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文獻:
①黃美之(黃正)著:《烽火儷人》,臺灣出版,2010年
②百度百科"孫立人事件"詞條,引自中華民國監察院調查報告(2001年1月8日通過決議版本);百度百科"孫立人"詞條;百度百科"黃美之"詞條
③崔述偉:《孫立人的湘籍女秘書黃美之》,《文史拾遺》2012年第3期
④明鳳英與黃美之2012年對談整理稿,澎湃新聞《孫立人秘書黃美之:一段近代史,令人喝彩也叫人落淚》收錄
⑤人民網黨史頻道:《中國遠征軍血戰仁安羌》,引英國將領斯利姆著《反敗為勝》相關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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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春天,臺灣桃園感訓所的大門緩緩打開。
走出來的女人叫黃正,她進去的時候是1950年,剛滿20歲,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肄業生,梳著整齊的發辮,穿著那個年代好人家小姐才有的體面衣裳。
她走進那扇門的時候,甚至還以為只是去臺北"玩一玩"的——蔣經國來了電話叫她去問話,她換了衣服、收拾了行李,高高興興出了門,心想正好趁這個機會去臺北轉一圈。
她萬萬沒想到,那一去,便是整整十年。
出來的時候,她已經30歲了。
一個女人最好的十年,就這樣在鐵窗里消磨完了。
父親已經不在了,在她入獄一年后因心臟病離世,臨終前反復念著姐姐黃玨的名字,卻沒有提她一個字。
母親對她態度冷淡,認為是她連累了整個家。
而那個讓她甘愿踏上這條路的男人,那個被她藏在心里最深處的人,已經成了臺灣地區的階下囚,被關押在臺中向上路一段18號的一所日式宅院里,出入都有特務監視,無法與外人開口說話。
十年里,那兩個人,一個在鐵窗里,一個在軟禁的院子里,各自用各自的方式,度過了那些漫長無聲的日夜。
這樣走出來的黃正,照理應該恨天恨地。
可十年后,當有人問起她對于這一切的看法,她開口說了一句讓所有人都愣住的話:"憑良心講,我謝謝蔣經國先生。"
把她送進去的是蔣經國,她卻說謝謝蔣經國。
這里頭到底藏著什么,值得慢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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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戰功更耀眼的那個名字】
要說清楚黃正這個人,得先從孫立人說起。
1900年12月8日,孫立人生于安徽省廬江縣金牛鎮,父親孫熙澤是清末舉人,曾任山東高等審判廳廳長。
這個家庭八代書香,出過三個進士,讀書的傳統是刻在骨子里的。
孫立人從小跟著父親輾轉,9歲時到了青島,進了德文小學學習,打那時起,他就在異國人的地界里看清楚了一件事——一個國家不夠強,自己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都要受欺負。
這種早年的感受,大約是他后來把一輩子都用來打仗的最初緣由。
他后來的人生軌跡,用任何一段單獨拎出來講,都夠寫一本書。
1913年冬,清華學校在安徽招考,孫立人參加考試,在將近千名考生里拿了第一名,由此進入清華。
在清華讀書的那些年,他不僅學業出色,還是學校籃球隊的主力,曾代表中國參加第五屆遠東運動會,帶隊拿下了籃球冠軍。
1923年,他從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緊接著考取公費留學,進了美國印第安納州普渡大學,1924年拿下理學士學位。
學工程的人不去造橋修路,偏偏轉頭去考軍校——這一步,讓很多人看不懂。
孫立人后來在美國改考入弗吉尼亞軍事學院,這是一所被稱為"南方西點"的學府,馬歇爾、史迪威等日后改寫戰爭史的名字,都從這里走出來。
1927年,孫立人以優異成績從弗吉尼亞軍事學院畢業,隨后游歷歐洲各國考察軍事,1928年回國。
回國之后,他先是在財政部稅警總團歷練。
稅警總團起初不過是一支緝私征稅的武裝力量,論戰斗力大約連正規軍的邊都沾不上。
孫立人接手之后,把中國傳統教育和他在美國軍校學到的那套方法結合起來,硬是制訂出一套被同僚們稱為"孫氏操典"的訓練制度,把這支隊伍從頭打磨成一支精銳之師。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孫立人率稅警總團奔赴淞滬戰場。
