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包裹送來那天，哈爾濱下著雪。
我正蹲在面包房后院起爐子，手上沾滿了面粉。
郵遞員喊了好幾聲我才聽見，他從柵欄縫里遞進來一個牛皮紙包，邊角磨得發白，用透明膠帶纏了好幾圈。
我撕開口子，一張照片先掉了出來。
照片上，我那個“死了”五年的婆婆蔣玉珍，正站在莫斯科紅場邊，挽著個年輕男人的胳膊。那個男人，是我前夫王風華。
照片背后有一行字：這是三個月前拍的，我沒死。你呢？
我的手一下子僵住了。
再翻，一本黑色筆記本從紙里滑落。
翻開第一頁，夾著一張泛黃的出生證明。
母親那一欄寫的，不是我這三十年來叫的那個女人，而是三個俄文字母。
我蹲在地上，手掌撐著一袋面粉，半天沒站起來。
01
五年前那個冬天，莫斯科也在下雪。
我挺著七個月的肚子，站在王家別墅的大廳里，地板上潑了一攤熱湯。湯是蔣玉珍潑的，碗碎在我腳邊，濺起的油星燙得我小腿生疼。
“你還想賴到什么時候？”蔣玉珍坐在沙發上，翹著腿，手里端著茶杯，語氣像是在趕一只流浪貓，“你一個沒爹沒娘的小地方丫頭，配得上我兒子嗎？”
我沒說話，低頭看著地上那攤湯。雞湯的味道混著瓷磚的涼氣往上冒，聞著有點惡心。
王風華坐在另一頭的沙發上刷手機，屏幕上是個女孩子的照片，笑得很甜。他眼皮都沒抬一下，好像這場鬧劇跟他沒關系。
“風華，你倒是說句話。”蔣玉珍把茶杯往桌上一頓。
王風華抬頭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淡，像看一個不認識的人。“你回老家住一陣子，等我媽消氣了再說。”
消氣。這兩個字讓我明白了。
我在這個家里，就是個出氣筒。
我拖著行李箱走出大門時，身后傳來蔣玉珍的聲音：“她那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們王家的還不一定呢。”
門關上了。
冷風像刀子一樣割在臉上。
莫斯科零下三十度的天，我穿著一件薄羽絨服，站在別墅外面的雪地里，不知道往哪走。
手機響了，是姐姐鄭思雨打來的。
我沒接，怕一開口就哭出來。
那個晚上，我在機場候機廳坐了一整夜。
回國機票花了兩千塊，那是我身上所有的錢。
過了海關，我把結婚戒指摘下來，攥在手心里。
戒指是王風華求婚時買的，三千塊錢，不是什么好東西。
我把它丟進了垃圾桶。
飛機起飛時，我摸了一下肚子。孩子在動，一蹬一蹬的，好像在提醒我，還不能垮。
到哈爾濱那天，養父鄭世在火車站接我。
他穿著一件舊棉襖，頭發白了大半，看見我就笑了：“回來了就好，回來了就好。”他沒問我為什么回來，也沒問王家的事。
他把我領回家，鍋里熱著一碗面條，上面臥了一個荷包蛋。
姐姐鄭思雨晚上趕過來，看見我的肚子，愣了三秒，然后破口大罵：“王風華那個王八蛋，他不是人！我去找他算賬！”
“姐。”我拉住她，“別去了。”
“為什么不去？你懷著他們家孩子，他把你趕回來，這算什么事？”
“算了。”我說。
鄭思雨看著我，眼圈紅了，罵了一句：“你怎么就這么沒出息。”
我沒回話。不是沒出息，是太累了。累到連恨的力氣都沒有。
鎮子不大，我租了一間便宜的房子，一個月兩百塊。
房里就一張床、一個灶臺、一個柜子。
我白天去鎮上飯店洗碗，晚上回來縫棉鞋，一雙能賣十五塊。
龍鳳胎是早產，七個半月就出來了。
