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來源:《開縣志》(重慶市開州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重慶歌樂山革命紀念館館藏檔案》、《渣滓洞白公館烈士傳略》(重慶紅巖聯線文化發展管理中心編)、《川東地下黨史料選編》(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紅巖烈士詩文選》(重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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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27日,重慶歌樂山上濃霧彌漫,入夜之后槍聲驟起,渣滓洞監獄內火光沖天。
那一夜,一百八十多名被關押的革命者倒在了血泊之中,距離重慶解放只剩下三天。
在這批殉難者當中,有一個女人,她倒下的那天,正好是自己二十九歲的生日。
她叫朱世君。
一年多前,在從開縣押往重慶的路上,一個潛伏在敵方內部的地下黨員曾經兩次悄悄解開她手腕上的繩索,拼了命地想讓她逃走。
山路兩旁是密林,霧氣濃重,只要她肯邁出那一步,完全有可能活下來。
她沒有走。
她轉過頭來,說了一句話。
那句話不長,十幾個字。
說完之后,她頭也不回地繼續朝前走,走向了歌樂山,走向了渣滓洞,走向了那個她再也沒能走出來的地方。
而那個解繩子的人,把這句話記了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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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丁寬溝走出來的姑娘】
1920年11月27日,四川開縣鐵橋鄉丁寬溝,一戶私塾先生家里添了個女娃。
父親朱永孚給她取名"世君"。
朱永孚是當地少有的讀書人,寫得一手好字,還擅長繪畫,在鄉里很受尊敬,后來全家從丁寬溝遷到了太平鄉。
按說這樣的家庭,在那個年代的川東農村,日子應該過得還算安穩。
可世道不安穩。
朱世君出生的1920年,軍閥混戰正烈,四川境內大小軍頭你打我、我打你,今天這家收稅,明天那家攤派,老百姓被夾在中間,苦不堪言。
等她長到懂事的年紀,日子并沒有好轉,反倒一年不如一年。
好在朱永孚是個明白人,不管外頭怎么亂,他堅持一件事:讓女兒讀書。
這在當年的川東鄉下可不多見。
那時候農村里頭,女孩子能讀完小學就算不錯了,絕大多數到了十三四歲就被家里安排嫁人。
朱世君的情況也差不多——她的婚姻,是父母包辦的。
對方是誰,史料里沒有詳細記載,只知道是當地一戶門當戶對的人家。
換作別的女孩子,也許就認命了。那個年代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天經地義的事。
朱世君偏不認。
她從小就有股子倔勁兒。用今天的話說,這姑娘主意正。
初中畢業之后,她做了一個讓全家都沒想到的決定:苦讀兩年,考師范學校。
不是隨便哪個師范,是四川省立萬縣師范學校的公費生——不用家里出學費的那種。
為什么是萬縣師范?
這所學校在川東地區名氣不小,不單單是因為它的教學質量好,更因為它的歷史底蘊。
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初,肖楚女就曾經在這所學校(當時名為四川省立第四師范學校)任教,給學生們傳播進步思想,組建讀書會,秘密發展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
惲代英也曾在四川的師范學校推廣新思想,影響了一大批年輕人。
這些革命火種,在萬縣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雖然后來遭到了打壓,但那股子進步的風氣一直暗暗延續著。
朱世君考進去之后,感受到的就是這樣一股氣息。
在萬縣師范讀書的那幾年,是朱世君人生中的一個轉折點。
她接觸到了大量以前在鄉下根本看不到的書籍和報刊,眼界一下子打開了。
從前在鐵橋鄉,她只知道家門口那條河、那座山、那幾戶人家的事情;到了萬縣,她開始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樣的,知道這個國家正在經歷什么,知道那些穿著長衫在街上走來走去的人嘴里說的"民主""自由""平等"到底是什么意思。
也是在萬縣師范,朱世君認識了一個叫陳化文的年輕人。
陳化文是個進步青年,也是一名地下黨員。
兩個年輕人相互吸引,漸漸產生了感情。
在那個包辦婚姻盛行的年代,朱世君做了一件大膽的事——她寫信回家,要求解除父母替她定下的婚約。
這在當時的川東農村,簡直是捅了馬蜂窩。
親戚鄰里議論紛紛,家里也不同意。
可朱世君就是鐵了心,非要自己做主。
經過一番拉鋸和抗爭,她最終解除了那樁包辦婚約,和陳化文自由戀愛,做了當時鄉里人口中"不安分"的新女性。
1945年,朱世君從萬縣師范畢業。
她回到了開縣,先后在太平鄉中心校、開縣簡易師范學校和鐵橋鄉中心校做教師,還被委任為太平鄉中心校的校長。