駐守蕰藻浜一線,后因側翼被日軍突破,退守蘇州河南岸,連續七次阻擊日軍橡皮艇渡河。
1937年11月3日拂曉,日軍大舉偷渡蘇州河,孫立人親率部隊激戰整整8小時將日軍擊退,當晚又帶人趁夜色去破壞日軍浮橋,結果被敵人發現,遭炮火猛烈襲擊,全身共中彈片13處,昏迷三個晝夜,一度命懸一線。
后來輾轉在香港養和醫院,由名醫李樹芬診護,才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
很多人以為,一個人受了這樣的傷,兵戎生涯大約就到頭了。孫立人沒有。
養好傷之后,他繼續打。
1942年,中國遠征軍成立,孫立人以新編第三十八師師長的身份率部開赴緬甸戰場。
這一仗,打出了他一生中最響亮的名號。
同年4月17日,西線英軍步兵第1師及裝甲第7旅被日軍包圍于仁安羌,糧盡彈缺,水源斷絕,情形萬分危急。
孫立人奉時任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之命,派第113團團長劉放吾率部星夜馳援。
18日凌晨,孫立人親自從曼德勒趕往前線指揮,至正午攻克日軍陣地,殲滅日軍一個大隊,解救了被困英緬軍七千余人之圍,同時救出了此前被日軍俘獲的英軍官兵、傳教士和新聞記者五百余人。
仁安羌之戰,是中國遠征軍入緬后打贏的第一仗。
孫立人以不滿一千人的兵力,擊退了數倍于己的敵人,救出了近七倍于己的友軍,消息傳出,震動全球。
英王喬治六世親授他"不列顛帝國勛章",美國總統羅斯福頒發"豐功"勛章——孫立人是獲得這枚勛章的第一位外籍將領。
英軍將領斯利姆在他后來所著的《反敗為勝》一書里,專門提到了這一仗,對孫立人的評價是"最優秀的指揮官"。
日軍的戰史里給他取了個綽號,叫"中國軍神"。歐美軍事家叫他"東方隆美爾"。
兩次中緬印戰役下來,孫立人麾下新一軍共殲滅日軍三萬三千余人,俘虜大尉以下日軍軍官三百二十三人,是整個抗戰期間軍級單位將領殲滅日軍數量最多的記錄保持者,無人能出其右。
這樣一個人,在弗吉尼亞軍事學院的校史館里,與馬歇爾將軍、史迪威將軍并列展出,有專屬他的紀念展臺,向前來參觀的人講述一個中國將軍的輝煌戰績。
1949年,國民黨撤退臺灣,孫立人隨軍渡海。
彼時臺海形勢險峻,他憑借著與美國軍方的深厚淵源以及臺灣防務方面的實際貢獻,被蔣介石依托來作為爭取美援的重要籌碼。
1950年3月17日,他被正式任命為臺偽軍陸軍總司令兼陸軍訓練司令,三天后又加臺灣防衛總司令之職,并得到了未來晉升三軍總參謀長的承諾。
表面上,他已經走到了一個武人所能走到的頂點。
可有些東西,是不能只看表面的。暗流在水面之下,一直都在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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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荷花池邊,一段不該燃起的火】
黃正的名字,后來改成了黃美之。
她1930年生于湖南長沙,出身不俗。
表舅是民國時期赫赫有名的報人成舍我,表哥是后來的著名經濟學者成思危,母親的同窗好友里頭,有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向警予。
這樣的家庭背景,放在任何年代都算得上書香門第,眼界寬廣。
她從小生活在民國那種特有的文化氛圍里,見過達官顯貴,讀過詩書經典,身上有一種那個年代出來的知識女性特有的氣質。
1949年初,她隨家人輾轉渡海,到了臺灣。
此前她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歷史系已經讀了兩年,那是當時教會辦的私立貴族學校,和美國史密斯學院是姐妹校,走出來的學生,底子都很扎實。
到臺灣的時候,學校尚未開學,她一時無事,心里有些茫然。
那段茫然里,有一個名字開始在她耳朵里出現——孫立人。
她姐姐黃玨比她早一步進了孫立人創建的女青年大隊任職,做過將軍的秘書,口口聲聲說起這位長官的種種,語氣里滿是折服。黃正從姐姐那里,已經對孫立人有了一個大致的輪廓——清華出來的,美國讀過軍校的,在緬甸打仗的時候救過七千英軍的,渾身上下是彈孔的,名字轟動了整個歐美軍界的。
這樣的人,光是聽一聽,就已經讓人心生敬慕。
不久,孫立人夫人張晶英找到了黃正。張晶英與黃正同為湖南人,對她印象很好,對她說了一句話:"你若愿意,我可以推薦你來做將軍的英文秘書。"
黃正那時候親眼看過美軍顧問團里的那些女秘書們進出公館時的派頭,加上姐姐長期在這里任職的緣故,她沒有多猶豫,爽快地答應了。
公館在屏東,秘書的日常工作說起來并不復雜——整理文件,制作請柬,協助招待來訪的賓客。
