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百度百科·黃植誠詞條、維基百科·黃植誠條目、中華網歷史檔案、觀察者網·風聞社區、《人民日報》1982年社會版報道、鳳凰網歷史專欄、1984年央視春晚節目單記錄、中國新聞社相關采訪檔案
部分章節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請理性閱讀
1990年深秋，北京某處宿舍區，夜色沉得早。
馬紅把行李箱放在門口，換了一件出行常穿的深色外套，拎起手包，回頭看了一眼那扇她再熟悉不過的臥室門，沒有多停留，轉身走了出去。
那天是她執飛國際航班的出發日。手續正常，證件齊全，機組名單上有她的名字，一切都像平常的任何一次出勤。
北京首都機場的地勤記錄顯示，馬紅當天如期登機，班機落地紐約，機組成員陸續辦理了入住手續。
然而，第二天機組集合準備返程，馬紅的房間沒有人應聲。聯系方式全部失聯，行李不在，人也不在，她就這樣消失在了大洋彼岸，再沒有踏上回程。
消息傳回國內的當晚，幾輛車靜靜停在了黃植誠住所門前，沒有動靜，沒有燈光。
調查人員進門，徑直走向臥室，走向那只衣柜，撬開了最深處那個帶鎖的夾層。
夾層里的東西被一件件取出，擺在眼前。在場的所有人，沉默了很久，沒有人先開口。
信封里沒有任何家書，沒有一個私人的詞語，只有兩樣東西：一張寫滿特殊符號和數字的清單，和一張馬紅在美國某處獨自拍攝的照片。
黃植誠站在那里，手沒有動，臉上沒有表情，像掉進了冰窟窿，渾身的血都涼了。
這一幕，距離他和馬紅在北京飯店西宴會廳舉辦婚禮，過去了整整八年。而那場萬眾矚目的婚禮，距離黃植誠駕機飛越臺灣海峽的那個清晨，也恰好過去了一年。
這兩件事放在一起，拼出了二十世紀80年代一段被深深記住的故事。
【一】一個空軍世家里長大的孩子，心里裝著一片從未踏上的土地
1952年1月，黃植誠出生于臺灣，祖籍廣西省永淳縣，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橫州市，壯族人。他的來路，和無數個隨國民黨撤退去臺的家庭如出一轍——身在臺灣的土地上，根卻深深扎在大陸。
他的家庭背景在臺灣同類家庭里屬于典型：父親曾是國民黨空軍軍官，母親曾被選為空軍"模范母親"，二哥是空軍少校，姐夫是空軍中校，整個家庭從上到下，幾乎都與飛機、飛行、空軍牢牢捆綁在一起。
這樣一個家庭養出來的孩子，走進空軍，幾乎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父親在黃植誠年幼時便已因病去世，留下母親一個人把幾個孩子拉扯大。父親那一代人從大陸撤到臺灣，把根留在了廣西橫縣，把思念藏進了每一次對著海峽發呆的沉默里。
父親活著的時候，經常說起廣西橫縣老家的山水，說起舊日街坊的名字，說起少年時走過的那些土路，說到深處，會從柜子里取出在大陸拍的老照片，一張一張地翻，一言不發，有時就那樣坐著，坐到天黑了也不動彈。
照片里的人永遠年輕，照片外的人一年年老去，那種割舍不斷的鄉土情結，滲進了整個家庭的空氣里，無聲無息地，也隨著時間落進了正在長大的黃植誠心里。
母親是四川成都人，講起成都的老巷口、講起某條街上的茶館，講起某年某月和親戚們一起過的節，口音里帶著西南人特有的綿軟，那些聲音陪著黃植誠度過了整個少年時代。
兩個故鄉——廣西橫縣和四川成都，他一個都沒踏上過，但偏偏都是他成長的底色。
黃植誠后來在受訪時說，雖然從沒踏上過大陸，但從父親和母親的那些情感里，他早早感受到了自己和大陸之間一種說不清楚的聯結。臺灣是他出生和長大的地方，但他清楚地知道，那不是父親一遍遍提起的老家。
1969年，黃植誠高中畢業，按照臺灣當局的規定進入崗山空軍軍官學校，開始了飛行生涯。進了軍校，這孩子的天賦很快就顯出來了：腦子活，手感好，理論和實操都拿得出手，是那一批學員里出類拔萃的。
