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楊虎城將軍傳》《西安事變始末》《文史資料選輯》《張學良口述歷史》《楊虎城將軍傳記》（陜西省地方志資料）百度百科·楊虎城詞條、楊拯英詞條、楊拯美詞條、宋振中詞條、謝葆真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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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西安，一位87歲的老人在家中安然離世。
她的名字叫楊拯英，是楊虎城將軍的女兒。
她離開的時候，床頭柜上放著一張老照片。那是1936年，母親謝葆真摟著四個孩子拍下的全家福。
左起是姐姐楊拯美、哥哥楊拯中、妹妹楊拯漢，還有那年剛滿兩歲的她，楊拯英。這張照片，是她和父母之間唯一留下來的聯結。
西安事變時，她只兩歲，之后父親和母親相繼出國、被囚禁直到被殺害，她再沒有見過父母。她對父母全部的印象，來源于僅存的幾張照片：母親特別漂亮，父親戴著博士帽、穿著西服，神采奕奕，仿佛那一段血與淚的歲月從未在那張臉上留下任何痕跡。
楊拯英晚年花了大量時間，查閱史料、聯系目擊證人，只為還原父母在那十二年牢獄歲月中的真實遭遇。
她和姐姐楊拯美合著了《懷念母親謝葆真》，試圖用文字拼湊出那段被歷史吞噬的歲月。她曾親赴貴州，走進那些父母被關押過的山洞和破舊院落，站在玄天洞道觀的石壁前，看著那片終年見不到陽光的幽暗所在，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她在世的最后幾年，仍然堅持參與西安事變的史料整理工作，堅持把那些被歷史塵封的名字，一個一個地記錄下來。
她走的那年，距離西安事變已經過去整整八十五年了。
一代人的記憶，就此畫上了句點。
然而，她所揭露的那段真相，那些被歲月掩埋在歷史深處的傷與痛，卻在她身后，越來越清晰地浮現出來——那是張學良在1936年12月25日那個下午做出的一個抉擇，最終讓楊家幾十口人，付出了用一生都無法償還的慘痛代價。
【一】1936年12月，西安城里的那十三天
要讀懂楊家的悲劇，必須先回到那一切的源頭：1936年12月12日的凌晨，西安。
槍聲劃破了華清池的黑夜。
張學良與楊虎城聯手發動兵諫，將蔣介石扣押于臨潼華清池。史書將這一天記錄為"西安事變"，或稱"雙十二事變"。這一槍，打出了整整一代人的命運走向。
這場兵諫的深層背景，要從當時積壓已久的內外矛盾說起。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軍隊蠶食華北，東北三省早已淪入敵手。
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將士，對著失去的故土日夜椎心，屢屢請纓抗日，卻一次次被按下來，轉而被命令去打陜北的紅軍。
楊虎城所部第十七路軍，駐扎陜西多年，將士們同樣眼看著國土一寸寸淪喪，抗日的怒火在軍營里燒了又燒，始終無處釋放。
兩位將領多次向蔣介石進言，建議停止內戰，攜手御侮，均無果而終。到了1936年的秋冬之際，這種積累已久的矛盾終于走到了無法遏制的臨界點。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五時，兵諫發動。張學良的部隊控制西安城，楊虎城的部隊沖入臨潼華清池，將蔣介石扣押。消息傳開，舉國震驚，世界矚目。