可正是這種朝夕相處的近距離,讓這個20歲的女孩一點一點看見了一個50歲男人身上那些出乎她意料的東西。
那個年代,孫立人在外頭是個什么形象——戰場上的決策果斷,軍隊里的令行禁止,對同僚的孤高自傲,對政工制度的公開抵觸——這些,是人人都知道的。
黃正在公館里見到的,卻是另一面。
據她本人后來的回憶,讓她內心真正起了波瀾的,是公館院子里荷花池邊的那個午后。
那天兩個人坐著說話,孫立人忽然停下來,若有所思地對她說了一句話:"我替你取了一個英文名字,little,意思是小,這個詞音譯成中文,里面含了我名字里的一個字。"
黃正愣了很久。
一個在淞滬戰場上被炸成重傷、昏迷三天的人,一個在仁安羌的炮火里指揮過千軍萬馬的人,在那樣的一個午后,悄悄把自己的名字藏進了一個英文單詞里,送給她。
這種細膩,遠遠超出了一個20歲的湖南女孩對一位戰場名將的全部想象。
她后來寫道,那一刻,愛情一點就燃了。
可她清楚地知道這條路沒有出路。
他已有妻室,她受過金陵女大的教育,心里有自己的原則——"我認為我是個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絕不能做人家的妾侍"。
她對他說過:"我終是要離開你的。"
這句話是認真的,是清醒的,但情感這件事,從來不聽清醒的聲音發號施令。
極度矛盾之中,她曾經悄悄取出副官放在那里的手槍,對準自己胸口扣動扳機——幸好槍里沒有子彈上膛。
這一個細節,已經足以說明那段情在她心里扎下了多深的根,也說明一個20歲的女孩面對這種處境時,內心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撕扯。
而命運,并不打算給她一個從容離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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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1950年3月17日,孫立人正式就任臺偽軍陸軍總司令。
就在這同一天,一張無形的網,已經在他身邊悄悄張開。
那時候,臺灣地區的情報機關由蔣經國實際掌控,特務網絡已經在蔣介石的授意下,滲透進了陸軍總司令部。
孫立人身邊的每一個人,每一個進出公館的面孔,都在某雙眼睛的注視之下。
蔣經國為什么要盯著孫立人?這件事說起來,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孫立人一向主張"軍隊國家化",對蔣經國在軍中大力推行政工制度有明顯抵觸。
他從美國軍校出來,接受的是另一套軍隊建制的理念,認為軍隊是國家的軍隊,不是某個黨派或某個家族的私器。
這種想法,恰恰是蔣經國最無法容忍的東西。
1950年底,孫立人還在陸軍各級單位召開了"新年第一次年終擴大良心會",在致詞里說:"現在社會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騙人,說話也騙人,所以社會動蕩不安,就是彼此不能開誠相見,埋沒了良心之故。"
這句話在當時的臺灣地區,字里行間都是對政工制度的批評。
蔣經國隨即在軍內搞起針鋒相對的"慶生會",雙方的對立擺到了明面上。
不僅如此,孫立人還把對政工制度的不滿告訴了當時掌握美援簽字權的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
蔡斯在那個時候手握臺灣軍援的生殺大權,一直對蔣氏父子頤指氣使。
蔣介石在日記里惱恨地寫過這樣一句話:"吳(國楨)、孫(立人)屢屢挾外(美國)自重。"
蔣經國更是向蔣介石進言,認為孫立人如此與美國人關系密切、又主張軍隊國家化,一旦美國人想用孫立人來牽制蔣家,將是極大的威脅,建議拔除其兵權。
再加上蔣經國追過黃玨而未遂這段過節,這位"太子爺"對黃氏姐妹的態度,從一開始就談不上友善。
1950年3月23日,就在孫立人被任命陸軍總司令還不到一周,一個電話打到了黃正那里。電話那頭,叫她去臺北"問話"。
黃正當時沒有想到這個電話意味著什么。
她以為就是走個過場,換了衣服,收拾了行李,甚至還帶著去臺北逛一逛的心情,出了門。
桃園感訓所的大門,就在她毫無防備的時候,在她身后合上了。
她和姐姐黃玨同時被扣押,罪名是"泄露軍機"。
案子的表面由頭,是一名中央社記者被查出與蘇聯有聯系,黃氏姐妹與此人相識,于是被順理成章地拉進了"共諜"的羅網。
當她們被押送至桃園感訓所時,保安司令部上下都知道這是什么來路,背地里叫她們"禍水",叫她們"活生生的匪諜范本"。
消息傳到孫立人耳朵里,他當面去找蔣介石,拍著胸脯開口擔保:"黃玨、黃正不是匪諜,我以我的頭作保證。"
蔣介石冷冷地回了一句:"哦,你的頭就那么值錢嗎?"
