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泉水院士：中國，為什么急需“新高考”“新高校”？

2026年的高考剛剛落幕。

圍繞教育的各種聲音從未間斷——從家長的焦慮，到對高考模式的討論，再到考生面對新題型的困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

這些聲音，對不對？都對。

但如果我們只停留在這些情緒里，就錯過了真正重要的問題。

最近，我看到一篇網文《中國，為什么需要高考？》 。

這重重地觸碰到了我的一個痛點——一個我已經探索十多年的難題。2018年，我曾以《“多維測評”招生：破解錢學森之問的最大挑戰》 一文，在《中國教育學刊》上討論這個問題。

我拜讀了《中國，為什么需要高考？》，認為可以概括為三個層次：

1高考為中國鑄造了全球規模最大、平均水平較高的理工科人才基礎；

2高考為底層子弟提供了相對可靠的階層上升通道；

3當前內卷和學歷貶值，部分源于產業結構尚未升級到能充分消化海量人才的高度。

前兩層，我完全認同，也必須被充分看到、珍惜和守住。

對第三層，我的體會是：“產業升級”這一視角非常重要，但如果只停留在這一層面，而相對忽視教育供給結構、本土創新生態和用人機制的責任，就容易讓一些人產生一種幻覺：只要產業升級，教育自然無事。

真正繞不過去的問題是：我們的人才供給，真的適配產業升級的需求嗎？換句話說，如今就業市場出現的各類矛盾，核心癥結究竟是產業升級進度滯后，還是人才培養模式與市場需求脫節、教育體系適配度不足？

我認為，今天的內卷，是多重錯配疊加的結果。除了產業結構升級的滯后，更關鍵的是至少有“兩重錯配”的疊加：

（1）教育體系的人才培養結構，與未來對多樣化人才的需求存在錯位；

（2）人才評價與用人機制，仍然偏重“分數、文憑”等單一指標。

本篇聚焦第一點——教育供給結構。

經過幾十年的高速發展，我們在“追趕型發展”上已經取得巨大成就。

市場對精通規則流程、擅長完成高強度標準化事務的答題型人才（我稱之“A型人才”）仍有需求，但整體需求規模正持續收縮；

與之相對，能夠立足不確定環境、善于發掘新方向、整合跨界資源、勇于探索試錯的“出題型人才”（突破型人才，我稱之“X型人才”）正成為產業發展急需，市場需求正迅猛攀升。

時代在進步，市場在變化，可我們的高考和高校體系，過去若干年一直還在批量生產什么？

是能夠在規定時間內、面對高難度試卷、精確完成復雜邏輯推演的“標準件”，是A型人才。

這套體系曾經無比成功。它把中國成人識字率從建國初期的20%拉到97%以上，讓全國各地的普通技術工人能看懂圖紙、理解工業指令，讓中國擁有了全球最龐大的工程師隊伍，可以說，是這套體系托起了中國工業化和信息化的“基體強度”。

但過去的成功經驗，恰恰有可能成為未來發展的阻礙。

當人工智能開始大規模進入教育、科研和產業一線，當AI可以替代部分初級碼農、基礎審計人員、標準化法律咨詢崗位時，那些靠刷題訓練出來的“高強度標準化事務的答題型人才”，正在被淘汰。AI首先改變的，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低端體力勞動”，而是大量以規則執行、模式識別為主的“A型工作”。

這些“批量生產”模式，以及這些年熱議的“內卷”，無論是制造業內卷還是教育內卷，本質上都是同質化競爭的結果。當所有人都在同一條賽道上用同樣的方式爭奪有限資源時，無論賽道多寬，終究會越來越擠。大學生就業難的背后，并不是人才市場的絕對飽和，而是一種結構性的錯配——“很多人沒事做，很多事沒人做”。企業找不到合適的突破型人才，大量畢業生找不到適配的崗位，個人能力與市場需求之間橫亙著一道看不見的墻。

這兩個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昨天的太陽曬不干今天的衣服。”沿用舊思路應對新挑戰，只會讓錯配愈演愈烈。我們需要新高考、新高校來破題。這也是我和深圳零一學院這些年來一直在探索的方向——作為人工智能時代教育變革的探索者，以創生教育為思路，尋找新型教育的破題方法。