教官見了，都說這孩子就是吃飛行這口飯的料。1973年，他以優秀生的身份從臺灣空軍軍官學校專修班畢業，此后一步步走到了國民黨空軍第五聯隊督察室少校飛行考核官的位置。
飛行考核官是什么概念？臺灣空軍各聯隊的考核官，通常是該聯隊里最頂尖的飛行員，整個聯隊上百名飛行員每年的考核晉級，都要經考核官親自駕機檢驗。
這意味著黃植誠對桃園基地的飛機性能、起降程序、航線規劃，都有著旁人難以企及的了解深度，連福建沿海機場的分布情況，他都能通過獲取作戰室地圖和反復研究加以掌握。
他飛過5種機型，累計飛行時間超過2100小時，26歲就晉升少校，這個速度在臺灣空軍里算是相當快的。
在旁人眼里，他的一切都該是順遂的。
但黃植誠自己，并不這么看。
在臺灣空軍服役這些年，他看到的東西讓他越來越難以安心。軍隊內部派系林立，貪腐現象隨處可見，一些干部滿腦子只有升官和私利，軍心渙散，與他從小期待的完全是兩回事。
這種失望，和他骨子里對大陸的那種牽念攪在一起，讓他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真正想去的地方，不是眼前這里。
1981年5月，一顆從大陸飄來的氣球在臺灣慈恩村上空爆炸，傳單如雪片落下。當中有一張印著大陸成功向太平洋發射運載火箭的消息。
黃植誠隨手撿起一張掃了一眼，內心猛地一震：這意味著大陸已經突破封鎖，研制出了洲際導彈的技術。這張隨風飄來的傳單，在他心里種下了最后一粒種子。
接下來的幾個月，他利用擔任考核官的便利，開始系統研究福建沿海機場的資料，從作戰室獲取比例地圖，在夜深人靜時反復推演航線，把每一個可能出現的變數都算到了極致。
【二】1981年8月8日：從桃園到福州，一次計劃了許久的起飛
1981年8月7日，黃植誠照常去查了第二天的飛行計劃表。任務安排明明白白：他負責考核5大隊中尉飛行員許秋麟的儀表飛行技術，任務機型是編號5361的F-5F雙座戰斗教練機。
這架飛機，從美國諾斯羅普公司購得，機身還涂著"中正"字樣，價值約650萬美元，是臺灣空軍當時的頂尖裝備，配有20毫米機關炮，翼下可掛"響尾蛇"空對空導彈。和之前的每一次任務比，沒有任何區別。只是這一次，黃植誠知道，時機到了。
8月8日一早，黃植誠比任何人都早到達機場。他走到編號5361的飛機旁，仔細檢查了油量，確認滿載，又把機上設備逐一核對，一切正常。8時20分，飛機從桃園機場準時起飛。
飛機升空不久，黃植誠以進行"暗艙儀表飛行"考核為由，命令許秋麟拉下后座暗艙罩。這是標準訓練程序，目的是讓后座飛行員在完全遮蔽視線的情況下，單憑儀表數據進行飛行。許秋麟沒有任何疑慮，順手拉下了艙罩。
就在那一刻，黃植誠迅速切斷了機外無線電，將機頭向西轉去，從5000米高空急速斜降，以貼近海平面約20米的超低空姿態持續向西飛行。那個高度，雷達波受地面回波干擾，臺灣本島的防空雷達難以穩定追蹤。整個變向過程干凈利落，地面塔臺的信號屏幕上，這架飛機就像突然蒸發了一樣。
大約十分鐘后，許秋麟在后艙的黑暗中逐漸察覺情況不對，一把掀開了暗艙罩。映入眼簾的，已經是福建烏龍江大橋的輪廓，飛機已飛臨福州機場上空。
許秋麟堅決反對繼續飛往大陸。他的父母妻兒全在臺灣，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兩人在機艙里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此時飛機的油量已經接近臨界，情況極為緊張。
黃植誠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沒有預料到的決定：掉頭，飛回臺灣側，把飛機開到國民黨軍控制的東引島上空，讓許秋麟在那里跳傘。
這個決定，要比直接飛向福州危險得多。