這一句話,不僅沒能救出兩姐妹,反而給案子釘得更死。
黃正的父親聞訊,輾轉找到了孫立人,請將軍幫忙疏通。
孫立人的答復是,老先生正在氣頭上,等一陣子再說。
可那陣子的氣始終沒消下去,母親的老長官趙恒惕出面去找蔣介石求情,蔣說:"判10年嘛,就要坐10年。"這條路也徹底堵死了。
父親眼見奔走無門,在兩姐妹入獄僅僅一年之后,心臟病發,就此離世。
臨終前,老人反復念著姐姐的名字,對黃正一個字也沒有提——在父親看來,是她的緣故連累了這個家。
母親對她的態度,也一直冷淡,幾乎不曾安慰過她。
入獄初期,黃正在四面皆是寒意的處境里,連父母的理解都拿不到,只能嚎啕痛哭,一遍遍消化那些壓在身上的委屈。
更漫長的是,接下來還有將近十年,等著她去熬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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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之后,那句話的真正分量】
1960年,黃正和姐姐黃玨走出了桃園感訓所的大門。
說是十年,實際上因為后期被"遺忘"在獄中,她們比刑期多關了幾個星期,才被放出來。
出來之后,姐妹倆都不敢單獨去臺北,先落腳在新店,慢慢才重新習慣外面的世界。
黃正在復興電臺找了一份編輯的工作,每天寫稿子,寫到后來自己都覺得江郎才盡,又轉去臺灣地區"內政部"國際勞工組織做事。
她開始熱衷參加各種社交場合,像是要用滿當當的熱鬧,去填補那十年里被掏空的那一塊。
就在那些聚會里,她認識了德裔美籍外交官傅禮士。
1963年,她與傅禮士結婚,隨夫輾轉駐任非洲、亞洲各地,1972年定居美國加州帕薩迪納,在美國郵政局資料室工作了整整十幾年,直到退休。
她開始寫作,散文、小說、游記,書名一個接著一個——《傷痕》《不與紅塵結怨》《流轉》《沉沙》《歡喜》《深情》《八千里路云和月》……
像是一個人把一生經歷過的重量,用文字一件件地從身上卸下來。
2000年,臺灣地區監察機構正式認定黃氏姐妹案屬于冤案,對她們予以"平反",給了一筆400萬新臺幣的補償金。
黃正沒有拿這筆錢置房購地,而是用它創辦了"美國德維文學會",專門扶持華文作家出書。
2010年,已經80歲的她,把那段藏在心里整整60年的往事,寫成了《烽火儷人》。
書出版同年,孫立人將軍臺中故居改建為紀念館,她專程參加了開幕儀式,在那些她60年前曾經熟悉的陳設里,走了一圈,沒有多說什么。
就在那本書的發布會上,面對記者的追問,她說出了那句讓所有在場的人都沉默了很久的話——
那句話,沒有憤怒,沒有哭泣,甚至沒有一絲怨尤,卻讓每一個讀到它、聽到它的人,在心里猛地一震。
因為那句話里藏著的,不是寬容,不是遺忘,也不是世人以為的那種"斯德哥爾摩癥候"——而是一個被鐵窗關了十年的女人,在無數個漫長的夜里,把一段感情的來龍去脈想透、想透、再想透,最終看見的那個讓她自己都沒有想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