這并不是在貶低A型人才，更不是否定過去幾十年通過標準化訓練建立起來的“基體強度”——恰恰相反，正是這些A型人才托舉了中國工業化、信息化的騰飛。

我想提醒的是：在這一基礎上，我們需要為更多年輕人疊加X型能力，使他們既能在標準體系中高效執行，又能在不確定環境中提出新問題、走出新路徑。

如果教育只是一味“導向”標準答案，卻缺乏足夠空間去“托舉”不同稟賦的年輕人探索未知，那么，即便產業升級取得突破，也難以充分釋放新一代人才的創造力。

在過去二十多年的創新人才培養實踐中，我們逐漸形成了一個核心概念——“A型人才”與“X型人才”的區分。

A型人才，是在“效率優先”和確定指標、群體比較下被定義出來的“優秀”，驅動力多來自外部獎賞。他們擅長在既定框架內把事情做對、做好、盡量不出錯。他們是高考指揮棒下十幾年訓練出來的典型產物，也是過去四十年中國工業化最倚重的力量——在既有規則之內，在大系統中保證效率和可靠性。

X型人才，追求“卓越”和“獨創”，具備強烈的內生動力，憑借好奇與熱愛，開創獨有價值的領域。他們不滿足于“標準答案”，要的是“自己的答案”。汪滔、梁文鋒、馬斯克——這些改變世界的人，無一例外都是X型。

很多真正的X型人才，同樣具備扎實的A型基礎，只是把更多精力放在提出新問題、走“非標準路徑”——通過對“X型”的追求，倒過來構建自己的“A型”能力。

有多項針對中學生和大學生的調研顯示：相當比例的青少年在上大學后感到迷茫，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甚至不少研究生畢業后仍然困惑。

這不是年輕人不行，而是我們的教育體系很少系統地教過他們如何找到自己。

我們非常善于“選拔”誰更會做題，卻缺乏一整套機制去幫助每一個年輕人發現長板，找到或定義值得用一生去“破題”的方向，并在這個方向上持續托舉他。

清華錢學森力學班曾有一名學生，因找不到學習意義而瀕臨退學。但在大四接觸到華為的實際難題后，他被徹底“點燃”——不僅補上了所有課程，本科畢業后迅速成長為團隊核心，參與研發的“華為盤古氣象大模型”，榮登2023年中國十大科學進展之首。

“眼看沒有希望的學生，最終變成了科技新星。”這就是內生動力爆發后產生的巨變。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回望過去四十多年，中國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一個典型標志是，中國已經告別了商品緊缺時代。

在商品緊缺時代，國家的戰略重心是“生產”和“追趕”。那個時候，我們缺工廠、缺產量、缺能夠快速消化引進技術的大規模標準化人才。所以需要大量“答題型人才”來執行各種標準化的生產指令，發展方式是消化、吸收、引進——也就是繼承式創新。這套人才體系，曾經是最匹配國情的“最優解”。

但現在，中國已經由商品緊缺時代過渡到商品豐裕時代。國家的戰略重心已經從“生產”和“追趕”，轉移到“智造”和“引領”。我們需要的發展方式，是以原創為特征的顛覆式創新——無原創，不足以引領。

經濟基礎變了，必然要有新型的上層建筑來與之相適應。教育體制屬于上層建筑的領域，人才選拔與培養的邏輯必須隨之而變。從這個意義上說，教育創新不是可選項，而是必選項，甚至刻不容緩。

工業化的時代，我們需要A型人才來執行標準、提高效率；

今天，我們依然離不開龐大的A型人才隊伍，這是國家運行的底盤。

但數智化時代，AI正在重構大量以規則執行為主的工作內容。可以預見，未來5–10年，或更長時間，人類價值的重心會更加集中到機器難以企及的創造性工作、深度洞察和跨界整合上。大學教育必須為此提前布局。

面對這場人才類型的范式革命，我的回答是——“創生教育”。

我在《破界創生》中把“創生教育”定義為：以創新為內在驅動力，牽引人成長的教育。

它的出發點不再是“高效傳遞既有知識”，而是以“未知+人”為起點：

幫助每一個學生發現和定義自己真正關心、充滿激情的問題（出題）；

以圍繞該問題的真實世界研究和項目為腳手架，培養他們在不確定中定義問題、組織資源、迭代求解的能力；

在這個過程中，既“導向”他們面對更大的世界，也持續“托舉”他們向上成長。

2009年，教育部啟動“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我在清華大學創辦了錢學森力學班，同時在母校南昌大學，以同樣底層邏輯創辦了本碩實驗班（現黃克智理工實驗班）。

錢班做了什么？

用一句話概括，就是鼓勵學生從“答題”思維，轉到“出題”思維，并系統性地為此提供腳手架：

打破院系壁壘，支持學生跨學科選課、進實驗室、自主探索；

大一每周做半天研究，大二每周一天，大三每周兩天——“研究是培養人的腳手架”；

大一大二通過X-idea探索真實挑戰問題，大四赴全球頂尖高校或企業，在真實世界中解決真實問題。

錢班的核心理念只有兩句——

“學生做自己最想、最與眾不同或創新的事”；

“不允許犯錯就是不允許創新。”