事變發生后，各方勢力迅速介入。
宋子文、宋美齡相繼趕赴西安，展開緊張的斡旋談判。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也于12月17日抵達西安，參與各方協商。整整十三天，西安城里的每一個夜晚都繃緊著弦。談判桌上爭來爭去的，是中國這片大地上數以千萬計的人命運走向。
經過各方斡旋與協商，蔣介石口頭答應了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等條件。西安事變以和平方式告終，史家普遍認為這一結局對推動國共第二次合作、促成全面抗日局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然而，和平解決的背后，還有一個懸念未解：誰來送蔣介石回南京？
【二】1936年12月25日下午，那一次誰也沒想到的分道揚鑣
事變爆發兩周后，于25日，蔣介石在宋美齡、宋子文和張學良陪同下飛離西安，26日到達南京。
這幾個字讀起來平靜，但其背后，是一段爭吵、一次揮別，以及兩個男人從此走向截然不同命運的轉折。
1936年12月25日上午，張學良召集了楊虎城以及其他高級將領，告知了自己的決定：他要親自陪同蔣介石返回南京。楊虎城和陜北代表都堅持，如果要釋放蔣介石，則一定要讓蔣介石寫一份書面保證。楊虎城的反應最為激烈，與張學良發生了爭吵。
楊虎城深知蔣介石的為人，以下犯上之事，一旦蔣回到南京，必有后患。他堅持認為，放人之前必須取得書面承諾，否則一旦蔣介石翻臉，所有參與兵諫的人都將處于極度危險的境地。
然而張學良心意已決。他認為，局勢若再拖延，南京方面的強硬派可能借機發動大規模內戰，屆時生靈涂炭的責任將壓在他一個人身上。雙方誰也沒能說服誰，最終由周恩來出面調停，爭執才暫時平息。
1936年12月25日下午三點，在張學良和楊虎城的陪同下，蔣介石來到機場，準備飛回南京。可就在蔣介石上了飛機之后，張學良突然轉頭對楊虎城說，自己要護送蔣介石回南京，并且悄悄塞給了楊虎城一封信。而楊虎城錯愕不已，此時的南京對張學良來說就是龍潭虎穴，怎么能去呢？可盡管楊虎城苦苦挽留，但張學良還是頭也不回地上了飛機。
張學良走后，楊虎城打開了信：弟離陜之際，萬一發生事故，切請諸兄聽從虎臣、孝侯指揮。虎臣就是楊虎城，而孝侯則是張學良的嫡系愛將于學忠。
飛機消失在云層里。
楊虎城站在西安機場，攥著那封信，望著天空發了很久的呆。
更讓人始料不及的是，蔣介石一到南京，便將張學良扣押起來，并且長達數十年之久，直到蔣介石死后張學良才重獲自由。在這種情形下，失去中心的東北軍團體也因此分化瓦解了。
張學良走后，西安城里只剩下楊虎城獨自面對接下來的一切。
蔣脫險后，認為"內亂癥結仍在共黨"，決心不準張學良再回西北，并從行政上取消"三位一體"的依據，1937年1月5日，以顧祝同、孫蔚如等取代張學良、楊虎城。東北軍將領則同意中央題案調往河南省、安徽省，三位一體宣告解體。
那支張學良臨走前托付給楊虎城的東北軍，從此群龍無首，被一點點地肢解、重組、調離，最終煙消云散于各地。
【三】1937年：被迫出國，然后是香港，然后是鐵窗
西安事變的余波還未散盡，蔣介石便著手對楊虎城展開了一場悄無聲息的收網。
西安事變之后，楊虎城失去了對西北軍的實際控制。他手下的第十七路軍被陸續調離、整編，原本由他一手帶出來的將士們，逐漸從他的麾下散去。
與此同時，蔣介石表面上仍與楊虎城維持著和顏悅色的往來，實則步步為營，蠶食他的軍權，縮小他的活動空間。