東引島是臺灣軍隊在福建沿海布防的前沿據點，面積不到兩平方公里，島上常年駐扎著武裝部隊，配備防空武器，高度戒備。黃植誠駕機突然飛臨，一來會讓飛機徹底暴露在對方雷達里，二來島上駐軍沒有收到任何通知，極有可能把這架飛機當成敵機入侵直接開火。
飛機油量告急，一旦發生任何意外，沒有任何余地處置。
就是在這種處境下，黃植誠仍然把飛機開了過去，大幅擺動機翼，放下起落架，用肉眼可見的方式發出降落信號，讓東引島上的人搞清楚這不是一次攻擊。目睹許秋麟安全跳傘落地之后，他才再次將機頭轉向，朝著福州義序機場飛去。
1981年8月8日上午9時28分，編號5361的F-5F戰斗教練機降落在福建福州義序機場。
座艙蓋打開，黃植誠走下舷梯，摘下飛行頭盔，向迅速圍攏過來的地面人員說出了自己的名字和來意。地面人員注意到飛機后座的座艙蓋是敞開的，留下一個明顯的豁口——那是許秋麟彈射跳傘時留下的痕跡。兩枚"響尾蛇"導彈完好地掛在機翼下方，飛機完整無損。
黃植誠踏上大陸土地時，他說的第一句話是："我早就盼望回到大陸，現在這個愿望實現了。"
這句話，說給的是一片他從沒踏上過的土地，一個他只從父親的老照片和母親的口述里認識的故鄉。
8月12日，福州軍區召開了表彰大會，獎勵黃植誠人民幣65萬元整。8月19日，他被任命為空軍某航校副校長。這一年，他29歲。
他是駕駛第42架飛機回到大陸的第90個國民黨空軍人員。
65萬元，在1981年的大陸意味著什么？那個年代，普通城市工人月薪不過三四十元，65萬相當于一個普通家庭幾十年甚至近百年的總收入。
按照后來的折算估計，這筆錢放到今天，購買力大約相當于五千萬人民幣。這筆錢，黃植誠的大部分都捐了出去：一部分捐給父親的家鄉廣西橫縣盆象村，用于改善當地已經破敗不堪的小學校舍，并專門去祭掃了祖父母的墓，在墓冢上培了土，獻了花圈；另一部分捐給了宋慶齡兒童基金會；剩下的，他后來說，買了書。
落地之后不久，相關部門安排他前往母親的故鄉成都，見到了家里從未謀面的舅母和姨媽，幾句鄉音，幾十年的分隔化作了眼淚；
又去廣西橫縣盆象村，看望了從未見過面的伯母和姑媽。當年的農村還是生產隊的格局，日子清苦，但親情是真的。臨走時，他捐出了一萬元改善校舍，村里的老人感慨不已，都說這個從臺灣來的后生，比他們想象的還要懂禮數。
消息傳回臺灣，臺灣方面震動極大。多名將領因處置失當受到處分，臺灣國防部的主要負責人隨后引咎辭職。臺灣空軍內部迅速展開了大范圍的思想排查，所有與黃植誠有過接觸的人都進入了調查程序。許秋麟回到臺灣后，盡管被定性為"被脅迫"，依然經歷了一場漫長而糾纏的調查，在那段歲月里背負著難以言說的壓力。
臺灣那邊忙著排查，北京這邊，則是另一番景象。
【三】1982年，北京：一個人的落地，與另一個人的出現
黃植誠到了北京，工作有了著落，生活穩定下來，表面看來，一切都往好的方向走。
但孤身一人在北京，沒有至親，沒有舊識，從零開始搭建日常生活——那種處境放到任何人身上，都是一種不輕松的狀態。
他在臺灣的一切，家人、舊友、熟悉的環境，全部留在了海的那一邊；到了大陸，他是客人，也是英雄，但英雄的日子過久了，也會有普通人才會有的那種孤單。
1982年4月，經人介紹，黃植誠認識了馬紅。
馬紅是北京人，父母都在民航總局工作，家庭背景帶著濃厚的行業色彩。她本人是民航北京管理局的乘務員，走的是國際航線，常年往來于北京和海外目的地之間。
那個年代，空姐是一個極為特殊的職業群體。1980年代初期，中國民用航空業仍處于起步階段，全國的客運量遠無法與今天相比，民航乘務員的遴選標準相當嚴格：身高、相貌、氣質、語言能力，層層篩選，能夠勝任國際航線執飛任務的乘務員更是鳳毛麟角。
在那個年代，能走國際航線的空姐意味著：她能出入境，能和外國旅客打交道，英語過關，見過世面，眼界開闊，是那個時代里最早直接接觸到外部世界的一批大陸女性之一。
馬紅出身民航干部家庭，外形清秀，談吐得體，常年執飛國際航線，在80年代初的北京，屬于條件相當出眾的姑娘。
