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外交官的高羅佩

見過高羅佩本尊的人，最先注意到的一定是他接近兩米的壯碩身材，還有幾乎不離手的香煙（每天六十支煙是常態）。如果說身高是荷蘭人的標配——荷蘭至今仍是全球平均身高最高的國家，那么探索開拓的精神也刻在荷蘭人基因里——日本江戶時代有“蘭學”，美國紐約的前身是荷蘭人的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而不論身高還是探索欲，高羅佩在荷蘭人里都算最拔尖的。

“業余漢學家”高羅佩被他的中國太太水世芳親口認定過“他實在是個中國人”，他勤練書法，文言甚佳，會作古詩、彈古琴，就連閑暇時寫的偵探小說都以狄仁杰為主角。很可惜的是，他在中國真正居住生活的時間很短，僅1943—1946年擔任過荷蘭駐重慶大使館一等秘書。高羅佩曾經說過，自己首先是一個公務員，其次是一個學者，“我并不是真正的藝術家”。選擇進入外交部工作，是頗為務實的考量。高羅佩愛好太多太雜，去學院里坐冷板凳苦心鉆研不符合他愛玩的性情，外交官任期短，和平時期工作清閑，能夠在較為舒適的環境中深度體驗各國風土人情、充分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除了時常搬家有些麻煩，其他都很合意。

高羅佩在荷蘭外交部的同事巴嘉迪和萬蓮琴合寫了一本《漫游浮云到此鄉：高羅佩傳》（1995年出版，中譯本由上海譯文出版社于2026年3月出版），記錄了非典型公務員高羅佩的一生，每每寫到高羅佩花式“摸魚”的細節都十分有趣。巴嘉迪在重慶與高羅佩共事時，高大人經常把自己不感興趣的工作丟給他做——而遇到上司把煩人或多余的事兒丟給自己時，高大人就會裝病。巴嘉迪還目睹過大使羅芬克訓斥高羅佩：“該死！高羅佩，你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每天你十一點才來上班，其他人已經工作了很久，我自己工作得更久。你必須按時上班，因為你做了個很壞的榜樣。我已經一年多沒見你寫過政治報告了。這種情況我不能再容忍，從現在起，你必須保證寫的報告達到令人滿意的標準！”高羅佩第二天十點上班（還是比別人晚了一個小時），開始奮筆疾書，一天寫出了名文《中國秘密結社之今昔》。羅芬克讀完后十分高興，還讓外交部上下傳閱。之后高羅佩又開始十一點上班，“或者以十點半上班來表示對大使館的厚愛”。

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

高羅佩在重慶時積極參加“天風琴社”的活動，成員包括馮玉祥、于右任等名流，馮玉祥在外國人眼中是“基督將軍”，但“中國通”高羅佩還知道他與哥老會的私下關系。事實上，荷蘭使館的一位中國司機就是幫會成員，保安們多多少少也有幫會背景。有次大使因為這群人好吃懶做把他們全解雇了，沒幾天使館某別墅的荷蘭國旗和家具碗碟全被洗劫一空，大使館提出強烈抗議。這事兒還得高羅佩來斡旋，他從那位司機處得知，要解決問題就得重新雇用所有保安，使館不情不愿地照做后，果然國旗和家什都歸位了。在荷蘭大使館從重慶搬遷到南京（水路一千多公里）的大事兒上，這位司機向高羅佩推薦了一家“黑旗”保險公司，別國大使館都用勞埃德公司的保險，但無法避免一路上被偷個干凈，比如印度大使館到了南京就沒有家具可用；“黑旗”其實是土匪開的，在荷蘭使館的船上掛起骷髏旗表明已交過保護費，一路順風毫發無損地到了南京，高羅佩又立一功。

回到歐洲工作后，他在單位以“懶惰、另類、詼諧、極其散漫且敷衍了事”著稱，但上上下下又對他言聽計從。他平時把外套和帽子掛在自己的衣架上，偽裝出人在辦公樓里的假象，其實在附近一家俱樂部打臺球。如果有人問，秘書會說他和大臣在一起；如果大臣找他，秘書就去臺球俱樂部通知他。他和同事有時會在下午逛街看電影，“這屬于我們的工作范疇，所以應該去看看”。

蘇伊士運河危機時，高羅佩在貝魯特任職。他發現普通民眾把荷蘭的紅白藍三色旗誤認作法國國旗，會產生敵對情緒，于是不走尋常路的高大人為自己的汽車設計了一面橙色旗子，印著銀色雄獅和幾支箭，這旗子會讓人聯想到俄國沙皇，因此車子總能暢行無阻。此類機智在他的外交官生涯中時有展現，有一次宴會，他作為荷蘭女王的大使理應在主桌就座，卻被安排在次桌，為此他鄭重地提出反對，但又建議用絲帶將主桌和次桌連起來，既不失己方尊嚴，也不拂對方面子，巧妙地化解了一次外交事故。

高羅佩的外交生涯從日本開始，在日本結束。他的日語極好，能夠充分融進日本人的封閉圈子。飛利浦公司駐日本代表維斯·戴克爾觀察到，幾個日本人在交談時，如果有外國人接近，日本人會立即改變態度。而當高羅佩走近一群日本人時，所有人會繼續交談，沒把他當外人。至于高羅佩作為外交官表現如何，戴克爾也很有洞察力：

他擁有異常廣博的關于日本的知識。日本人對他非常尊敬，也非常歡迎，這些自然對荷蘭商界極其有利，但是除此之外，他在我們的商業談判中并未發揮過多少作用，至少我們不常去大使館。我曾經帶著從荷蘭來的董事去拜訪他，結果這些來客是搖著頭離開的。他們認為高羅佩是個怪人，談話時雖然親切友好，但總是很膚淺，帶我們看他的猴子和藏書，給人的印象更像是個學者而并非外交官。我個人相信，他不知道該如何用半小時或三刻鐘向這些來客解釋“日本”這個非常復雜的政治經濟課題，因此索性不去費這個力氣。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樣時常與他會面并交談的話，就會從中獲得大量有用的知識。

合理安排自己的時間精力，不在弱社交上花時間，只與有趣的同好深交，是他在動蕩生活中保持心情愉快的一大錨點。

“精神中國人”高羅佩還通過用英文寫《大唐狄公案》，讓狄仁杰在西方成了“中國福爾摩斯”。他自述：“寫小說已成為我不可或缺的第三項工作，令我感到放松，從而對外交工作和學術研究保持活躍的興趣?！钡夜赶盗腥绱顺晒?，“曾經有一個時期，美國國務院規定派駐中國的美國外交官必須閱讀狄公案系列小說”。不論搬到世界任何地方工作居住，高羅佩的書房始終保持中式風格，他喜愛的中國書籍、畫卷、雕像、樂器和文房四寶都有各自的位置，他每天都坐在檀木方凳上練習書法，最喜歡寫草書。在日本當大使時，他特意把中式書房安排在樓上，“為了避免人們以為自己走入的是中國大使館”。

以高羅佩的才學，當然有過去頂尖學府工作的機會。研究高羅佩的施曄接受采訪時提過，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中心存有李約瑟與高羅佩的通信，其中有一封信寫于1966年6月30日，是李約瑟邀請高羅佩到劍橋當漢學教授，但是被高羅佩拒絕了：“他推脫說不太適應那里的氣候，再就是他外交官使命還沒有完成，等外交官生涯結束了才可以專心從事漢學研究。不過我想這都只是一種借口，其實高羅佩是不想做那種學院派研究，而想憑著自己的興趣自由發展?！?/p>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