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表姐叫林春,表哥叫林秋。他們是我大姨家的一對兒女,相差只有一歲。大姨家在偏遠的鄉下,那個年代,那個地方,重男輕女的觀念像是長在骨頭里的毒害??稍谀莻€家里,情況卻有些不同。
大姨和姨父脾氣暴躁,常年在外打零工,偶爾回趟家,往往伴隨著無休止的爭吵和摔打東西的聲音。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屋檐下,林春和林秋不是競爭者,而是彼此唯一的依靠。
林春是個極其安靜的女孩,長著一雙總是帶著點哀愁的眼睛。從小到大,只要家里爆發戰火,她總是第一個沖過去,把瘦小的林秋死死護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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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姨父喝醉了酒,順手抄起一根掃帚疙瘩就要往林秋身上抽,林春想都沒想就撲了上去。那一棍子結結實實地砸在她的后背上,她連哼都沒哼一聲,只是死死抱住弟弟的頭。事后,林秋心疼地看著姐姐背上青紫的淤痕,一邊掉眼淚一邊用熱毛巾給她敷。林春反倒笑了,摸著他的頭說,姐肉厚,不疼,你只要好好念書,以后帶姐離開這兒就行。
這句話,成了林秋前半生唯一的信仰。
林春初中沒念完就輟學了,進了一家鎮上的服裝廠。每天踩著縫紉機,從天不亮干到深夜,計件算錢。她把賺來的每一分錢都仔仔細細地撫平,一疊一疊地攢起來,除了交給大姨的補貼家用,剩下的全都給了林秋做學費和生活費。林秋腦子活泛,也爭氣,高中考上了縣里的重點,后來又順利考上了省城的大學。
林秋去省城報到的那天,林春請了半天假去車站送他。那天的綠皮火車擁擠不堪,林春隔著車窗,把一個用布縫得嚴嚴實實的舊錢包塞進林秋手里,里面是她新發的工資。林秋不肯要,紅著眼圈說自己能做兼職。林春板起臉,罕見地對他發了脾氣,說你在外面別讓人瞧不起,錢不夠了就跟姐說,姐能掙。
火車開動的時候,林秋探出半個身子,沖著站臺上那個穿著褪色碎花襯衫、雙手粗糙得像砂紙一樣的女孩大喊:“姐,你等我!等我掙了錢,第一件事就是給你買個帶大陽臺的房子,讓你天天曬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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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四年,林秋拼了命地學習、做兼職。他幾乎不參加任何需要花錢的聚會,食堂里永遠只打最便宜的菜。他知道,他咽下去的每一口飯,都是姐姐在縫紉機前踩出來的血汗。
畢業后,林秋進了一家互聯網公司,憑借著一股不要命的拼勁,短短三年就做到了項目主管的位置,薪水翻了幾番。
后來林秋在省城首付了一套兩居室的二手房,雖然不大,但朝向極好,主臥連著一個寬敞的陽臺。拿到鑰匙的那天,他第一個給我打了電話,聲音里是掩飾不住的激動,他說他要去鎮上把林春接出來,以后他們姐弟倆就在城里扎根,再也不回那個沒有溫度的家了。
可是,命運最殘酷的地方就在于,它常常在人滿懷希望,剛要觸碰到光芒的那一刻,毫無預兆地降下無底的深淵。
林秋回鎮上的前一天,林春在服裝廠的車間里突然暈倒了。當時工友們以為她只是低血糖或者太累了,掐了半天人中沒反應,這才慌忙叫了救護車。送到縣醫院的時候,人已經沒有自主呼吸了。醫生說是突發性腦動脈瘤破裂,出血量極大,位置又深,連轉院到省城的機會都沒給。
林秋趕到醫院太平間的時候,林春身上已經蓋上了白布。我陪著他走進去,那是我這輩子見過最壓抑的畫面。林秋沒有像電視劇里演的那樣嚎啕大哭,也沒有歇斯底里地質問醫生。他只是僵硬地走過去,慢慢掀開白布,看著姐姐那張蒼白、安詳卻再也不會對他笑的臉。
他伸出手,輕輕摸了摸林春因為常年勞作而變形的指關節,然后雙腿一軟,直挺挺地跪在了冰冷的水泥地上。他張著嘴,像是一條被扔在岸上的魚,拼命地大口喘息,卻發不出一絲聲音。
眼淚鼻涕混在一起,糊了滿臉。我就站在他身后,聽著他喉嚨里發出那種類似于野獸被割斷氣管時咯咯的悶響,心里像被塞了一大把碎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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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春的后事辦得很草率,大姨和姨父只當是少了個賺錢的工具,嘆了幾口氣,流了幾滴眼淚,便張羅著趕緊下葬。農村的規矩多,未婚早逝的女子進不了祖墳,只能在村外的荒地里找個地方草草掩埋。
那片荒地邊緣有一棵有些年頭的老槐樹,枝干虬結。小時候,林春和林秋為了躲避姨父的打罵,經常跑到這棵樹上躲著,一躲就是半宿。
下葬那天,沒有吹奏,沒有紙扎,只有一個孤零零的土包。林秋站在新堆起的墳前,呆呆地看著那塊連字都沒刻完的簡易墓碑,站了整整一個下午。初秋的風已經有了涼意,吹得老槐樹的葉子沙沙作響。
他終于開口說了那天唯一的一句話,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她還沒住過帶陽臺的房子,還沒穿過我給她買的那件紅大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