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生,今年是我來東京讀研的第二年,為了補貼高昂的生活費,我在東寶電影院附近的一家全家便利店上夜班。
這份工作讓我見識了東京最隱秘的夜色。凌晨兩點,電車早已停運,醉漢、流浪漢、陪酒女和下班的黑工構(gòu)成了這條街的底色。但在這些面孔中,最讓我無法移開視線的,是那些女孩。
她們往往三三兩兩,或者獨自一人,站在藥妝店閉門的卷簾門前,或是電影院旁邊的夾縫里。她們看上去太年輕了,有的穿著并不合身的寬大制服,有的化著拙劣而濃重的妝容,試圖掩蓋臉上的稚氣。
最顯著的特征是,她們腳邊幾乎都放著一個行李箱,或者手里緊緊攥著一個鼓鼓囊囊的大號帆布袋。
十二月的東京,夜風(fēng)夾雜著刺骨的寒意。她們就在那里站著,低頭刷著手機,偶爾抬起頭,用一種怯生生又帶著審視的目光,打量著路過的中年男人。
我問過帶我倒班的店長松本先生,這些女孩大半夜不回家,站在街上干什么。
松本正在整理貨架上的便當(dāng),頭也沒抬地吐出四個字:“神待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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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深夜的時候,便利店的自動門發(fā)出“叮咚”一聲。一陣?yán)滹L(fēng)卷著幾片落葉吹進(jìn)來,一個女孩裹著一件明顯有些年頭的黑色羽絨服走了進(jìn)來。
她看起來只有十八九歲,頭發(fā)染成了枯黃的顏色,發(fā)根處已經(jīng)長出了一大截黑發(fā)。她手里拖著一個輪子有些發(fā)澀的小行李箱,走起路來發(fā)出“喀啦喀啦”的聲響。她在貨架前徘徊了很久,最后拿了一個最便宜的鹽飯團(tuán),走到收銀臺前。
“一百一十日元。”我掃了條碼。
她把手伸進(jìn)口袋,掏出了一把零錢。一枚五十日元,幾枚十日元,還有一堆一元硬幣。她低著頭,手指凍得通紅,有些笨拙地把硬幣推到我面前。我數(shù)了數(shù),剛好一百一十日元。
她拿起飯團(tuán),卻沒有離開,而是走到便利店靠窗的休息區(qū),坐了下來。她從口袋里摸出一根數(shù)據(jù)線,給手機充上電,然后小心翼翼地撕開飯團(tuán)的包裝,小口小口地咽著。沒有買水,她吃得很干,好幾次都噎得直皺眉頭。
凌晨四點,店里沒有別的顧客。我倒了一杯關(guān)東煮的免費熱湯,裝在紙杯里,走到她桌前放了下去。
她嚇了一跳,像一只受驚的貓一樣縮了一下肩膀,抬頭警惕地看著我。她的眼妝有些暈染了,眼圈周圍黑乎乎的,但眼神里透著一種本能的恐懼。
“店里送的。”我用日語輕聲說,盡量讓自己的語氣聽起來毫無波瀾。
她盯著那杯冒著熱氣的湯看了幾秒,咽了一下口水,小聲說了一句“謝謝”。
接下來的半個月里,她成了便利店的常客。她總是凌晨出現(xiàn),買一個最便宜的飯團(tuán)或者一塊面包,然后坐在窗邊充電、吃東西。我偶爾會把店里快要過保質(zhì)期、按照規(guī)定必須報廢的便當(dāng)偷偷留下來,放在微波爐里加熱后遞給她。
一開始我們并沒有太多交流,她總是低著頭看手機,手指在屏幕上飛快地滑動。但我注意到,她的行李箱越來越臟,身上的衣服也散發(fā)出一股淡淡的霉味。
一天深夜,外面下起了凍雨。由紀(jì)推開門走進(jìn)來時,整個人都在發(fā)抖。羽絨服濕透了,緊緊貼在身上。她照例走到休息區(qū),插上充電線,然后趴在桌子上,把頭埋進(jìn)臂彎里。
我拿了一盒溫?zé)岬恼u塊走過去,放在她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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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抬起頭,眼睛紅腫得厲害,顯然是剛哭過。那天夜里,或許是雨聲掩蓋了城市的喧囂,或許是凍雨讓她徹底感到了絕望,她第一次向我開了口。
“我的推特賬號被封了。”她的聲音很沙啞。
我拉開她對面的椅子坐下,沒有說話,只是安靜地聽著。
“這么晚了,為什么不回家呢?”我終于問出了那個在我心里盤旋了很久的問題。
由紀(jì)愣住了。她看著我,眼神里有一種超越年齡的荒涼。“家?”她扯了一下嘴角,“我沒有家。那個房子里,只有我媽媽,和她換了第四個的男朋友。”
由紀(jì)的經(jīng)歷,是那群神待少女最典型的縮影。她的生父早年不知所蹤,母親整日酗酒,靠在不同的男人之間周旋來維持生計。最新的這個繼父,總是在喝醉后會用皮帶抽她,甚至在母親不在家時,用那種令人作嘔的眼神打量她。
她向母親求助過。但母親只是冷冷地看了她一眼,說:“你要是把他趕走了,我們就只能去睡天橋,你忍一忍不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