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皖南事變》（沈國凡著）、《項英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張勝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相關史料、《紀念皖南事變50周年專輯》、抗日戰爭紀念網、光明日報黨史研究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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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14日，凌晨三四點鐘，皖南涇縣赤坑山，蜜蜂洞。
洞外電閃雷鳴，風雨大作，山林里樹枝撞擊聲混成一片。
洞內四個人橫著并排躺著，腳抵石壁，肩貼肩，連翻身的余地都很勉強。
半截蠟燭插在石縫里，火苗被進洞的山風壓得左右亂顫。
其中一個人睜著眼睛，沒有睡。
他慢慢側身坐起，屏住呼吸側耳聽了很久，直到確認其余三人呼吸沉穩，才緩緩從腰間摸出一支手槍。
槍口對準了緊挨著他熟睡的那個人——新四軍副軍長、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項英。
扳機扣下去。
兩聲槍響，隨后是第三聲。
行兇者叫劉厚總，是項英身邊的副官，與他在這個洞里同吃同睡了將近兩個月。
他在黑暗中摸遍了三個人的身上，把黃金、現金、手槍和鋼筆一并塞進包里，趁著夜色逃下了山。
項英，這個在南方密林里打了三年游擊、從國民黨無數次"清剿"中僥幸活下來的人，就這樣死在43歲。
不是死在戰場，不是死在敵人手里，而是死在一個他每天見面、從未疑心過的人手中。
而他22歲的妻子李又蘭，彼時正在江北根據地的速記班里繼續學業，還不知道這件事。
她此后的人生，走出了一段叫人久久無法忘記的路。
【一】南方的鐵柱——項英其人
要把這件事講清楚，得先說說項英這個人。
1898年5月，項英出生于湖北武昌縣（今武漢市江夏區）舒安鄉項家村，原名項德隆。
幼年喪父，家境苦寒。
小學畢業后輟學，15歲進入武昌城模范大工廠當學徒，白天做工，晚上還要堅持讀書。
工廠車間里的日子不好過，工頭隨時可以打罵工人，工錢卻少得可憐，連吃飽都難。
他就是在這種地方，接觸到了進步書籍，讀到了《勞動周刊》，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
1921年，出席黨的一大的包惠僧回到武漢，組織全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分部。
項英主動找到包惠僧，表示愿意參加工會工作。
包惠僧考察后，派他去江岸參與籌建京漢鐵路工人俱樂部。
1922年4月，項英由包惠僧介紹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入黨之后，這個從紡織廠學徒出身的人走得極快。
他參與組織了1923年2月的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擔任罷工委員會總干事，是這場大罷工最核心的組織者之一。
1925年，他又深入參與領導上海五卅運動。
北伐軍打進武漢后，他拉起了工人糾察隊，任總隊長，參與收回漢口英租界，配合北伐軍作戰。
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這個從紡織廠車間走出來的工人，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
講到這里得停一下——很多人熟悉那一批革命領導人的名字，但對項英可能相對陌生。
實際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項英的黨內資歷和地位，并不比那些為人熟知的名字低。
1931年，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縣黃陂成立，項英任代理書記，同時還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代理主席——這個位置，意味著他曾是蘇區黨政軍體系中極為核心的存在。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
誰來留下來？誰來掩護主力部隊突圍，在國民黨大軍的鐵桶陣里繼續堅守？
項英臨危受命，擔任中共中央蘇區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率部留守。
