面走過來，腳下的軍鞋踩在凍硬的泥地上，發出咯吱咯吱的脆響。
“建國，別鏟了，去連部一趟。”老高把手揣在棉襖袖子里，大聲喊了一句。
周建國把鐵锨往墻根一靠，拍了拍手上的煤屑，問：“啥事啊指導員？晚上這爐子得燒旺，不然指導員辦公室那組暖氣片又要結冰。”
老高搖搖頭說：“跟縣里中學搞的那個什么結對子，名單下來了。你是班長，又是老兵，帶個頭。”
周建國跟著老高進了連部，屋里生著煤爐子，比外面暖和不了多少。
桌上放著幾張粗糙的黃草紙，上面歪歪扭扭地寫著幾個名字和家庭情況。
周建國看都沒看，隨手拿了最上面的一張。
紙上寫著：劉紅梅，高一，家住下河村，無母，父殘。
老高看了他一眼，嘆了口氣說：“這丫頭家里底子薄，聽說冬天連雙像樣的鞋都沒有。咱連隊一個月給你發點津貼，你看著辦，多多少少是個意思。”
周建國把那張紙折了折，塞進上衣口袋里，說：“行，一個月我省出二十塊錢，管她到高中畢業。”
二十塊錢，在1992年能買不少面粉。周建國那時候一個月津貼也就那么點，除了抽旱煙，剩下的全攢著。
過了大半個月，學校放寒假，指導員老高托了縣里的熟人，把這幾個受資助的孩子帶到了軍營里。
周建國那天剛從靶場回來，渾身是土。
在連隊傳達室里，他見到了劉紅梅。
那是個瘦得像麻桿一樣的假小子，頭發亂糟糟的，用一根爛皮筋扎在腦后。
她身上那件棉襖根本不合身，袖口短了一大截，露出一雙生滿了凍瘡、又紅又腫的手腕子。
腳上是一雙看不出顏色的解放鞋，大腳趾頭那兒頂出一個窟窿，露出一塊黑乎乎的棉花。
周建國走進去，把帽子摘下來扔在桌上，打量了她一眼。
劉紅梅有些害怕，往后退了一步，脊背死死貼在土墻上，低著頭，死命用腳指頭抓著鞋底，似乎想把那個窟窿藏起來。
“你叫劉紅梅？”周建國問。
女孩沒說話，只是把頭埋得更低，輕輕點了兩下。
周建國從兜里掏出一疊票子，全是兩塊、五塊的，湊在一起整整二十塊，擱在桌子上。
“這是這個月的。以后每月一號，我讓人給你寄到學校去。”周建國說。
劉紅梅盯著桌上那疊毛票，眼圈一下子紅了，大顆的眼淚砸在長了凍瘡的手背上。
她沒去拿錢，反而撲通一聲跪在地上，對著周建國就要磕頭。
周建國一把揪住她的棉襖領子，把她整個人提溜了起來。
“起來！部隊不興這個！老老實實念你的書，考不出去，這錢就白扔了。”周建國的聲音很大，聽著有些嚇人。
劉紅梅抽嗒著，把那疊錢抓進手里，指甲縫里全是黑泥。
她看著周建國，嘴唇哆嗦了半天，吐出幾個字：“周哥，我記住了。”
那年冬天之后，周建國的信箱里開始出現一些粗糙的信封。
信封是用舊作業本撕下來自己糊的，上面的字寫得極大，一筆一畫，橫平豎直。
劉紅梅在信里從不說家里多苦，也不說她爹的腿怎么疼，全是在學校里考了第幾名，哪個老師夸了她。
周建國大字不識幾個，每次都是讓文書念給他聽。
文書念完就笑：“班長，這丫頭拿你當親哥呢，連學校食堂里白菜幫子一分錢一份都寫進來了。”
周建國瞪了文書一眼，把信搶過來，鎖進自己那個掉了漆的黃皮木箱子里。
他給劉紅梅回信，通常只有幾句話，從文具盒里撕張紙，讓文書代筆：
錢收到了吧。別省著吃。多買點肉。考大學。
周建國還在包裹里塞過幾支自己不舍得用的中華牌鉛筆，和兩塊軍用肥皂。
劉紅梅收到肥皂后，特意寫了封信，說那肥皂太香了，她沒舍得洗衣服，擱在課本底下，滿屋子都是香味。
周建國看到這封信，坐在床沿上罵了一句：“傻老娘們，肥皂不拿來洗衣服，留著下蛋呢。”
但他嘴角是咧著的，那天晚上去食堂，多吃了一個大饅頭。