那天我正在飯店后廚刷盤子，肚子突然疼得站不住。老板娘看我臉色不對，趕緊叫了救護車。送到鎮醫院時，羊水已經破了。
生第一個時我還能喊出聲，生第二個時我連喊的力氣都沒了。
兩個孩子都小，四斤多點兒，像兩只小貓崽子。
兒子叫大寶，女兒叫小寶，送到保溫箱里住了半個月。
我出院那天，姐姐鄭思雨來接我。她看著我瘦了一圈的臉，沒說話，從兜里掏出一個信封塞給我。
“拿著。”
“這是什么？”
“兩萬塊錢。我把后山那塊地賣了。”
“姐——”
“別說了。”她打斷我，“你不為自己想，也得為那兩個小的想。王家可以不要你，你不能不要你孩子。”
我抱著她，在鎮醫院門口哭了一場。
那年冬天特別冷，交完取暖費，我卡上只剩下六十三塊。
02
孩子半歲時，養父來看我。
他拎著一袋大米，一桶豆油，從鎮口走到我租的房子，走了快一個小時。進門時他喘得厲害，坐在凳子上歇了好一陣。
“爸，你以后別走這么遠了。”
“不礙事。”他從懷里掏出一個塑料袋，里面是幾個干巴巴的燒餅，“鎮上買的，趁熱吃。”
我接過燒餅，看見他手上的裂口。那是冬天干農活凍出來的口子，又深又黑，像旱地的裂縫。
“今年地里的收成還行吧？”
“還行。”他說，“你別操我的心，好好帶孩子。”
閑了幾句，他突然說：“小瑾，你媽當年留給你的那串手鏈，你還收著沒？”
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串手鏈我見過，打我記事起就被養父收在一個鐵盒子里，壓在柜子底下。手鏈是銀的，串了幾顆老珠子，磨得發白，看著不值什么錢。
“收著呢。”我說，“怎么了？”
“沒什么。”他頓了頓，“那東西是你親媽留下的，好好收著。”
“我親媽到底是什么人？”
他沒回答。低著頭坐了一會兒，站起來說：“我走了，你照顧好自己。”
我看他往外走，追了一句：“爸，你總是話說一半。”
他沒回頭，出了門。
那天晚上，我把鐵盒子從柜子底下翻出來，打開手鏈看了半天。珠子在燈光下泛著暗光，上面刻著一些細小的花紋，像是字母，又不像漢字。
我不知道這東西意味著什么。但我知道，養父從來不會無緣無故提一件事。
幾天后，鎮上來了個陌生人。
那天我抱著大寶去衛生院打疫苗，在門口碰上一個中年男人。
他穿著一件皮夾克，操著南方口音，逢人就問“你家有沒有老物件”。
他看見我手腕上露出的紅繩，湊過來問：“大姐，你這手鏈哪兒買的？”
我下意識把手縮回去：“祖傳的。”
“哦，祖傳的。”他笑了笑，眼睛盯著我的手腕，“能不能讓我看看？”
“不能。”
我抱著孩子頭也不回地走了。回到家，我把手鏈從紅繩上解下來，塞回鐵盒子，壓到柜子最底下。然后又在上面摞了幾件舊衣服。
姐姐晚上過來，我跟她說了這事。
“收古玩的？”她把眉毛一挑，“收古玩的跑到咱們這個犄角旮旯來？你信嗎？”
“我不信。”
“那就是沖你來的。”鄭思雨壓低聲音，“你那個婆婆不是什么善茬，她要是知道你有東西，指定不會消停。”
我沒接話，但心里明白，姐姐說得對。
那陣子，我老做同一個夢。
夢里有個女人，看不清臉，站在雪地里，懷里抱著一個嬰兒。
她朝我伸出手，說一句俄語，我聽不懂，但心里覺得特別難受。
我不知道那個女人是誰，但我知道，我身上一定藏著什么秘密。
這個秘密，養父知道一半，我婆婆蔣玉珍大概也知道一點兒。而我，什么都不知道。
日子還是要過。孩子一天天長大，錢一天天不夠花。
大寶體質弱，三天兩頭發燒，小寶倒是壯實，但也不是省心的主。