這個任務的難度，外人很難真正想象。
主力一走，國民黨軍隊隨即以數十倍的兵力展開大規模"清剿"，留守的人幾乎面臨絕境。
接下來的三年，史稱"南方三年游擊戰爭"。
糧食先斷了，鹽也斷了。
部隊被追得滿山跑，最艱難的時候只剩幾百人。
國民黨用"移民并村"的手段把山里的老百姓統統趕走，截斷游擊隊與群眾的聯系，企圖把這支隊伍餓死、困死在大山里。
陳毅后來在《贛南游擊詞》里寫道："天將午，饑腸響如鼓，糧食封鎖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數，野菜和水煮。"這不是文學夸張，是真實的處境。
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項英帶著陳毅等人在贛粵邊的油山、信豐等地輾轉堅持，一藏就是三年，國民黨的圍剿始終沒能徹底消滅這支隊伍。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南方八省十四個游擊區的紅軍和游擊隊陸續整編為新四軍。
項英參與了整個組建過程，擔任新四軍副軍長兼政委，與軍長葉挺搭檔，用三個月時間將原本分散在南方各處的一萬余人整編成型，完成了一項極具難度的歷史任務。
實際工作中，項英才是軍部真正的權力核心。
葉挺雖是軍長，屬于國共合作框架下雙方均能接受的名義統帥，但在具體的軍政決策、部隊建設、根據地工作上，項英承擔的責任更重。
到1940年底，新四軍已從最初整編時的一萬人擴展到超過十萬人，根據地遍布華中各省。
項英一手參與把這支軍隊建起來，卻即將目睹它遭遇最慘烈的一次打擊。
【二】茂林七日——九千人的突圍與潰散
1940年下半年，國共兩黨之間的摩擦持續升級。
10月，國民黨以"軍事調整"為名，向新四軍下達命令，要求皖南部隊在規定期限內向北移動，并劃定了一條穿越重兵包圍圈的北移路線。
從地圖上看，這條路線把新四軍軍部夾在了國民黨軍隊幾個主力集團的中間——南、北、西三面均有重兵，唯一出路是穿越茂林山區，而那片山區的險峻程度，決定了任何超過幾千人的隊伍都很難快速通過。
延安方面的指令陸續傳來，反復催促：盡快行動，不要拖延，可向東突圍或向北移動。
項英在"走哪條路""什么時候走""怎么走"這幾個問題上反復權衡，遲遲拿不定主意。
12月28日，他主持召開軍分會擴大會議研究行動方案，會上葉挺主張向東走，項英堅持南進，兩人意見發生分歧。
最終，在項英的堅持下，部隊選定了南進穿越茂林山區的路線。
這個決定，后來被歷史學家反復討論，認為是此次事變損失慘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具體到當時的情形，做決策的人處在信息殘缺、時間壓迫、路線不明的重重困境里，每一個選項都暗藏風險，沒有一條路是安全的。
1941年1月4日深夜，新四軍軍部及皖南所屬部隊共約九千人分三路出發，踏上北移的路。
兩天后，1月6日，國民黨第三戰區第32集團軍約八萬人，在上官云相的統一指揮下從四面發動進攻。
茂林一帶的山地，成了血肉搏殺的戰場。
戰斗打了七天七夜，新四軍打光了彈藥，用刺刀、石塊繼續頂。
山路被截斷，就往更險的地方鉆，試圖找到出口。
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在突圍途中腹部中彈，傷重無法行動，為不拖累戰友，自盡犧牲。
軍長葉挺下山與國民黨交涉，一腳踏出去就再沒能回來——他被當場扣押，隨即押送重慶，開始了此后漫長的鐵窗歲月。
最終，九千人里突圍成功的不足兩千人，其余大多數或戰死，或被俘。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項英在事變中與周子昆等人突破了國民黨第144師的防線，化裝分散，從章家渡過河向北撤退。
1月9日，因無法繼續突圍，他一度折返。
1月14日，他在涇縣大康王村附近與一批打散的部隊重新匯合。就在這次匯合里，他遇到了劉厚總。
此后，項英帶著包括劉厚總在內的一批人，在地方黨組織的幫助下轉入皖南山區隱蔽，從螺絲坑到濂坑，再轉至赤坑山。
沿途陸續匯攏了七十余名失散人員，臨時建立了黨支部，同地方黨組織重新取得聯系，開始秘密籌劃向江北突圍。
一切正在慢慢走向希望。
沒有人知道，最大的危險，已經在一個人的心里醞釀了很久。
【三】蜜蜂洞里——這個人，項英從來沒有疑心過
劉厚總，湖南耒陽人，1926年參加當地農民運動，打過游擊，做過湘南赤色游擊隊耒陽第三大隊政委，革命資歷并不算淺。
但這個人在隊伍里，從來就不是省油的燈。
游擊隊時期，他喜歡被人叫"總老爺"，山大王習氣很重，曾強行拉當地地主家的年輕女孩"娶妻"，在當時的游擊隊里算是劣跡斑斑。
