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女兒小雅電話的時候,是凌晨兩點半。深秋的夜里,風刮得窗戶欞子嗡嗡作響,老周翻了個身,鼾聲停了一下。我摸到床頭柜上震動個不停的手機,屏幕上閃爍著“囡囡”兩個字。
我按下接聽鍵,還沒來得及開口問她怎么大半夜還沒睡,電話那頭就傳來了壓抑不住的抽噎聲。那種哭聲,像是被人死死捂住了嘴,又像是從胸腔最深處硬擠出來的,聽得我渾身的血液瞬間涼透了。
我猛地坐起來,聲音都在發抖,問她是不是出事了。小雅在那邊哭了很久,久到老周都被我的動靜驚醒,打開了床頭燈。在昏黃的燈光下,我聽見我那個從小乖巧聽話、正在讀大三的女兒,用一種近乎絕望的聲音說,媽,我懷孕了,我不知道該怎么辦。
老周披衣服的手頓在了半空中,我們兩口子就像是被雷劈中了一樣,足足有半分鐘,誰也沒有說出一句話。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一切都像是一場荒誕的夢。我和老周趕緊收拾了幾件衣服,買了最早一班去她大學所在城市的高鐵票。坐在空蕩蕩的車廂里,窗外是化不開的夜色。老周一直看著窗外,一言不發,但他的雙手交叉握在膝蓋上,指關節因為用力過度而泛著青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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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靠在椅背上,腦子里全是小雅從小到大的模樣。她是我們捧在手心里長大的,高考那年超常發揮考上了一本,是我們全家的驕傲。每次打電話,她都說自己在宿舍和室友相處得很好,說圖書館的座位很難搶,說食堂的飯菜又漲價了。我怎么也沒想到,她竟然背著我們,在校外和人同居了。
按照小雅發來的定位,我們找到了那片位于大學城附近的老舊小區。樓道里貼滿了疏通下水道的小廣告,空氣中彌漫著一股發霉和剩飯菜混合的味道。敲開那扇斑駁的防盜門時,開門的是一個高高瘦瘦的男孩子,頭發亂糟糟的,眼神閃躲,根本不敢看我和老周的眼睛。
客廳很小,甚至不能算作客廳,只擺得下一張舊沙發和一個茶幾。茶幾上堆著幾個沒吃完的外賣盒,地上的垃圾桶里滿是揉成團的衛生紙。小雅縮在沙發的一角,穿著一件寬大的男士T恤,整個人瘦了一圈,臉色慘白,眼睛腫得像核桃。
看到我們進來,她哇地一聲哭了出來,掙扎著站起身叫了一聲爸、媽。老周沒應聲,他死死盯著那個男生,胸膛劇烈地起伏著。
我走過去,一把抱住小雅,眼淚再也忍不住,撲簌簌地往下掉。我摸著她冰涼的手,心里的憤怒、心痛、失望交織在一起,最終化作了一句帶著哭腔的責問,你到底是怎么把自己弄成這樣的啊。
男生叫陳浩,和小雅是同班同學。面對老周的盤問,他除了結結巴巴地說對不起,再也說不出半個字。他沒有主見,也沒有錢,租房子的錢是兩個人從生活費里摳出來的,現在出了事,他比小雅還要六神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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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已經發生,責罵解決不了任何問題。老周深吸了一口氣,問陳浩打算怎么辦。陳浩低著頭,手指不安地摳著褲縫,小聲說,我已經給我爸媽打電話了,他們已經連夜趕過來了。
不到三個小時,陳浩的父母就到了。
那是下午兩點多,一輛黑色的奔馳停在樓下。走進門的是一對穿著考究的中年夫妻。男的提著一個公文包,女的穿著得體的羊絨大衣,脖子上的珍珠項鏈在昏暗的出租屋里顯得格外刺眼。他們的到來,讓那個逼仄的空間瞬間變得更加壓抑。
沒有寒暄,沒有道歉,甚至沒有多看一眼縮在沙發上的小雅。陳浩的母親環視了一圈屋子,眉頭微不可察地皺了一下,然后將目光落在了我和老周身上。她走到那把唯一看起來還算干凈的折疊椅前,掏出一包濕紙巾擦了擦,才緩緩坐下。
陳浩的父親則站在一旁,像是一個隨時準備進行商業談判的律師。
陳浩的母親先開了口,她的聲音很平穩,帶著一種久居上位的理智和冷漠。她說,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兩個孩子都不懂事,我們做大人的就得替他們把事情處理好。大家時間都很寶貴,我們就打開天窗說亮話吧。
我看著她,心里涌起一股強烈的不適感。我的女兒現在懷著孕,處于極度的恐懼之中,而這位母親的態度,就像是在處理一件退貨商品。
陳浩的母親從包里拿出一份像協議書一樣的東西,放在茶幾的空白處。她看著我和老周,語氣平靜得讓人發指。她說,我們連夜趕來,在路上已經商量過了。我們陳家也不是不負責任的人家,現在擺在你們面前的,只有兩個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