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的江城飄著細雪,萬家燈火將夜空映得橘紅。我站在別墅二樓的落地窗前,看著小姨的那輛冰莓粉保時捷Taycan緩緩駛入庭院。
車門推開,她穿著質地考究的羊絨大衣,手里提著幾個極為精致的食盒,高跟鞋在積雪的青石板上踩出清脆的聲響。
那是小姨名下的第八臺車,也是她今年給自己買的四十二歲生日禮物。除此之外,車庫里還停著邁巴赫、大G、帕拉梅拉,以及幾臺用于商務接待的埃爾法。
在這座城市的新區,還有五家盈利狀況良好的公司由她全盤掌控,涉及餐飲、物流和商業地產。
在外人眼里,她是殺伐果斷的女強人,是身價過億的沈總。但在我們這個大家庭里,她的身份始終像一根卡在喉嚨里的魚刺,吞不下去,也吐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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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姨推開門,裹著一身寒氣進來,把食盒放在島臺上,笑著招呼我:“曉曉,去叫你媽,老趙讓半島酒店的主廚專門備的年夜飯,還熱著呢。”
我媽從廚房走出來,看著那些裝在紫檀木盒里的山珍海味,臉上沒有太多喜色,只是淡淡地說:“他又回去了?”
小姨解大衣扣子的手微微停頓了一下,眼里的光暗了半秒,隨即又恢復了那種無懈可擊的笑容:“是啊,他小孫子吵著要爺爺發壓歲錢,他能有什么辦法。大過年的,他在兩邊跑也挺累的。”
我媽沒再說話,轉身去拿碗筷。我看著小姨熟練地將那些名貴的菜肴裝盤,心里涌起一股難以名狀的酸楚。二十年了,每逢佳節,老趙總會用最昂貴的物資來補償小姨,然后準時在晚上八點前趕回那個真正屬于他的家。
時間倒退回二十年前,小姨當時才二十二歲。那時外婆查出尿毒癥,巨額的透析費用和后續的換腎手術費,像一座大山壓得我們家喘不過氣。我媽到處借錢,小姨剛大學畢業,急得整晚整晚掉眼淚。就是在那個時候,四十二歲的老趙出現了。
老趙是做工程起家的,在那時的江城已經頗具實力。他在一次酒局上認識了做臨時禮儀的小姨,一見鐘情。老趙沒有拐彎抹角,直接替外婆交了三十萬的手術費,還在醫院附近租了一套兩居室,雇了護工。
那三十萬,買斷了小姨的青春,也定下了她這半生的軌跡。
一開始,我媽是極其反對的。外婆出院那天,我媽把小姨拉到走廊盡頭,指著她的鼻子罵:“你瘋了嗎?他比你大二十歲,老婆孩子都有了,你圖他什么?圖他有錢?我們家就是砸鍋賣鐵,也不能讓你去掙這種臟錢!”
小姨靠在醫院冰冷的白墻上,沒有哭,只是極其平靜地看著我媽:“姐,砸鍋賣鐵能湊夠三十萬嗎?媽的命是錢換回來的。我現在什么都沒有,除了我自己。窮才是最臟的,其他都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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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的小姨,心里或許只有交易和感恩。她以為自己足夠清醒,以為只要外婆病好了,自己攢夠了錢,總有一天能全身而退。可是,人性的復雜就在于,你永遠無法精準控制感情的走向。
老趙對小姨,確實是用了心的。他不是那種只會拿錢砸人的土老板。小姨隨口說一句喜歡吃城南的桂花糕,他會在談完幾個億的項目后,親自繞道去排隊買。
小姨說不想做一輩子養在籠子里的金絲雀,老趙就出資注冊了第一家物流公司,手把手地教她怎么看賬本,怎么管理員工,怎么跟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
在老趙的庇護和教導下,小姨展現出了驚人的商業天賦。從一家只有十輛貨車的物流公司,到后來涉足高端餐飲和商業地產,小姨硬是憑借自己的手腕和老趙的人脈,打下了一片屬于自己的江山。
她的車從最初的二手帕薩特,換成了如今的邁巴赫;她住的房子,從租來的兩居室,變成了半山腰的三層別墅。
在外人看來,小姨是風光的。她擁有了絕大多數人奮斗幾輩子都得不到的財富。可隨著我漸漸長大,我卻越來越能看懂她華麗外袍下爬滿的虱子。
那是小姨三十歲那年的中秋節,老趙原本答應陪她去三亞度假,機票和酒店都訂好了。臨出發前一天,老趙的大女兒在國外查出懷孕,老趙的妻子哭著要他陪著飛過去看女兒。老趙帶著滿臉的歉意來到別墅,放下了一把保時捷911的車鑰匙,然后匆匆離開。
那天晚上,我因為和父母吵架,跑去小姨家借宿。推開門,我看到巨大的客廳里沒有開燈,只有落地窗外透進來的月光。小姨穿著真絲睡衣,光腳坐在地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