1938年隨湘南游擊隊整編入新四軍后，組織上把他安排在軍部副官處管木工班和飼養班——這個安排本身就說明，組織對他的實際表現是有判斷的，沒給他更重要的位置。
他對這個安排極為不滿。
整天吊兒郎當，見誰都罵，副官處的戰士后來回憶，他當著科長、副科長的面就敢說"不要聽他們的，要聽我的"。
1938年9月，組織把他送去延安中央黨校學習，他嫌苦，一再要求回南方。
1939年春經批準離開延安，回耒陽想重新拉隊伍，沒能成功，又厚著臉皮返回皖南，被安置在軍部副官處第三科繼續任副官。
他對組織的不滿，就這樣一年一年積下來。
1941年1月14日傍晚，皖南事變爆發后十天，項英在涇縣大康王村附近的突圍途中，與劉厚總相遇。
據項英警衛員李德和、鄭德勝事后回憶，當時項英并不認識劉厚總，只是聽說對方是副官處的人，就說了一句：跟我們一塊走吧。
就這一句話，讓劉厚總貼到了項英身邊，再也沒有離開。
1941年2月底，項英等人在地方黨組織的幫助下轉移至赤坑山，選定蜜蜂洞作為臨時藏身處。
此處位于接近山頂的懸崖之上，三面石壁環抱，地勢險要，外人極難發現。
洞小，只能橫躺四人。
洞內住的是：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周子昆的警衛員黃誠，以及劉厚總。
作戰科長李志高、偵察科長謝忠良等二十余人分散住在山腰下的草棚里，負責外圍警戒。
洞內的日子平靜而壓抑。
項英和周子昆把槍立在一旁，用樹枝做成棋子，點著蠟燭下棋，劉厚總就在旁邊看著。
他們已經這樣熬了將近兩個月。
1941年3月13日晚，突圍的各項準備已經就緒。
項英把次日的行動路線安排好，眾人先后入睡。洞里的蠟燭燃盡，漆黑一片。
那一夜，赤坑山一帶電閃雷鳴，山風夾著暴雨撲打著石壁。
【四】三聲槍響——一個人的算計，一個時代的代價
深夜三四點鐘，劉厚總悄悄翻身坐起。
雷聲和暴雨聲幾乎蓋住了一切，山下草棚里的警衛員在這樣的夜里根本不可能聽清洞內動靜。
他等的就是這種時機。
槍口先對準了項英——連開兩槍，隨后轉向周子昆又開了一槍，最后對著警衛員黃誠打出第三槍。
黃誠肩部、頸部中彈，身負重傷倒在洞口，但沒有當場死去。
劉厚總隨即彎身在三人身上挨個搜查，手腳極快。
從項英、周子昆和黃誠身上，他共掠走國幣二萬四千余元、自來水筆三支（其中一支是蘇聯方面贈送給項英的紀念筆）、金表一只、鋼表一只、手槍三支、赤金八兩五錢。
把所有拿得走的東西裝好，他出了洞，借著夜色快步下山。
天亮之后，山下草棚里的李志高、謝忠良等人察覺到異常，上洞查看。
項英和周子昆已經犧牲。
黃誠半清醒地趴在洞口，渾身是血，斷斷續續只說了一句話：劉厚總叛變了，首長沒了，是我沒保護好首長……
警衛員隨即追下山，但劉厚總早已跑遠。
項英和周子昆的遺體，被就地秘密轉移，在當地老鄉的幫助下掩埋在赤坑山附近。
這處墓址一直保密到1955年6月，才由當年參與掩埋遺骸的劉奎帶領南京軍區人員找到，將項英與周子昆的遺骸移葬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
劉厚總逃下山后，先跑到太平縣隔河里找當地保長投誠，想用殺死項英來換賞賜。
保長根本不相信他說的話，卻把他帶去的武器和財物全部沒收一干二凈。
他轉身跑去涇縣茂林，找到國民黨軍政部第十一衛生大隊第一擔架連連長王惠九，提出四條要求：帶人去取原來被沒收的槍款、去看項英尸身、辦理自首手續、為他登報。
王惠九一條都沒答應。
之后他改名"李正華"，冒充第三戰區特務密查員，輾轉旌德縣等地繼續到處邀功，因形跡可疑，被玉屏鄉公所押送旌德縣政府。
旌德縣長李協昆經反復審訊后，于1941年4月28日派特種工作行動隊隊長陳思新押著劉厚總前往蜜蜂洞核實。
然而洞里只剩半截蠟燭、四枚棋子和一把小梳子——項英的遺體早已被轉移。
劉厚總趁搜查人員分散之機，再次逃走。
此后他輾轉太平、屯溪各地繼續投誠，被輾轉移交安徽省黨部皖南辦事處、皖南行署。
1942年7月，他甚至在國民黨報紙上發表文章，自吹殺死項英的"功績"，文中大言不慚。
然而國民黨方面始終沒有認可他，1943年冬，他被押往重慶，關進軍統局渣滓洞，一關就是五年。
1948年，軍統以無利用價值為由給了他一筆錢，讓他回原籍。
他仍不死心，寫信給蔣介石繼續邀功，此后就再沒有確切下落。
關于他最終的結局，史學界存在不同說法，至今仍是一樁懸案。
項英就這樣死在43歲，死在一個他完全信任的人手里。
他在南方大山里藏了三年，在皖南的包圍圈里掙扎了兩個月，最終沒有死在外面的追兵手里，卻倒在了同一張床上睡過的人的槍下。
而這一切發生的時候，距離他剛剛完婚，不過才過了短短數月。
那個年僅22歲的妻子李又蘭，此時還在江北根據地，等著丈夫突圍出來。
她等到的，是一條噩耗。
以及此后，一段沒有人能預見結局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