二人初見，彼此就有了好感。黃植誠這個人平時話不多，但航空是他們共同的領域，聊起來能聊很久，兩個人都和飛行、航線打了半輩子交道，有旁人很難介入的默契。經過半年的來往，兩人定下了婚約。
1982年10月4日，在北京飯店西宴會廳，擺設了二十多桌喜宴，水晶吊燈把滿室的紅綢喜字照得通亮。
證婚人是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錢昌照夫婦，觀禮嘉賓涵蓋空軍軍官、民航代表和多家中央媒體記者。新郎是駕機起義剛滿一年的黃植誠，新娘是民航北京管理局的乘務員馬紅。
婚禮當天登上了《人民日報》社會版，被稱為"海峽彼岸飛來的姻緣"。
北京飯店坐落于長安街旁，與天安門廣場相距不遠，是1980年代北京最具代表性的涉外賓館之一，歷史可追溯到1900年。能在這里舉辦婚宴，本身就是一種分量和規格的體現，不是普通人說想辦就能辦的。
二十多桌賓客，中央媒體在場，婚禮登上《人民日報》，證婚人是全國政協副主席——這場婚禮在那個年代的北京，是地地道道的大場面。
一個駕機起義的臺灣飛行員，娶了一個出身民航干部家庭的大陸空姐，在那個兩岸關系仍然高度敏感的年代，這個組合本身就足夠讓人津津樂道。
旁觀者看了，都說這是門當戶對，天作之合，兩個人都和天空打交道，是旁人羨慕不來的緣分。
婚后，兩人在北京安了家，生了一個女兒。表面看來，這個家庭安穩平順，一切按照那個年代最正常的軌跡在走。
黃植誠繼續在空軍系統任職。1982年擔任空軍航校副校長，把自己在臺灣積累的2100多小時飛行經驗以及F-5F戰機的機動性能數據傾囊相授，培養出一批又一批新的飛行員；1986年任空軍軍校部副部長，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88年被授予空軍上校軍銜。工作一步步往前推，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馬紅繼續執飛，繼續走她的國際航線，繼續在空港與異國城市之間穿梭往來。
1984年，黃植誠走上了央視春晚的舞臺，與同為起義回大陸的飛行員李大維、黃阿原一同演唱了《友情》《默默地祝福你》《天黑黑》三首歌曲。那是那個年代里最有公眾關注度的一次亮相，他從那個時期開始，成為兩岸交流里一張具有象征意義的公眾面孔。
從外部來看，這個家庭的一切，都說得過去，看起來也都好。
【四】1990年深秋，消失的人與打開的夾層
1990年，距黃植誠抵達大陸整整九年，距那場北京飯店的婚禮整整八年。
這一年的深秋，馬紅向單位申請出國進修，借執行國際航班任務之機，登上了飛往美國紐約的班機。出境手續一切正常，證件齊備，機組名單上有她的名字，沒有任何環節在事前引發過任何警覺。
飛機落地紐約之后，機組成員照例辦理了入住手續。然而，第二天機組集合準備返程時，馬紅的房間沒有任何動靜。打電話，無人接聽；推門進去，房間整潔，個人物品已經不在了。
她從紐約失聯，脫離機組，從此再沒有踏上回程的航班。
這個消息傳回國內的當晚，有關部門迅速啟動了對相關住所的例行排查。
幾輛車停在了黃植誠住所門前，沒有聲音，沒有燈光，調查人員進門，徑直走向臥室，走向那只普通的衣柜，撬開了最深處那個帶鎖的夾層。
黃植誠站在一旁，看著調查人員把夾層里的東西一件件取出來，擺在眼前。
信封里沒有任何家書，沒有一個私人的詞語，只有兩樣東西：一張寫滿特殊符號和數字編碼的清單，還有一張馬紅在美國某處單獨拍攝的照片。
調查人員把那張清單拿在手里，翻來覆去看了很久，一言不發，然后把清單放下，跟在場的負責人交換了一個眼神。
然而，當調查人員把那張寫滿符號和數字的清單完整展開、對照核實之后，在場所有人都沉默了——黃植誠看著眼前那些密密麻麻的符號，渾身的血，像是一點一點涼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