1995年的夏天，西北的莊稼地里騰起一股股熱浪。
連隊門口的郵遞員騎著那輛大金鹿自行車，拼命按著車鈴鐺，一路喊著進了營區。
“周建國！有信！大喜事！”
周建國正光著膀子在水井邊沖涼，水順著黑紅的脊梁骨往下淌。
他抹了一把臉上的水，光著腳丫子跑過去，把信接了過來。
那是一個厚厚的大信封，上面印著紅色的字樣：重點大學錄取通知書。
周建國的心沒來由地漏跳了一拍。
他拆開信，里面掉出一張紅彤彤的紙，上面寫著劉紅梅的名字，還有南方某重點大學的公章。
信封里還夾著一封信，字跡比三年前清秀了許多。
劉紅梅在信里說：“周哥，我考上了。全縣第一。我要去南方了。”
周建國拿著那張紙，在日頭底下站了很久。
他看著那張通知書，嘴里嘟囔著：“行啊，這臭丫頭，真考出去了。”
連隊里的人都知道周建國資助的女高中生考上重點大學了，幾個相熟的班長晚上收操后，非拉著他去服務社買了幾瓶啤酒慶祝。
周建國那天喝得有點多，拍著桌子說：“以后咱這也是出過大學生的人了，看誰還敢說俺下河村出來的都是睜眼瞎。”
開學前，周建國把攢下的最后一百塊錢，連同自己的半個月津貼，一股腦兒全匯了過去。
他在匯款單的附言欄里寫了五個字：路費，別回頭。
可誰也沒想到，1995年的秋天，老兵復員的工作提前了。
周建國在部隊待了許多年，落下一身傷病，最終沒能轉上志愿兵的名額。
走的那天，正好趕上下大雨。
老高把周建國送到火車站，拍著他的肩膀說：“建國，回老家好好干，國企保衛科旱澇保收，是個安穩地方。”
周建國背著行李包，轉頭看了一眼那座在雨幕里變得模糊的大山。
他想給劉紅梅寫封信告訴她自己復員了，可摸了摸口袋，發現南方的大學地址他還沒記熟。
“算了，等到了地方安頓好，再給她寫信。”周建國對老高說。
回到老家后，周建國進了市里的棉紡廠保衛科。
那幾年的日子過得飛快，也過得極不安穩。
90年代中后期，國企改制的大潮說來就來，棉紡廠的效益一天不如一天。
周建國剛娶了媳婦，兒子剛落地，廠子里就開始停發工資。
保衛科的人一個個被安排下崗，周建國因為是復員軍人，硬撐到了最后，但每月拿到的錢連買奶粉都不夠。
他開始跟著別人去火車站扛大包，晚上去夜市擺攤賣塑料盆。
生活變成了一場沒完沒了的拉鋸戰。
周建國的雙手重新結滿了厚繭，當兵時的那身軍裝被媳婦改成了干農活的罩衫。
那個鎖在黃皮木箱子里的西北軍營，還有那個每月的二十塊錢，漸漸被壓在了日子最底下。
他換了三次住處，從廠里的單身宿舍搬到筒子樓，又搬到城中村的平房。
中間他曾試著給劉紅梅讀大學的地址寄過一封信，可信寄出去三個月，被退了回來。
紅色的退信戳上寫著：投遞無門，查無此人。
周建國看著那封退信，坐在馬路牙子上抽了一宿的旱煙。
他想，人家成了大學生，畢業了肯定在大城市落戶了，跟自己這個下崗工人，早就不是一路人了。
1999年的夏天，天氣熱得讓人喘不過氣。
周建國在城中村的租房里，正光著膀子用大蒲扇給剛睡著的兒子趕蚊子。
胡同口的小部電話突然扯著嗓子喊了起來：“三號院的周建國！長途電話！快點！”
周建國趿拉著塑料拖鞋，一路小跑過去，接起那副滿是油膩的聽筒。
“喂？誰啊？”
“建國，是我，老高！”電話那頭的聲音很大，夾雜著巨大的電流聲。
周建國愣了一下，握著聽筒的手緊了緊：“指導員？你咋找到這電話的？”
“我找了你原先廠里的老戰友才問到的！”老高在電話里喊，語氣顯得急促，“你猜誰在連隊呢？”
周建國心里咯噔一下：“誰啊？”