1937年3月，蔣介石帶話給楊虎城，表示愿與楊見面，希望楊能主動去看他。3月29日下午，楊虎城抵達杭州晉謁蔣介石。那次會面氣氛表面平和，蔣介石在席間談笑風生，卻字里行間夾帶著警告。
那之后，局勢越來越清晰：蔣介石希望楊虎城出國。名義上是"出洋考察軍事"，給足了面子，給了護照，給了旅費，卻抽走了楊虎城留在國內的所有憑借。
1937年6月29日，楊虎城偕夫人謝葆真、次子拯中及秘書一行共6人，搭乘美輪"胡佛總統號"，由滬出國考察。
楊虎城出發的時候，距離"七七事變"爆發，只剩不到十天。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在前往美國途中的楊虎城聽到消息后，十分震驚，"真沒想到，還不到十天，就爆發了抗戰，早知道真該晚走幾天。"他即刻致電宋子文，詢問國內形勢。
從那一刻起，楊虎城便開始了一次次的請纓與一次次的拒絕。
他在大西洋航線上給蔣介石發電報，請求回國抗日。在英國、法國、德國的城市里奔走，拜訪各方人士，宣傳抗日主張，同時悄悄通過中共旅法支部尋找回國的可能。他甚至向蘇聯駐法大使館申請入境，希望經蘇聯輾轉回國，卻被蘇聯通報了國民政府。
每一條路，都被堵死了。
每一封請纓的電報，都石沉大海，或者換回一封要他繼續留在國外的回電。
10月2日，楊虎城在英國接到日內瓦轉來的宋子文來電說："值茲全國抗戰，各方同志均紛紛集合，共赴國難。吾兄雖未奉電召，弟意宜自動返國。如何？盼復。"
宋子文來電的口氣，像是在邀請，像是在給機會。楊虎城不知道這封電報背后的用意，只知道自己已經在海外輾轉了將近半年，日日夜夜盼的就是回國的那一刻。他當即決定啟程。
1937年11月，楊回到香港，宋子文給了楊虎城往長沙的機票。12月2日遭到國民政府逮捕，和秘書、家人軟禁在南昌。此后一直被關押12年。
飛機落地，楊虎城以為自己終于回來了。
他不知道，那架飛機送他進去的，是一道關了十二年才打開的門，而且打開的方式，是另一場更深的黑暗。
被捕之后，楊虎城被轉移到距離南昌市區三十華里的梅嶺別墅秘密關押。當時，除了極少數幾個人，沒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在南昌軟禁半年后，戴笠按蔣介石之命將楊虎城秘密轉移至長沙，關押于東郊朱家花園，后又押往益陽桃花倉。
國民黨軍從武漢撤離時，楊虎城與夫人謝葆真、次子楊拯中及副官閻繼明、張醒民被解往貴州息烽縣陽朗壩，開始囚禁生涯。
南昌、長沙、益陽、息烽……每一次轉移，都意味著離外面的世界更遠，離那些關心他的人更遠，也離他自己曾經叱咤風云的歲月更遠。
西北那片黃土地上，曾有他帶出來的兵，曾有他參與守衛的城池，曾有他出生的那個叫甘北村的地方。往后十二年，那一切對他而言，只剩下記憶里的輪廓。
【四】謝葆真：從西安到玄天洞，從牢房到骨灰盒
楊虎城被捕的消息傳到西安，謝葆真沒有選擇躲避。
1938年，謝葆真帶著小兒子楊拯中飛到漢口，并通過戴笠的安排，在7月終于見到了被囚禁在益陽的楊虎城。這次見面卻成為了她噩夢的開始。謝葆真被國民黨特務逮捕，送入秘密監獄。
謝葆真，1913年5月29日生于陜西西安。她出身并不顯赫，父親早年做過教書先生，后家境貧困，去雜貨店當了店員。
她是在貧寒里長大的，卻有著遠超那個年代許多女性的眼界和膽氣。1926年西安守城之戰時，不過十三歲的謝葆真已經跟著女伴們組織了歌詠隊、演出隊去慰問守城將士，動員群眾捐糧捐錢。1927年，她進入中山學院婦女運動班學習，并在那個時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這是一個有立場、有信念的女性，從年輕時便已清楚地知道自己站在哪里。