2021年，在錢班十二年探索基礎上，我們在深圳創辦了深圳零一學院——一所“公辦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學院”，以重大創新挑戰問題為牽引，實施“進階研究—精深學習”的高度個性化教育。

在深圳零一學院，不設傳統學科，學生跟隨真問題、跨學科課題找方向。老師不再只是“教知識”的人，而是與學生共同做項目、共同承擔風險的合作者，是在關鍵節點上“托一把”的人。

學院打造長周期、開放貫通的“成長天梯”，從因為A型（高考成績）差異散落不同高校，甚至不上大學的年輕人中，發掘“漏網之魚”，與幾十所聯盟大學（從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到南昌大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深圳技術大學、澳門城市大學等）和深圳市的聯盟企業一起協同培養。

錢班十二年的探索“好比在困難的圍墻上打了一個洞口”，但要真正完成整個教育體系的范式躍遷，僅靠單一高校內部制度，很難做到，因此需要在城市、區域層面打造教育改革的“試驗區”。深圳之所以被選擇，正是因為“敢闖敢試、敢為人先”的特區精神，與從0到1的創生教育理念高度契合。

如果高考只有一種標準路徑，我擔心，辦再多、再好的創新班，也只能從傳統A型路徑的幸存者中“撿”人。還有一批X型學生的苗子，在小學、中學、在高考中就被淘汰掉。

我理解中的“新高考”，至少有三個層面，可以在規范框架內、循序漸進地推進。

第一層面：

在現有高考命題里，有限加入X型題目。

今年的高考，數學、物理難到讓不少學生“考哭”，已經顯示出一個風向：考察從單純“規定動作”，開始向“規定+非標準題目”微調。

未來，可以在若干省份試點，在總分中保留絕對主導的A型題目，同時加入少量“不確定性題目”“開放性情境題”——答案不唯一，重在考察學生的問題理解、思路與表達。數量不必多，但可以釋放一個信號：

高考不僅看你會不會做題，也開始看你會不會“想問題”。

當然，這對那些缺乏這樣的師資的農村學校學生，偏遠地區學校學生，有很大的難處。

第二層面：

把6:3:1的“雛形”，真正用出X型的空間。

目前，南方科技大學等高校，在部分地區實施類似“6:3:1”的綜合評價模式：

60%為高考成績；30%為高校自主給定的綜合成績；10%為中學推薦。

聽上去，高校有了不小的自主權。但據了解，在實際執行中，為了確保公平和可解釋性，很多高校對這“3”并不敢真正在“非標準維度”上大膽使用，其中相當一部分仍然是高校自己出題考試，本質上還是A型的“另一場高考”。

幾年前部分高校自主招生出現的腐敗問題，也是值得擔心的問題。

也就是說，目前的6:3:1模式，在全國范圍內真正留給X型選拔的“制度空間”還非常有限。要用好這“3”，需要更豐富、更被信任的X型評價工具和平臺。

第三層面：在高考之上疊加一條X型選拔“輔選通道”——以深圳零一學院X-Camp為原型的創生路線。

這里說的“通道”，并不是另外一套獨立的錄取制度，而是嚴格在現行高考政策框架內、在統一分數線之上的一層多維輔選機制。

它不改變分數線、不增加任何隱性加分，只是在達到同一分數線之后，幫助高校更好地識別與其創新班定位契合的學生。

深圳零一學院正在探索的一種路徑，是以X-Camp（創新挑戰營）為核心的大中貫通-跨校選才平臺。

每年暑期，來自各地的中學生來到深圳零一學院參加為期兩周的X-Camp。在這里，不再刷題，而是通過真實項目，重點考察他們的X型潛質，主要看五個維度：

內生動力：不是“別人要我做什么”，而是“我就是想做”，哪怕沒人給錢、沒人表揚、沒人逼你。

開放性：當別人反對你、提出新看法時，你的第一反應不是防御，而是“也許有道理，說來聽聽”。

堅毅性：遇到困難不會輕易放棄，但也不是死磕一條路。能區分“該堅持的目標”和“該調整的方法”。

智慧力：能從一次失敗、一次經歷中提煉出可以通用的原則，以后遇到類似情況不再犯同樣的錯。

領導力：不是發號施令，而是能讓大家看到共同的方向，并且愿意主動往那個方向走——哪怕你不在場。

營員依照興趣分組，在導師引導下，每個小組自己定義一個要“出題”的問題——可以來自“未來智造”“生命未來”“智能社會”等前沿方向，但需要考慮未來真實落地性。整個過程，就是對學生X型能力的現場“壓力測試”。