一次大寶發高燒，我半夜抱著他跑去鎮醫院，急診大夫說孩子燒到四十度，得住院。
我掏遍口袋，只湊出兩百多塊。
醫院說要先交押金，我說行，我明天取錢。
然后跑回姐姐家借錢。
那天晚上，我抱著孩子坐在醫院走廊的塑料椅上，看著輸液管里的藥水一滴一滴往下淌。大寶燒得迷迷糊糊，嘴里一直喊“媽媽”。
我把他摟在懷里，輕輕拍著他的背。
“媽媽在，媽媽在。”
眼淚掉在孩子的小被子上，我趕緊擦掉。現在不是哭的時候。
隔壁床的大姐遞過來一個橘子：“姑娘，吃點東西，別把自己熬垮了。”
“謝謝大姐，我不餓。”
“有什么難處就說，別一個人扛著。”
我看著窗外。哈爾濱冬天的天，黑得像鍋底。
03
孩子兩歲那年的春天，南方口音的男人又來了。
這次他沒在街上轉悠，直接敲了我的門。
我正在屋里給孩子縫衣服，聽見敲門聲，從門縫里往外看了一眼。他站在門口，手里拎著一袋水果，笑得很客氣。
我把門打開一條縫：“你找誰？”
“大姐，你還記得我不？去年在衛生院門口見過。”
“記得。你有什么事？”
“我收老物件的。”他從兜里掏出一張名片遞過來，“我想買個這種珠子，您幫我看看您手上有嗎？”
他拿出一張照片。照片上是一顆暗紅色的珠子，跟我手鏈上的珠子一模一樣。
我心一沉，臉上沒露聲色：“沒見過。”
“是嗎？”他打量著我，“您再想想，這東西值大價錢，一顆能賣好幾萬。”
好幾萬。我心里一動，但隨即又按住了。
“你找錯人了。”
我把門關上了。關門的那一刻，我聽見他在門口站了一會兒，然后走了。
晚上我跟姐姐說了這事。
“好幾萬？”鄭思雨壓低聲音，“你那串手鏈好幾顆呢，那得多少錢？”
“姐，你不覺得奇怪嗎？他為什么盯上我？”
“你是說……”鄭思雨的表情變了，“他是王家派來的？”
“我不知道。”我說，“但我總覺得，那串手鏈不簡單。”
“那你打算怎么辦？”
“先藏著。看看再說。”
那天晚上，我把鐵盒子從柜子里拿出來，打開了手鏈，在燈下仔細端詳。
珠子一共七顆，每顆上都刻著細小的花紋。
我仔細看，發現那花紋不是亂刻的，好像是字的變形。
我拿著珠子翻來覆去看了半天，心里冒出一個念頭——這東西，會不會是一把鑰匙？
這個念頭讓我一宿沒睡著。
一個月后，養父鄭世摔了一跤。
他騎著三輪車去鎮上賣菜，下坡時沒剎住，連人帶車翻進了溝里。送到醫院一查，小腿骨折，腰椎也傷著了。
我趕去醫院時，他正趴在病床上，看見我就笑：“沒事，摔了一跤，養養就好了。”
“你就不能讓我省點心？”我嘴上罵著，眼睛卻紅了，“你這么大歲數了還騎三輪車，你圖什么？”
“圖不給你們添負擔。”他說，“你一個人拉扯兩個孩子不容易，我不能再拖累你。”
“你是我爸。”我說，“你從來不是什么拖累。”
他在醫院住了二十天，出院后拄著拐杖，走路一瘸一拐的。我把他接到我那兒住，他死活不肯，說“一個人住習慣了”。我知道他是怕給我添麻煩。
那年秋天，兩個孩子都進了鎮上幼兒園。
我騰出時間，在一家面包房找了份工，一個月一千八。
老板是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姓劉，手藝好，人也和氣。
我跟著她學做面包，揉面、醒面、烤制，慢慢也上手了。
有一天，劉姐跟我說：“小瑾，你手藝學得差不多了，要是想做，姐幫你盤個店。”
我搖搖頭：“我沒那個本錢。”
“錢可以借，可以攢。”劉姐說，“你總不能一輩子在別人店里打工。”
