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甘肅文史資料選輯·馬鴻賓史料專輯》第21輯、《西征戰役》維基百科詞條、《國民革命軍第八十一軍軍史》、抗日戰爭紀念網《馬鴻逵、馬鴻賓收復五原》、《解讀長征·紅軍西征戰役》人民網黨史頻道、《西路軍：那段曾經被遮蔽的歷史》三聯生活周刊、《綏西戰役》百度百科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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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夏末，甘肅環縣，黃土高原的黃沙被風卷起來，漫過了曲子鎮的土城墻，也漫進了所有人的眼睛。
那是一個槍聲剛剛平息的下午。硝煙還沒散盡，殘破的土墻上留著彈孔，地上橫七豎八地倒著尚未處置的痕跡。
一隊被俘的紅軍戰士，衣衫破爛，臉上蒙著塵土，有的裹著臨時扎成的布條傷口，手被反綁在背后，被馬家軍士兵押著跪在了空地上。
押送者們拔出刀來，等候著命令。
馬鴻賓從馬背上下來，走到俘虜面前，從這頭走到那頭，掃了一眼這些人的面孔。跪著的，有十六七歲的少年，有二三十歲的漢子，個個瘦得皮包骨頭，但眼睛里沒有多少恐懼。
一名部下湊上前來，壓低聲音：這些人若放回去，來日難保不是麻煩。斬草須除根，趁現在是最干凈的時機。
空氣靜了片刻。
馬鴻賓抬起頭，看了看遠處的天際線，日頭正在往西邊沉，把整片黃土坡都染成了赤紅色。他緩緩地開了口，說了一句讓周圍所有人都愣在原地的話——
留著性命，讓他們去打日本人。
這批人，就這樣走了出去。
這件事，后來被記進了史料，也被當年的親歷者輾轉口口相傳。而說出這句話的馬鴻賓，在日后的綏西戰場上，用自己的槍聲證明了這句話的分量。
【一】西北的"馬家軍"：兩個世界，一個名字
在中國近代史的版圖上，"馬家軍"這三個字，長期以來是一個籠統而沉重的標簽。
許多人對這三個字的印象，停留在兇悍的騎兵、西北的戈壁、以及那段與紅軍西路軍有關的慘烈歷史。
但實際上，被統稱為"馬家軍"的這個群體，從來就不是鐵板一塊。它的內部裂痕，從來沒有真正彌合過。
馬家軍主要分為青海馬家軍與寧夏馬家軍兩大派系，前者以馬步芳、馬步青兄弟為核心，根基在青海西寧；后者以馬鴻逵、馬鴻賓堂兄弟為代表，據守寧夏及甘肅隴東一帶。
這兩大派系，血緣各異，地盤相鄰卻互不統屬，利益沖突時甚至刀兵相向，彼此之間的提防，有時候不亞于對外敵。
主要領導包括馬步芳、馬鴻逵、馬鴻賓，合稱"西北三馬"，多為回族，信奉伊斯蘭教，實行家族世襲制，以"甘、河、回、馬"為用人標準。
先說青馬。馬步芳起家于青海，靠著家族勢力與手段強硬的鎮壓，在青藏高原的邊緣地帶織出了一張密不透風的統治網絡。
他的軍隊，騎兵出眾，打仗悍不畏死，在后來對抗西路紅軍的戰役里，留下了令人不忍細讀的歷史記錄。
馬步芳的威名，在西北民間既是恐懼，又是某種畸形的傳說。他的部下對待俘虜的方式，是那個年代所有記錄里最為黑暗的一頁。
再說寧馬。馬鴻逵盤踞寧夏多年，以精明強悍著稱，地方上的統治也依靠著鐵腕手段維持。他與馬鴻賓雖同屬寧馬體系，卻在實力和氣勢上始終存在明顯的層級差異。
馬鴻逵兵多將廣，馬鴻賓的第三十五師相對兵力薄弱，在兩家的內部排序里，馬鴻賓長期處于弱勢一方。
馬家諸軍閥時而聯手對外，時而自相殘殺，對中央勢力時而頑固對抗，時而虛與委蛇，經過數年殘酷的戰爭，終于完全控制了甘、寧、青的軍政大權。西北的各民族群眾也遭到了持續多年的前所未有的浩劫。
馬鴻賓，字子敬，1884年出生于甘肅河州（今甘肅臨夏）。他在馬家軍體系里，算不上最有聲威的那一個。
在馬步芳的殘忍面前，在馬鴻逵的強勢面前，馬鴻賓始終是一個相對"邊緣"的存在。但也正因為如此，他在那個時代里，走出了一條與其他馬家軍將領截然不同的路。
他和馬鴻逵雖是堂兄弟，關系卻一向緊張。兩家之間的矛盾，既有爭奪地盤的現實沖突，也有性格與主張上的長期齟齬。馬鴻逵有著更強的擴張欲望，馬鴻賓則在那個年代里，表現出了相對不同的態度。
這種差異，在1936年到來的時候，開始變得愈發清晰。