從此,在開縣的講臺上,多了一個扎著齊耳短發、長著一張娃娃臉的年輕女老師。
誰也沒想到,這個看上去溫溫柔柔的女教師,后來會做出那么多讓人震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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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縣的暗流】
1946年的開縣,表面上平靜,底下暗潮洶涌。
抗戰勝利了,老百姓本以為好日子要來了,可沒等到好日子,等來的是內戰。
物價飛漲,法幣貶值,糧食被大量征購外運,留給當地老百姓的口糧越來越少。
貧苦農民交不起租稅,被地主和保長逼得走投無路的事情,三天兩頭就能聽說一樁。
朱世君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教書的。
1946年1月,她和哥哥朱世祥一起到開縣簡易師范學校教書。
她負責音樂課和女生管理工作。學校里有個叫周鴻均的老師,也是思想進步的人,兩個人合得來,就一起想辦法在學生當中做一些啟蒙工作。
她們辦了一個活動圖書室,擺上了一些外面不容易看到的進步書刊。
學生來借書的時候,朱世君會隨口跟他們聊幾句——這本書講了什么,那本書說的是什么道理,現在社會上為什么會有這么多不公平的事。
話說得不多,也不激烈,但聽進去的學生,心里慢慢就種下了種子。
她還教學生唱進步歌曲。
這些歌曲在當時的官方教材里肯定是找不到的,都是她自己在外頭學來的,或者從進步人士那里傳抄來的。
音樂課上,別的老師教的是"禮義廉恥"的歌詞,她教的內容就不太一樣了。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朱世君參加了一個組織——"開縣民主聯合會"。
這是一個由地下黨領導的秘密進步團體,成員多是當地的教師、學生和知識分子。
加入這個組織之后,朱世君就不只是一個"教書的"了,她開始參加有組織的活動,執行上級布置的任務。
1946年的一件事,讓朱世君在開縣出了名。
當時,有個叫肖洪九的地方實力派人物要競選"國大代表"。
這個人在開縣名聲很差,橫行鄉里,魚肉百姓,當地老百姓都恨他恨得牙癢癢。
地下黨的指示是:發動群眾揭露此人,搞垮他的選舉。
朱世君接到了這個任務。
她利用自己在學校的身份,在學生中間廣泛傳播肖洪九的劣跡,發動教師和學生聯合抵制。后來的結果是——肖洪九在開縣的選舉中慘敗,灰溜溜地收了場。
這件事做完之后,朱世君在開縣地下組織里的分量就不一樣了。
大家知道,這個女老師不是只會教書,她能辦事,也敢擔事。
也是在1946年,朱世君和陳化文正式舉行了訂婚儀式。兩個志同道合的年輕人,終于走到了一起。
可日子并沒有因此安定下來。
1947年秋天,朱世君從簡易師范調回了鐵橋鄉中心小學教書。
她的老本行還是教學生唱歌,但她教的歌,在當地那些豪紳土霸眼里,越聽越刺耳。
有人開始在背后搞動作,唆使地痞流氓到學校來搗亂,想把她嚇走。
朱世君沒有被嚇住。她把學校里的老師和學生組織起來,一起回擊這些人。
具體是怎么回擊的,史料中沒有細說,但結果是——那些地痞碰了釘子,暫時消停了。
1947年年底,陳化文來鐵橋小學看她。兩個人見面之后,陳化文說了一件事:游擊隊現在急需經費,組織上正在到處籌錢。
朱世君沒有多說話。她把自己攢了多年的嫁妝錢——八石黃谷,全部交給了陳化文,讓他帶回去轉交給黨組織。
八石黃谷,在當年的川東農村,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那是一個女教師靠微薄薪水一點一點攢出來的積蓄,本來是準備結婚的時候用的。
她一分不留,全部拿了出來。
陳化文拿著這些黃谷走的時候,兩個人大概都沒想到,這是他們最后一次平靜地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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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鐵橋小學的那個深夜】
進入1948年,形勢急轉直下。
重慶的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川東地區多處武裝起義相繼失敗,大批黨員和進步人士被捕。
白色恐怖像一張大網,從重慶城區往四周蔓延,很快就籠罩了開縣的城鄉角落。
1948年上半年,開縣反動勢力變本加厲。
當年4月13日,開縣成立了"清共委員會",各鄉鎮也緊跟著成立了分會。
軍警特務傾巢出動,到處搜捕所謂的"通共分子"。
組織上已經意識到了危險。開縣地下黨的負責人楊虞裳通知陳化文趕緊轉移,不能再待在開縣了。
陳化文在走之前,專門跑到鐵橋小學找朱世君,勸她一起走。
朱世君拒絕了。
她說的話,后來被陳化文記在了自己的回憶材料里:"我不能拖累你,你一個人方便些。"
陳化文走了。臨走前叮囑她千萬要小心,如果覺得不對勁,就趕緊躲起來。
朱世君也確實躲了一陣子。
她離開學校,轉移到了一個親戚家里,過了一段隱蔽的日子。
可沒過多久,她又回到了鐵橋小學。
原因是——她怕耽誤學生的功課。
聽起來不可思議。
命都快保不住了,還惦記著學生的功課?