她說這話時，我正在揉面。面團在我手里翻來覆去，慢慢變得光滑。我看著它，心里忽然生出一個念頭——也許，我真的可以試試。
日子就這樣過著。平淡，漫長，一天天挨過去。
我有時候會想起王風華。
不是想他這個人，是想那段時間。
我跟他在莫斯科認識，他在雪地里跟我表白，說他喜歡我。
我以為那是愛情，現在回過頭看，那不過是他的習慣——習慣對女人好，習慣騙人。
我當時太年輕。
他給我買了件大衣，我就覺得他不嫌棄我窮。
他帶我去了幾次高檔餐廳，我就覺得他是真心對我。
現在想想，他不過是貪我長得還行，又聽話。
臨到婆婆不喜歡我，他就把我丟掉了。像丟掉一件用舊的衣服。
我想明白了，就沒什么好難受的了。
五年時間，說起來很長。但一天天過下來，也就是兩個孩子的哭聲、無數個凌晨醒來喂奶的黑夜、銀行里永遠存不起來的余額。
第三年，我攢了一千塊。
第四年，我攢了三千塊。
第五年，我存了五千塊。劉姐答應，把她的面包房盤一半給我，我可以分一半利潤。
我本以為自己這輩子就這樣了。在小鎮上做面包，把孩子拉扯大，攢點養老錢，安安穩穩過完。
直到那個包裹出現在面包房后門的信箱里。
04
包裹是七月初到的。
那天我起得很早，天剛蒙蒙亮。哈爾濱的夏天天亮得早，四點來鐘東邊就泛白了。我提著水桶到后院，準備生爐子烤第一批列巴。
一開門，看見郵遞員小張站在柵欄外，手里舉著一個牛皮紙包。
“蕭姐，你的包裹，莫斯科寄來的。”
我愣了一秒：“莫斯科？”
“對，昨天到的局里，今天給送來了。”他把包裹從柵欄縫遞過來，“你簽字。”
我接過包裹，在簽收單上寫了名字。牛皮紙包不大，跟本厚書差不多，邊角磨得發白，用透明膠帶纏了好幾圈。沉甸甸的，不知道里面裝的什么。
我蹲在后院地上，把包裹放在膝蓋上，撕開膠帶。
先掉出來的是幾張照片。我撿起來一看，整個人像被雷劈了一樣僵住了。
照片上，蔣玉珍穿著一件駝色大衣，站在莫斯科紅場邊，頭發染黑了，臉上帶著笑。她挽著身邊一個年輕男人的胳膊，笑得特別燦爛。
那個年輕男人，是我前夫王風華。
我翻到照片背面，上面有幾行字，字跡潦草。寫著：這是三個月前拍的，我沒死。你呢？
我沒死。什么意思？誰寫的？
我的手開始抖。抖到照片都拿不穩。
我翻開筆記本，里面夾著一張紙。紙是泛黃的，邊角卷起，看著有些年頭了。上面是一份出生證明。
我出生時是在莫斯科一家醫院。父親一欄是空的，母親一欄寫著三個俄文字母。
安娜·伊萬諾夫娜。
旁邊有人用鉛筆寫了一行字：此人之女，有全權繼承莫斯科城北蘇茲達爾區三處房產及家族古董。鑰匙在后。
鑰匙。
我翻到最后，果然看到一把老式鑰匙，黃銅的，拇指大小，用紅繩穿起來。
我蹲在后院地上，手掌撐著一袋面粉。腦子里嗡嗡響，像是有什么東西炸開了。
我那個“死了”五年、在莫斯科呼風喚雨的婆婆蔣玉珍，活得比誰都好。
而那個我一直以為只是個沒爹沒娘的農村丫頭，居然有一個俄羅斯貴族媽媽？
五年前蔣玉珍罵我“配不上”，現在我回過味了。
她怕的根本不是我配不上。
她怕我有朝一日，翻身了。
那天上午我沒烤面包。我坐在后院的小馬扎上，把包裹里的東西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
筆記本里記錄著一個人的生平，我親生母親的生平。
安娜·伊萬諾夫娜，俄羅斯沒落貴族后裔，祖上曾在沙皇宮廷做珠寶匠人。
蘇聯時期，她家產被沒收，人也東躲西藏。
后來家族悄悄攢下一批古董，藏在莫斯科城北的老房子里。