入獄之后，她被輾轉關押于多處。那段囚禁生涯的第一個落腳點，是湖南益陽，然后是長沙，然后是貴州息烽縣陽朗壩，再然后是玄天洞。
一開始，楊虎城一家被關在貴州息烽陽朗壩看守所，戴笠檢查后發現，此地距離公路太近，怕出現問題，就又轉移至離息烽縣城十多公里的玄天洞道觀內。
玄天洞道觀雖然歷史悠久，是個名勝古跡，但在當時處于年久失修的一個狀態，整體住宿環境并不好，楊虎城住的房子就在玄天洞邊上，因地處深山，終年不見陽光，潮濕異常，對于一個西北大漢來說，這比酷刑折磨還難受。
后來還是楊虎城自己要求出錢修建一處住所，戴笠勉強答應，才改善了這一問題。
玄天洞的日子，是漫長而壓抑的。
山高路遠，深山幽谷，終年見不到陽光。謝葆真在那片潮濕陰冷的環境里，身體越來越差，精神也越來越沉重。
她在這一時期，在極度艱苦的條件下生下了一個孩子，因為營養嚴重不良，那個孩子出生八天便夭折了。這個打擊，讓她幾乎支撐不住。
謝葆真因傷心日日落淚，楊虎城拉著她的手，說："我們還有四個孩子在外面，幸好他們沒有和我在一起……"
那句"幸好他們沒有和我在一起"，說出來帶著一種令人窒息的辛酸。作為父親，他守不住孩子們待在身邊；而那份守不住，反倒成了他僅剩的一點安慰。
此后，謝葆真又在獄中生下了另一個女兒，取名楊拯貴。這個孩子從出生的第一天起，便沒有見過鐵窗之外的世界。
玄天洞的石壁，是她認識世界的第一道屏障；特務的臉，是她童年里見過最多的面孔；父親日益憔悴的背影，是她記憶里最早的溫暖來源。
1946年7月，蔣介石暗中轉移關押在獄中的政治犯，楊虎城一家連同秘書宋綺云一家以及副官等等也被搬遷到了重慶楊家山。當時，楊虎城與夫人謝葆真是被分開關押，生活待遇也愈發的差了。
被分開關押，是對兩個相依為命的人最殘酷的折磨方式之一。
抗戰勝利后，社會各界一度掀起強烈的呼聲，要求釋放張學良、楊虎城。1946年在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上，這一訴求被正式提出，但蔣介石堅決否決，對楊虎城夫婦的看管因此反而更加嚴密。
謝葆真的身體狀況在這一階段急劇惡化。關押環境每況愈下，精神壓力與日俱增，長年的囚禁早已將她的健康消耗殆盡。到1947年初，她已經十幾天無法進食，陷入極度虛弱的狀態。
1947年2月，謝葆真在飽受精神折磨之下，從護士那里騙來了她手上戴著的金戒指，企圖吞金自盡。
謝葆真（1913年5月29日—1947年2月8日），就在那段幽暗的歲月里，于1947年2月8日，在貴州的關押地，走完了她34歲的人生。
她死的時候，楊虎城仍在另一處被單獨關押，連最后的告別都沒能做到。
往后那兩年，楊虎城終日以謝葆真的骨灰盒為伴，每日對著那只木制的骨灰盒枯坐，愁眉相對身旁那雙無辜的兒女。那只骨灰盒，成了他十二年囚禁生涯里，隨身攜帶的最后一件東西。
【五】兩段截然不同的命運，和一個被大多數人忽略的細節
楊虎城在貴州的深山牢房里捱過了一年又一年，張學良的處境雖然同樣是軟禁，卻在許多關鍵之處，與楊虎城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張學良被扣押之后，1936年12月31日，南京軍事法庭作出判決，判處張學良有期徒刑十年。此后他被輾轉關押于多地，先后在浙江、湖南、貴州、臺灣等處軟禁。
他的基本生活條件雖然受到限制，卻始終保持在一個可以維持尊嚴的水準之上。他能讀書，能寫字，有信仰，有陪伴，有來自外部的關注和聲援。他的家人，沒有被一同卷進囚籠。