“劉紅梅！你當年資助的那個劉紅梅！”老
高大聲說，“她大學畢業了，今天中午剛摸到連隊大門口。穿著一身大城市里的衣裳，指名道姓要找你。我說你早就復員了，這丫頭坐在連部死活不肯走，說見不到你，她哪兒也不去。”
周建國站在小部電話機旁，大熱天的，他后背竟然起了一層雞皮疙瘩。
“她跑回部隊干啥？”周建國有些手足無措，“我都離開好幾年了。”
“你別管這么多了，連長現在是營長了，特批了車。你趕緊買票坐火車回來，這丫頭軸得很，說要在連隊等你想辦法。她手里的車票都過期了，就帶了個破包。”老高說完就掛了電話。
周建國握著嘟嘟作響的聽筒，在原地站了足足五分鐘。
回到家，他把抽屜里所有的零錢都抓了出來，湊了三十塊錢。
媳婦看著他問：“大熱天的，你干啥去？”
“老部隊有點事，我得回去一趟。”周建國沒多解釋，換上那雙穿了很久的解放鞋，提溜著一個蛇皮袋就出了門。
綠皮火車晃蕩了兩天兩夜。
1999年的西北火車站，比1992年多了一些水泥建筑，但遠處的荒山還是那個樣，風卷著沙子，直往人脖子里鉆。
周建國在火車站外面搭了一輛拉煤的大卡車，一路上顛得骨頭快散架了。
到連隊大門口的時候，已經是第三天的傍晚。
夕陽把營房的紅磚墻染得血紅。
老高正站在傳達室門口抽煙，瞅見周建國從拉煤車上跳下來，趕緊迎了上去。
“你小子，可算來了。”老高拍了拍周建國身上的煤灰。
“人呢？”周建國顧不上擦汗。
“在連部呢，坐了三天了，除了喝水，飯也沒吃幾口。”老高嘆著氣，領著周建國往里走。
周建國推開連部的木門，門軸發出酸澀的嘎吱聲。
屋子里的陳設幾乎沒變，還是那張老舊的辦公桌，還有那組到了冬天就會結冰的暖氣片。
窗戶前坐著一個年輕姑娘。
她身上穿著一件白色的的確良襯衫，下面是一條黑色的西裝褲，腳上一雙干凈的皮鞋。
她確實和以前不一樣了，皮膚白了，頭發剪成了齊耳的短發，整個人看著利落、干凈。
聽到門響，姑娘猛地轉過頭來。
那雙眼睛一點沒變，還是亮得嚇人，像是在這間陰暗的屋子里點了兩盞燈。
周建國站在門口，局促地把雙手往褲縫上貼了貼，想笑一下，卻發現臉上的肉硬邦邦的。
“紅梅。”周建國叫了一聲。
劉紅梅的眼淚在一瞬間奪眶而出。
她沒有像小時候那樣撲過來，而是站起身，筆直地站在桌子后面，死死盯著周建國。
看他滿臉的黑灰，看他那雙踩在解放鞋里、沾滿了煤屑的腳。
“周哥，我找了你四年。”劉紅梅的聲音在發抖，帶著一種壓抑了許久的沙啞。
“我回過下河村，我爹說你轉業了。我去過你的廠子，人家說廠子倒閉了，你搬家了。我把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最后我想，你總會給部隊寫信吧，我就回這兒來了。”
周建國嘆了口氣，走過去，拉過一張長條凳坐下：“你這丫頭，找我干啥。你都是重點大學畢業的高材生了，該在南方大城市享福，跑這窮山溝溝來吃沙子，你是不是傻？”
劉紅梅沒回答，她走到桌子前，把一直死死抱在懷里的那個洗得褪色的舊軍用挎包放在了桌面上。
老高這時候也走了進來，順手把門關上。
周建國看著那個包，那是他當年寄給劉紅梅的，包帶子上還縫著歪歪扭扭的補丁。
劉紅梅深吸了一口氣，擦干了臉上的淚水。
她的眼神里有一種周建國看不懂的決絕。
她把手伸進那個舊挎包里，摸索了半天，小心翼翼地掏出了一份派遣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