安娜嫁給一個中國人，生下了我。
后來男人跑了，她一個人帶著孩子，被人盯上了那批古董。
她害怕，跑到邊境，把孩子托付給了一個中國倒爺。
那個倒爺，就是我養父鄭世。
筆記本里甚至還夾了一張照片。
照片上是一個年輕女人，皮膚白皙，眼睛深邃，抱著一個嬰兒站在雪地里。
嬰兒裹在藍底白花的襁褓里，露出一張紅紅的小臉。
女人低頭看著孩子，嘴角帶著一絲笑意。
那個嬰兒，是我。
那個女人，是我媽。
我把照片貼在胸口，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從小沒有媽媽。我喊了三十年“媽”的人，是我養父的媳婦。她在我十歲時就過世了，留給我的只有幾張模糊的照片和一個名字。
我從來不知道，我的親生母親長什么樣。
現在我知道了。她漂亮，有一雙灰色的眼睛，笑起來的樣子很好看。
可她已經不在了。
筆記本里最后幾頁寫著安娜的病歷。她三十八歲那年得了癌癥，在邊境小城的一間出租屋里去世。去世前，她把所有東西收拾好，托人轉交給鄭世。
鄭世守了這個秘密三十年。
三十年。他一個字都沒跟我提過。
那天下午，我收拾好情緒，把那串手鏈從鐵盒子里取出來，跟鑰匙放在一起。我看著它們在燈光下泛著冷光，心里翻涌著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
不是悲傷。是一種從骨頭縫里鉆出來的憤怒和力量。
我本來打算今晚就給養父打電話問清楚。但想了想，還是放下了手機。有些事，得當面問。
05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養父家。
養父住在我老家的老房子里，三間磚房，院子很大。我到的時候，他正在院子里喂雞。看見我，他愣了一下：“這么早過來，孩子呢？”
“送幼兒園了。”我把自行車支在墻邊，“爸，我有話問你。”
他看見我的表情，手里的玉米粒停了。放下盆子，他進了屋，坐在炕沿上。我從兜里掏出包裹里的筆記本和照片，遞給他。
他看見那本筆記本，臉色一下子白了。
“這東西哪來的？”
“寄來的，莫斯科那邊寄的。”我說，“爸，你是不是該告訴我了。”
他沉默了很久。窗外有麻雀叫，院子的葡萄架被風吹得沙沙響。
“你媽叫安娜。”他終于開口了，聲音很啞，“俄羅斯人，貴族出身，家里有東西。當年她被人盯上了，跑到綏芬河，抱著你，蹲在路邊哭。”
“那天我從邊境那邊回來，路過看見她。她給我跪下了，說：求求你，把我閨女帶走。她說有人要殺她，她活不了多久了。她說只要你活著，她藏的東西就都是你的。”
“她把筆記本和手鏈塞給我，讓我一定替她收好。還寫了一份遺囑，按了手印。”
養父說到這里，擤了一把鼻涕：“我帶著你回來了，跟她媳婦說你是我撿的。我媳婦那人嘴碎，但我信得過。她到死那天都不知道這事的來龍去脈。”
“為什么不早點告訴我？”
“我不敢。”養父低著頭，“王家那邊一直在查你的底細。蔣玉珍那個女人，心狠手辣。她要是知道你有這筆財產，還能放過你？”
“你當年被趕回來，我其實猜到了。這家人不是什么好東西，他們盯上的是你媽留下的東西。”養父抬起頭看著我，“可你是我閨女，我不管你窮不窮，你都是我的女兒。我不想你為了幾個子兒去跟那家人拼命。”
我看著他，眼淚大顆大顆往下掉。
“可你已經拼命了。”我說，“你為了我的孩子，把地都賣了。”
“那是我外孫，我應該的。”
那天我在養父家待了一整天。