在兩周結束后，由參與的領銜高校導師，對每位學生的表現給出綜合判斷。關鍵制度設計是：通過X-Camp，我們挑出一些具有X型潛質的學生繼續培養，進入零一學子，不管他們考進哪個學校，也不管他們能不能考進大學，零一學院繼續幫助他們成長，給予特別的培養。需要強調的是，這份“選材許可”本身不具有法律意義上的錄取效力，不構成任何形式的提前錄取或保送。

這樣做有幾個直接的好處：不是“繞開高考”的另一次錄取，而是在高考分數線“之上”的一次多維選才承諾，守住公平底線；基于學生在真實問題中的持續表現，更適合識別X型潛質；目前已有多所高校參與，未來可逐年擴展，形成跨學校、跨區域的X型選才“共同體”。

同時，我們也在探索面向中西部地區、家庭條件一般孩子的資助機制，盡可能降低參加X-Camp的經濟門檻，避免新的不平等。例如：面向全國公開招募、設置一定比例的貧困生專項名額，為經濟困難家庭提供交通和住宿資助，并在營前、營后公開相關信息，接受社會監督。

這一套“規定動作+自選動作”的新高考形態，是在現有高考之上疊加一條創生路線：通過統一高考守住公平底線，保障A型人才的大規模、穩定供給；

通過X-Camp等平臺，為有X型潛質卻在單一分數維度不占優勢的年輕人，打開制度化的天窗。

在“自選動作”上，在多年的教育實踐中，我深感現行科目組合對X型學生的識別存在局限。因此，我一直呼吁在“3+1+2”的基礎上適度擴大學生的自主選擇空間，允許學生在更廣泛的領域中選擇一門自己真正擅長或熱愛的學科作為“X科目”，讓那些在傳統科目組合中無法充分展現潛質的X型學生，有更早被看見的機會。當然，這一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需要在充分論證和試點的基礎上穩步推進。

回到最初的問題：中國，為什么需要高考？

答案沒錯——它保障了公平，它鑄造了基礎。

但新的問題是：中國，為什么急需“新高考”“新高校”？

因為時代變了，我們正處在從工業時代邁向數智時代的劇烈轉型期。

工業化時代需要A型人才，數智化時代更需要X型人才。

AI正在加速重構和部分替代大量以規則執行為主的A型崗位。

如果我們繼續用舊體系選拔和培養人才，就算產業升級成功了，我們當然會在更多領域實現從代工走向自研、從跟跑走向并跑、部分領域開始領跑。

但如果人才選拔和培養體系仍然主要面向標準化執行，而難以托舉和保護更多X型人才，就有可能在新的賽道上，再次陷入某種形式的“高端代工”——更多是在既有框架內優化，而不是提出新的框架。

我在《破界創生》中寫道：

“教育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授，更應該是創造力的培養和心智的啟發。”

1978年，我們解放思想，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1992年，我們有了“南方談話”，加速了市場經濟；

今天，我們急需一場教育領域的思想解放：解放創造、解放創新、解放創業。

不是推倒重來，而是在捍衛高考公平底線（A）的同時，為中國的創新上限（X）打開一扇制度化的天窗：

在若干省市探索“規定+少量X型題目”的新高考試點；

在若干高校系統性建設面向X型人才的“教育特區”；

通過X-Camp等跨校平臺，讓6:3:1之類的綜合評價真正長出X型選拔的牙齒；用大約10年，形成一整套可復制、可推廣的政策組合，讓“托舉X型人才”的制度紅利，逐步覆蓋更多普通年輕人。

也想特別說明一句：這篇文章，只代表我作為一線實踐者的一些思考和設想，更像是一張“供大家討論的草圖”，而不是已經成熟定型的“藍圖”。

真正的制度變革，一定要在國家的統一部署和政策框架下，由有關部門、地方政府和學校一起，經過充分論證、小范圍試驗，再穩步推廣。我對高考體系本身，是抱著很強的敬畏心的。

我們希望將零一學院打造成一個“未來大學的試驗田”——一所“無界大學”。

在清華—深圳二十多年“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探索基礎上，我和一群深度參與者，正力爭年內完成首版“零一白皮書”，從底層邏輯到方法論，再到具體“施工圖”和案例，給出零一的完整描述——也為更多城市、更多高校提供可參考、可復制的樣板。

高考確實殘酷，但我們不能因為它殘酷就試圖砸爛它。同樣，我們也不能因為它曾經有功，就拒絕承認它需要改變。

“真正具有創造力的人才，往往不是在標準路徑中培養出來的，而是在自由、試錯、跨界的實踐中成長起來的。”

讓更多年輕人擁有“自我點火”的機會，讓每一個孩子，都有機會成為自己的“第一名”。

這，才是未來十到二十年，中國真正需要的高考和高校。

創作 | 鄭泉水

顧問 | 顧明遠 湯敏（本文重點支持感謝） 彭小毛 張小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