【二】1936年春夏：一場注定要改變西北格局的西征
要弄清楚1936年那批紅軍俘虜究竟是怎么被放走的，必須先說清楚1936年的西北局勢。
那是一個層疊著大量歷史變量的年份。紅軍長征剛剛落幕，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實現了歷史性的會師，卻隨即面臨新的困局：部隊減員嚴重，陜北根據地物資極度匱乏，蔣介石的圍剿大軍四面壓境，局勢岌岌可危。
要破局，就必須向外擴張根據地，打通對外聯絡的通道。
向東，是閻錫山的晉綏軍；向南，是張學良的東北軍與楊虎城的西北軍；向西，則是寧夏的"二馬"——馬鴻逵與馬鴻賓。綜合權衡之下，西面的馬家軍，被認為是相對最弱的一環。
西征戰役由此在1936年5月19日正式打響。
這是一場規模不小的戰略進攻，以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領紅一方面軍第一軍團、第十五軍團及多支地方武裝組成西方野戰軍，向陜甘寧三省邊界地區推進，目標是打擊寧夏"二馬"，創建新蘇區，打通國際路線，為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會師創造條件。
馬鴻賓的第三十五師，駐守在慶陽、曲子、環縣、鎮原一帶，正好擋在紅軍西進的必經之路上，成了這次戰役里首當其沖的對象。
1936年，馬鴻賓奉命率第三十五師移防隴東，參加堵截和追擊北上陜西的紅軍。然而，馬鴻賓指揮部隊先后與徐海東紅二十五軍團及紅軍西征軍進行了多次交鋒，都損兵折將，屢次被紅軍打得大敗。
第一仗，打在甘肅環縣曲子鎮。
1936年5月31日，紅一軍團代軍團長左權指揮部隊對曲子鎮發起進攻。曲子鎮是國民黨環縣縣政府所在地，高墻深壕，地勢險要，是通往寧夏的必經要道。
守軍里，有馬鴻賓騎兵團的留守部隊，也有一五旅旅長冶成章帶來的兩個連增援。冶成章此人，在馬家軍中素以兇悍著稱，外號"野騾子"，打仗時不要命，手下也個個剽悍。
這場仗打得極為激烈，紅軍在巷戰中反復沖殺，雙方都付出了代價。戰斗結束后，守敵大部被殲，冶成章本人在戰斗中受了傷，被俘。
就在這里，一件讓西北馬家軍上下都沒預料到的事情發生了。
為了爭取該軍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彭德懷、左權對冶成章等給以優待，教育后釋放。彭、左這一義舉，在西北馬家軍中引起了巨大反響。
一個馬家軍里有名的悍將，被紅軍俘了，又被放了回來，還帶回來一套"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話。這在當時的西北軍閥體系里，是一件極其罕見的事。殺俘虜是常態，優待后釋放不是。
消息傳開，馬家軍各部都在議論。
而馬鴻賓，坐在慶陽的軍部里，聽著部下帶回來的戰報，沉默著想了很久。
西征戰役持續了兩個多月，戰場覆蓋環縣、曲子、固原、鎮原一帶，紅軍與馬鴻賓的第三十五師在多個地點反復交手。
這兩個月里，馬鴻賓的部隊在曲子、固原、海原等地被紅軍擊敗，損兵折將，屢遭失敗，損失慘重。大量馬家軍士兵在戰斗中被紅軍俘虜，隨后經過教育，被優待釋放，部分人甚至連武器和戰馬都被歸還。
被放回來的士兵，把親眼所見、親耳所聽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帶回了營地。紅軍怎么對待俘虜的，說了什么，吃飯怎么分，營地里的氣氛是什么樣的——這些細節，在馬家軍士兵的口口相傳中擴散開來，構成了一幅與他們此前認知完全不同的圖景。
馬鴻賓聽著這些描述，沒有急著做任何判斷。他只是在心里，把這些信息慢慢地放到了天平的一端，另一端，則是那個越來越沉重的名字——日本人。
【三】那些被俘又被放走的人，帶回來了什么
對馬鴻賓來說，1936年的這些戰敗經歷，有一層特殊的含義。
馬家軍在西北多年，靠的是騎兵的速度和兇悍的戰斗意志打天下。馬鴻賓的第三十五師雖然不是馬家軍里戰斗力最強的一支，但在西北那片土地上，也算得上久經戰陣。
然而，就是這樣一支部隊，在1936年的西征戰役里被紅軍打得屢屢丟盔棄甲，曲子、固原、海原，一個地名接著一個地名地敗下來。