他把他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訴了我。
他說安娜當年把東西藏在莫斯科城北一棟老房子的地窖里，鑰匙就在手鏈上。
他還說，蔣玉珍這些年一直在找那批古董的下落，只是沒找到門路。
“你那個婆婆，知道你媽留下的東西，但她不知道具體在哪。”養父說，“她以為你媽只是個普通難民，不知道你媽的家世。”
“那她為什么還要趕我走？”
“因為她想讓你走投無路，逼你拿那批東西出來救命。”養父說，“她算盤打得精。但沒算到你能撐這么久。”
我坐在炕沿上，看著手鏈上的七顆珠子。
原來這東西，一直在等我。
離開養父家時，天已經黑了。我騎著自行車往回走，路兩邊是一望無際的玉米地。風吹過來，玉米葉嘩啦啦響。我騎得很慢，腦子里轉著很多念頭。
我該拿這些東西怎么辦？是藏著掖著，還是主動出擊？
我想起蔣玉珍那張照片上的笑臉，想起王風華站在門口連眼皮都不抬一下的冷淡。
一股火氣從胸口往上竄。
我蕭瑾瑜不是沒有根。我有媽，有家產，有血緣給我撐腰。
你們不是想要那批古董嗎？我偏不讓你們找到。
我要讓你們，跪在我面前，看著我把鑰匙插進鎖孔。
第二天，我去了哈爾濱。
找了一家正經的律師事務所，把筆記本和遺囑拿給律師看。
律師姓李，中年男人，戴眼鏡，說話慢條斯理。
他翻了翻材料，抬起頭看了我一眼。
“蕭女士，您母親的這份遺囑完全合法。我已經向莫斯科方面發函確認，那三處房產目前登記在您母親名下，無人繼承。根據俄羅斯法律，您作為她唯一的直系后代，擁有全部繼承權。”他頓了頓，“不過，您需要本人去莫斯科辦理手續。”
“需要多久？”
“順利的話，一兩個月。”
我說行。
我回到鎮上，把面包房的事跟劉姐說了。劉姐聽完我的事，拍了一下桌子：“去！必須去！你媽拼了命給你留的東西，你不能不去拿！”
“那我走了，店里——”
“店里我頂著。”劉姐說，“你放心去，回來再干都行。這店我給你留著位置。”
那一夜我失眠了。
我看著炕上兩個睡得香甜的孩子，心里翻江倒海。
我原本只想安安穩穩過完這一輩子。
可蔣玉珍不讓我安穩。
王風華不讓我安穩。
既然這樣，那我也不讓他們安穩。
06
八月中旬，我登上了飛往莫斯科的航班。
出發前，我把孩子托付給姐姐鄭思雨和養父。鄭思雨拍著胸脯保證：“孩子你放一百個心，我保證他們吃得飽穿得暖，一個病都不會生。”
“姐，辛苦你了。”
“說什么話，一家人。”
大寶和小寶站在機場大廳里，抱著我的腿不撒手。大寶說：“媽媽，你要早點回來。”小寶說：“媽媽，我想吃面包。”
“媽媽回來給你帶俄羅斯的列巴。”我在兩個孩子臉上各親了一口，拉著行李箱走進安檢口。我不敢回頭，怕一走就舍不得走了。
飛機上，我旁邊的座位空著。窗外的云層厚厚地鋪著，像冬天的雪地。我閉上眼睛，腦子里全是五年前的事情。
那年的莫斯科，我從來沒真正看透過。
我只知道那是一個有錢人家的別墅，蔣玉珍每天早上去打麻將，午后逛街購物，晚上在家敷面膜。
王風華在公司上班，偶爾回來吃頓飯，也總是低頭看手機。
我像一個外人，在那個冷冰冰的別墅里活著。
有一次我偷偷翻王風華的手機，看見他跟一個女人的聊天記錄，里面全是曖昧的話。
我質問他，他滿不在乎地說是同事。
我把聊天記錄給蔣玉珍看，她說：“男人嘛，在外面應酬應酬很正常。你一個做媳婦的，怎么這么小氣。”
那一刻我就知道，在這個家里，我永遠是個外人。
后來我才知道，那個女人是蔣玉珍閨蜜的女兒，叫肖佳瑩。