楊虎城的處境，與此相去甚遠。
他被羈押的地方，一次比一次偏遠。從南昌到長沙，從長沙到益陽，從益陽到貴州息烽的陽朗壩，再到那座終年不見陽光的玄天洞道觀。
他的妻子謝葆真為了陪伴他，主動走進了那道鐵門，然后再也沒能走出來，以34歲的年齡，在關押地含恨而終。
他的次子楊拯中，年幼時便隨母入獄，在鐵窗里從孩童長成了青年，滿頭白發，身形佝僂，像一個被歲月過早壓垮的老人。他的幼女楊拯貴，在監獄里出生，在監獄里度過了整個童年，對她來說，鐵窗外的世界，幾乎等同于另一個星球。
與此同時，西安城里還有四個孩子在悄悄成長——楊拯美、楊拯英、楊拯漢、楊拯陸。她們由外婆撫養，后來由養母張蕙蘭照看，在一種隨時都要收斂身份、不敢提起父親名字的環境里，戰戰兢兢地長大。
新中國成立前，因為是楊虎城的后代，外婆害怕她們姊妹受到敵人的迫害，總是叮囑她們不許跟任何人講起自己的父母，也不允許向別人透露自己的家世，"假如有人問起你們的媽媽在哪里，你們可以告訴他，你們的父母都在外國。"
小她1歲的妹妹楊拯漢就讀陜西師范大學附屬小學讀三年級，那年秋天，老師讓學生填寫學生手冊，妹妹按外婆囑咐，照舊在"父親姓名"一欄寫上叔叔的名字。
一個連父親名字都不能寫進表格的孩子，身上壓著的，是那個年代里最無形也最沉重的負擔。
而在另一處鐵窗里，還有一個更小的孩子。
他的名字叫宋振中，乳名森森，1941年3月15日生于江蘇徐州。宋振中年僅八個月時，由于父母被國民政府軍統特務逮捕入獄，宋振中也隨父母入獄（位于重慶渣滓洞）。
因嚴重缺乏營養、發育不良，頭大身小，令人憐愛，獄友們都親切地稱其"小蘿卜頭"。因年齡小，行動相對自由，成為獄中為獄友們傳遞消息的"小交通"，幫助獄中的秘密黨支部出版和散發《挺進報》。
他的父親宋綺云，是楊虎城的秘書，參與了西安事變全過程，參與起草了《抗日救國八項主張》。1941年，宋綺云被捕，同年冬天，妻子徐林俠和當時僅8個月大的宋振中也被關進鐵窗。此后，這一家三口輾轉重慶、貴州的監獄和集中營，1943年3月，宋振中又隨父母轉押到貴州省息烽縣……一囚就是將近八年。
在被關押期間，宋綺云夫婦為宋振中爭取到了學習的機會，中共黨員羅世文和原東北軍將領黃顯聲先后成為他的老師，他用樹枝做成的筆、燒焦的棉花做成的墨水和獄友們省下來的草紙做成的本子，在艱苦的環境中學會了寫字、算數、畫畫，還學會了簡單的俄語。
一個在鐵窗里長大的孩子，用樹枝當筆，用燒焦的棉花當墨水。他從來沒有吃過一塊糖，不知道糖是什么味道。他對外面世界的全部想象，來自那些獄友們斷斷續續講起的只言片語。
這些散落在各處的生命，全都系于同一條線上——那條線的一端，是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另一端，是每一個人在那之后再也無法自主的命運。
從楊虎城本人，到他的妻子謝葆真，到他的次子楊拯中，到他的幼女楊拯貴，到他的秘書宋綺云一家，到那個在鐵窗里度過整個童年的"小蘿卜頭"……
當楊拯英晚年翻出這一份份歷史記錄，把這些名字一個個排列開來，她才真正意識到，張學良在1936年12月25日做出的那個抉擇，究竟讓多少人，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價。
然而，這一切還沒有結束。1949年8月的一天，一輛從貴陽開往重慶的汽車悄悄啟動，楊虎城坐在那輛車上，手里攥著謝葆真的骨灰盒，以為自己即將等到一個遲來的結局，卻不知道，等待他的那扇門后面，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