敗仗本身，讓馬鴻賓對紅軍的戰斗力有了切身的認識。那些剛剛走完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戰士，衣衫襤褸、武器簡陋，卻能在戰場上打出讓馬家軍措手不及的結果，這不是簡單的運氣能解釋的。
更讓馬鴻賓難以忽視的，是那些被放回來的士兵帶回來的講述。
部下們陸續歸隊，帶回了在被俘期間親身經歷的一切。紅軍并沒有殺他們，沒有打他們，給了吃食，讓他們睡覺，還跟他們說話。
說的是什么？是日本人已經打到了華北，打到了內蒙，不久就要打到西北來。中國人打中國人，死的都是自己人，便宜的是日本人。要打，得打日本人，不能再打自己人。
這些話，并不復雜，甚至有些質樸。但對于長期生活在西北、幾乎每天都在聽著日本人侵略消息的馬鴻賓來說，這些話的分量，并不輕。
1936年，日本的侵略步伐在加速。日本帝國主義加快侵華步伐，向內蒙古、寧夏、甘肅境內派遣特務機關、航空站，策動其培植的偽"蒙古軍"在侵占察哈爾中部后，又向綏遠發動進攻。
綏遠，就在寧夏的北邊。馬鴻逵和馬鴻賓的地盤，與綏遠毗鄰。日本人今天打綏遠，明天就有可能打寧夏。這不是假設，這是擺在眼前的地圖和時間表。
馬鴻賓在自己的軍部里，把這些事情一件一件地想清楚。他是一個在西北的黃土高原上打了大半輩子仗的人，對于生存和威脅的判斷，有著比普通人更直接的感受。
日本人是外來的，要的是整個西北；紅軍雖然是對手，但終歸是中國人，打的是內戰。外敵和內患，哪一個更危險，不需要太多的政治頭腦就能看清楚。
正是在這個認知背景下，1936年夏天，當馬鴻賓的部下把俘虜來的紅軍戰士押到他面前時，他做出了那個決定。
據史料記載，遵照毛澤東、彭德懷的指示，對被俘敵官兵，以禮相待，經過宣傳教育，全部釋放，并退還了戰馬和武器。
這是紅軍在西征戰役中的一貫做法。對應地，在這一時期，馬鴻賓對被俘紅軍戰士也采取了類似的處置方式——給以飯食，隨后放行。
那批被釋放的紅軍，踏上了回歸隊伍的路。他們或許不知道是誰下的命令，也不知道這個決定背后復雜的盤算與權衡。他們只知道，走出那個營地的時候，還活著。
而馬鴻賓，在送走這批人之后，繼續留在那片黃土坡上，等待著那個他已經隱約預感到的、更大的風暴。
【四】西安事變與馬鴻賓那封秘密回信
1936年12月12日，陜西西安，張學良與楊虎城發動兵諫，將蔣介石扣押在華清池。
這個消息，在幾天之內傳遍了全中國。在所有人都屏息等待局勢走向的那些日子里，各路勢力都在做著自己的盤算——是站到哪一邊，表態支持誰，還是沉默觀望，等著看風向再決定。
西安事變后，山東韓復榘、寧夏馬鴻逵、馬鴻賓等，經過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派人或通過間接關系表達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后，都愿意建立秘密關系。
馬鴻賓愿意建立秘密關系——這句話，在那個年代的政治語境里，意味著什么，不需要過多解釋。
在整個"西北三馬"里，馬步芳是堅定的反共立場；馬鴻逵則一邊維持著表面上的強硬，一邊悄悄地留著自己的后路；馬鴻賓，則在那個秋冬交替的節點上，以愿意建立秘密關系這種方式，傳遞出了自己的態度。
這個態度，不是憑空產生的。它背后，是1936年一整年里，被俘后被釋放的士兵帶回來的那些話，是日本人不斷南下西進的消息，是馬鴻賓自己對眼前局勢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審量。
西安事變最終和平解決，國共走向第二次合作，內戰在名義上宣告停止。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槍聲打響。全面抗日戰爭，就這樣開始了。
然而，就在這場大時代的洪流即將徹底改變一切走向的前夕，馬鴻賓在1936年所做的那個決定，所說的那句話，所埋下的那個伏筆，正在以一種無人預料的方式，緩緩走向它的答案——他說留著這些人去打日本人，而他自己，也將在不久之后，親自帶著槍，走上那片他所說的戰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