家里有錢，跟王家是世交。
蔣玉珍從一開始就打算讓兒子娶她，只是王風華那陣子喜歡我，想玩玩新鮮。
我懷了孩子后，蔣玉珍覺得麻煩來了。她想讓我打掉，我沒同意。于是她想了個辦法——逼我走。
后來我聽說，我走后沒半年，王風華就跟肖佳瑩結婚了。
他們過得好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包裹里那張照片上，蔣玉珍挽著王風華的手臂，笑得特別燦爛。這說明她兒子回來了，還活著。
而且，還在查我的底細。
飛機降落在莫斯科謝列梅捷沃機場時，是當地時間下午兩點。我拖著行李箱走出航站樓，一股久違的冷風撲面而來。
五年前，我灰溜溜地從這座城市逃走。五年后，我又回來了。
不一樣的是，這次我手里，有鑰匙。
李律師幫我聯系了一個當地律師，叫伊萬，三十多歲，中文說得還可以。他在機場接我，把我帶到酒店安頓好，遞給我一份文件。
“這些是你母親那三處房產的登記資料。”他說，“那批古董目前存放在一個私人保險柜里，需要你母親生前留下的鑰匙才能打開。”
“鑰匙在我手上。”
“很好。那我們先辦房產繼承，然后去取古董。”伊萬頓了頓，“不過有一件事，我覺得你應該知道。”
“什么？”
“您前夫的家族，最近幾個月一直在調查你母親。他們不知道從哪里拿到了部分資料，已經找到了幾處房產的大概位置。”
我心里一沉：“他們想干什么？”
“如果讓他們在你之前拿到那些房產的鑰匙，你母親那批古董，就很難拿回來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酒店房間里，看著窗外莫斯科的夜景。城市燈火通明，樓下的車輛絡繹不絕。而我的腦子里，全是蔣玉珍那張臉。
第二天一早，我跟伊萬去了莫斯科城北的蘇茲達爾區。
那是一片老城區，街道很窄，兩邊是些老舊的公寓樓和獨棟小別墅。伊萬帶著我拐進一條巷子，停在了一棟三層小樓前。
樓很舊，外墻的漆脫落了不少，木制的窗戶框有些歪，鐵門上銹跡斑斑。看起來像幾十年沒人住過。
“就是這里。”伊萬說，“你母親生前住的房子。”
他拿出鑰匙，打開了鐵門。門洞里一股霉味撲鼻而來，灰塵在陽光里飛舞。我跟著他走進去，眼睛慢慢適應了昏暗的光線。
客廳不大，擺著老式的沙發和茶幾，墻上掛著一幅油畫，畫的是雪地里的教堂。
窗戶被厚厚的窗簾擋著，透不進多少光。
茶幾上放著一個相框，上面的女人，跟我照片里那個女人一模一樣。
我拿起相框，手有些抖。
這就是我媽媽住過的房子。她在這里生活過，在這里吃過飯，在這里看過窗外的雪。也許她也曾坐在這張沙發上，抱著我，輕輕拍著我的背。
我咬著嘴唇，不讓自己哭出來。
伊萬在屋里搜查了一圈，從書房的書架后面拖出一個鐵皮盒子。盒子不大，上面掛著一把鎖。
“這個盒子需要您母親留下的鑰匙才能打開。”
我從包里摸出那把黃銅鑰匙，插進鎖孔。輕輕一擰，鎖開了。
鐵盒里，是一本房產證和一份古董清單。
07
房產證上寫著三處地址。除了眼前這棟小樓，還有兩處房產在莫斯科郊外，是兩棟別墅。
古董清單則是一張很長的紙，密密麻麻寫滿了字，中俄雙語對照。
上面列著幾十件東西，有琺瑯彩蛋、銀制餐具、老式首飾盒、鑲寶石的十字架、一幅列賓的油畫，還有一些我看不懂名字的老物件。
清單最下面有一行字：上述物品總估價約合人民幣一千萬元。
一千萬。
我盯著那個數字，心跳猛地加快了。