但朱世君就是這樣的人。在她看來,她是一個老師,教書是她的本分,學生們不能因為她的事情受到影響。
再加上她有一個想法:自己還沒有正式入黨,敵人拿不到她是黨員的證據,最多算個"嫌疑",應該不至于把她怎么樣。
這個想法,用今天的眼光看,實在是太天真了。
可朱世君就是帶著這種天真的勇氣,回到了那個隨時可能被抓捕的地方。
1948年4月14日。
深夜。鐵橋鄉中心小學。
駐扎在太平鄉的開縣警察中隊長鄢開春帶領一支偵緝隊,直撲鐵橋小學。大門被撞開的聲音在夜里格外刺耳。
朱世君從睡夢中被驚醒。
換作一般人,這個時候大概會慌,會怕,會手足無措。
但根據后來的記載,朱世君的反應出奇地平靜。她起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梳洗打扮。
對,梳洗打扮。她洗了臉,把頭發梳整齊了,把衣服穿戴好了,然后才走出房間。
特務沖進來,給她戴上了鐐銬。
她站在院子里,和幾個同事一一道別,表情平靜,沒有哭,也沒有鬧。然后轉身,跟著押送她的人走出了學校大門。
從鐵橋小學出來,沿著山路押往太平鄉,再轉押到開縣縣城,這段路不算短。
就是在這段押送的山路上,發生了一件改變了很多事情的事。
押送隊伍里有一個人,叫李朝成。
這個名字在后來的烈士傳略里被反復提到,但關于他的個人背景,公開資料記載不多。
可以確定的是:李朝成的公開身份是開縣當局偵緝隊的一員,但他的真實身份,是打入敵人內部的地下黨員。
也就是說,抓朱世君的這幫人里,有一個是自己人。
李朝成認出了朱世君。
他知道這個女教師是什么人,知道她做過什么事,也知道她一旦被送到重慶會面臨什么。
押送的隊伍走在崎嶇的山路上,霧氣濃重,林木遮蔽。
李朝成趁著其他押送人員不注意,悄悄地伸手去解朱世君手腕上的繩索。
他不是隨便解一下,他是認真的——解開一次,又解開一次,前后一共兩次。
在那條山路上,有好幾處地形適合逃跑。山林茂密,霧氣遮擋視線,只要她跑進去,追都很難追得上。
李朝成給她松繩子的同時,還在用眼神催促她:快走。
這是一次冒著巨大風險的營救行動。
如果朱世君跑了,李朝成隨時可能暴露。暴露的后果,在那個年代,不用多說。
可朱世君看到了他松開的繩子,也看到了他的眼神,看到了前方那片可以藏身的密林。
她沒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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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路上的抉擇】
那段山路到底有多長,后來沒有人做過精確的測量。
但在李朝成后半生的記憶里,那段路漫長得仿佛沒有盡頭。
他兩次解開她的繩索。
第一次解的時候,她低頭看了看松動的繩結,沒有動。他以為她沒有反應過來,又解了第二次。
山路兩旁的霧氣更濃了。能見度很低,幾步之外就模糊一片。
押送隊伍拉成了一條散亂的線,前面的人走得快,后面的人跟得慢,中間出現了足夠大的間距。
條件再好不過了。
朱世君當年二十七八歲,身體不差,腿腳利索。
從押送路線到兩旁的山林,不過幾步的距離。只要她跑進去,霧那么大,誰也別想追上她。
李朝成可以在后面打個掩護,就說犯人掙脫了繩子跑了、沒追上。在那種混亂的年月,這種事情并不罕見,不至于引來太大的追查。
她完全有機會活下來的。
李朝成后來回憶這件事的時候,說他當時的心幾乎提到了嗓子眼。
他不停地用眼神給她使信號,恨不得伸手把她推到樹林里去。
可朱世君轉過頭來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沒有驚慌,沒有猶豫,反而很平靜。
她沒有跑。
她轉過身來,平靜地對李朝成說了一句話。
那句話不長,十幾個字,聲音不大,說完就轉身繼續朝前走了。
她走得很穩,甚至比之前還要穩一些,像是做完了一個極其重大的決定之后,心里的那塊石頭反倒落了地。
李朝成站在原地,怔了很久。
他后來把這句話記了一輩子。在后來漫長的歲月里,每當有人問起那段往事,他都會重復那句話。重復到后來,他自己的聲音都會變得沙啞。
那么,朱世君說的到底是哪句話?
這句話為什么讓一個經歷過無數風浪的人,到老了還忘不掉?
要回答這個問題,還得把后面的事情講完——講完她進入渣滓洞之后的那些日日夜夜,講完那個1949年11月27日的夜晚,講完陳化文隨解放大軍回到重慶后看到的那一幕,講完李朝成在幾十年后面對記錄者說出的那一段回憶……
當這些碎片拼接在一起的時候,那句話的分量,才真正能被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