三十年來，我一直在還著賬，連幾百塊都拿不出來。
現在，有人告訴我，我親生母親留給了我價值一千萬的遺產。
我把鐵盒子捧在手里，跟伊萬一起走出老樓。
陽光刺眼，我瞇著眼看街對面的景色。
什么都變了，好像又什么都沒變。
五年前我是一個被人趕出家門、身無分文的孕婦。
五年后，我站在這棟老房子前，手里攥著一條通往財富的鑰匙。
回到酒店，我第一件事就是給姐姐打電話。
“姐，東西找到了。”我說，“房子和古董都在，值很多錢。”
“真的？”電話那頭鄭思雨尖叫起來，“多少？”
“一千萬。”
電話那頭沉默了兩秒，然后就聽見鄭思雨哭了。
她一邊哭一邊罵：“你那個媽真不是一般人！你那個婆婆蔣玉珍不是罵你沒爹沒娘嗎？這下讓她看看，誰才是沒爹沒娘！”
“姐，你先別激動。”我說，“這事還沒完。王家那邊也在查，我得先下手為強。”
“你想怎么做？”
“我要先回去，把古董運回國內。”我說，“東西一旦進了國門，他們想搶也搶不走了。”
“行，你小心點兒。孩子這邊有我，你別擔心。”
掛斷電話，我在窗前站了很久。窗外的天慢慢暗下來，莫斯科的夜再一次降臨。
但我心里，亮了。
就在我準備離開莫斯科的前一天，出了意外。
那天中午，我跟伊萬在酒店餐廳吃飯，討論過戶的事。伊萬突然看了一眼手機，臉色變了。
“怎么了？”
“有人在我們之前，去了您母親那兩棟別墅。”
我心里一緊：“誰？”
“不知道，鄰居說有一男一女，中國人，昨天下午去的。他們拿著照片，問這里有沒有一個叫安娜的人住過。”伊萬說，“應該就是你要找的人。”
“他們還問什么了？”
“問那棟房子的鑰匙有沒有在別人手里。”
我端著咖啡杯的手微微發顫。蔣玉珍和王風華，他們果然追到莫斯科來了。他們知道我在辦手續，知道我在查遺產，所以他們也出手了。
“他們現在在哪？”
“不知道。但有可能還在這附近。”
我放下咖啡杯，看著窗外。街上的人來來往往，偶爾有幾個亞洲面孔。我仔細看了一圈，沒看到蔣玉珍的影子。
但我能感覺到，她離我不遠。
那女人比我多算計五年。她知道我會來莫斯科，她一定在等著我。
那天晚上我沒睡好。躺在床上翻來覆去，腦子里全是蔣玉珍那張笑臉。她在紅場邊笑得多燦爛啊，好像一切都在她掌握之中。
可她不知道，我手上那把鑰匙，已經打開了鐵盒子。
而她手里，什么都沒有。
第二天一早，我跟伊萬去了銀行保險柜。那是安娜生前寄存她財產的私人銀行。我拿著鑰匙和身份證件，在柜員的引導下走進了保險室。
保險柜不大，像個鐵抽屜。我把鑰匙插進去，轉了一圈，拉開了抽屜。
里面整整齊齊地碼著一沓文件，還有一個三層的老式首飾盒。
我打開首飾盒，第一層是幾串珍珠項鏈和銀質餐具，第二層是一對琺瑯彩蛋，第三層是一些鍍金的宗教器物。
每一件都包在絨布里，保存得很好。
我輕手輕腳地拿起一只琺瑯彩蛋。蛋殼表面畫著精細的教堂圖案，在燈下閃閃發光。就算不懂古董的人，也能看出這東西做工不凡。
我小心翼翼地把東西收好，交給伊萬打包。
“這批東西，我會通過合法手續運回國內。”伊萬說，“您放心，不會有問題。”
“謝了。”
走出銀行時，我抬頭看了一眼天空。莫斯科的秋天剛到，天很高，云很淡，偶爾有幾只鴿子飛過。
我站在銀行門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五年了。我終于，從那道陰影里走出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