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有馬來學者曾說：中國崛起的最后短板，可能是學術依附？

研究的對象扎根在江西、云南、內蒙古的黃土里，可支撐論證的骨架卻大多來自萊茵河與查爾斯河兩岸。這不是一兩個人的選擇，而是一整代學人幾乎無意識的書寫習慣。

說這話的人叫賽義德·侯賽因·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馬來西亞社會學家，1928年生于荷屬東印度的西爪哇茂物，2007年在吉隆坡辭世。他早年持印尼國籍，五十年代末歸化馬來西亞，青年時代在阿姆斯特丹大學求學。

也正是在阿姆斯特丹的那幾年，他開始追問一個此后纏繞他一生的問題：殖民者的軍艦可以撤走，殖民者的旗幟可以降下，可殖民者留下的那套判斷＂什么算作學問＂的標尺，要怎么撤走？

這個判斷決定了他此后半個世紀的方向。1967年他出任新加坡大學馬來研究系主任，一做就是二十一年。

他把這個原本只研究馬來語言習俗的偏門小系，硬是改造成了南半球最早自覺進行＂知識去殖民化＂的學術陣地。

他最著名的著作《懶惰土著的神話》（1977）證明了一件事：所謂＂馬來人懶惰＂、＂爪哇人懶惰＂、＂菲律賓人懶惰＂這些殖民地時期的＂社會科學結論＂，從頭到尾就是一套為殖民資本主義辯護的意識形態構造。

阿拉塔斯留給后人的思想工具中，最鋒利的有兩把。第一把叫＂被囚禁的心靈＂（captive mind）。

這個詞并不是他發明的——1953年波蘭作家米沃什用它來形容極權體制下的知識分子，1957年菲律賓學者康斯坦蒂諾又把它挪用到菲律賓語境，形容那些必須＂停下來等美國老師點頭才敢往下想＂的本國讀書人。

他借用經濟學里的＂示范效應＂來說明：亞洲學者對西方學術的模仿，就像消費者攢錢買名牌，從問題的提法、概念的選擇、抽象的層次，到寫作的語氣、致謝的名單，幾乎每一個環節都在向那個想象中的＂高端市場＂看齊。

第二把叫＂學術依附＂（academic dependency）。這一把切得更深。

阿拉塔斯說，政治獨立以后，第三世界的學術不再是因為西方＂擁有＂它們才被支配——大學早就歸本國政府了——而是因為學術生產的每一個上游環節都還在別人手里：思想的來源、發表的媒介、教學的技術、經費的分配、榮譽的授予、乃至＂什么算作重要研究＂的判斷標準。

他數了七個層面，條條都戳在痛處。他講了一句很扎心的話：這種支配＂是被前殖民地的學者自愿地、甚至懷著自信的熱情接受下來的＂。

＂中國崛起的最后短板＂這句話，究竟意味著什么？這里我想直接談幾點看法。第一，＂學術依附＂不是被外人卡脖子，而是自己交出了尺子。

一個學者如果堅信只有《美國社會學評論》上的問題才算真問題，那么就算他明天被評為長江學者，本質上仍在附屬性地擴張。物質意義上的強大——經費、設備、編制、職稱——反而可能成為遮蔽這個問題的迷霧，因為它給了人一種＂我們已經足夠獨立＂的錯覺。

第二，中國的困境比東南亞鄰國更微妙，正是因為它太成功了。東南亞的知識分子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就在為學術自主吶喊，是因為他們清楚自己弱、清楚自己邊緣。

中國的問題反過來：它的GDP、它的工業能力、它的高鐵與航天，讓＂我們已經現代化了＂的自信深入學界。

可是在概念生產層面，中國大學里最流行的仍然是＂內卷＂、＂規訓＂、＂液態現代性＂這些從別處引進來的詞——甚至連批評西方的話，都要借西方的批判理論來說。這是阿拉塔斯所說的＂元理論層面的模仿＂，比表層的模仿更難察覺，也更難擺脫。

第三，＂自主＂絕不是＂閉門造車＂或者＂血統純粹＂。阿拉塔斯反復強調，一門自主的社會科學不排斥外來影響，只是不以思想的國籍作為接受或拒絕的理由。

第四，最容易被忽視的＂短板＂，往往不在硬指標里。芯片可以舉國攻關，光刻機可以砸錢買時間，但＂提出一個中國自己的社會學核心概念并被世界認真討論＂這件事，是沒有辦法用五年規劃完成的。它需要幾代人耐得住寂寞、耐得住不被引用、耐得住在評價體系里吃虧。

阿拉塔斯自己就是例子——他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工作了二十一年，可他所開創的馬來研究學派，直到近幾年才被國際社會學界重新＂發現＂。

這最后一層不是錢能買來的，也不是政策能命令出來的，它只能靠一批人真的把＂提出中國自己的問題、生產中國自己的概念＂這件事當作嚴肅的事業來做，并且不因為一時沒有回響就轉身回到熟悉的引用清單里去。

阿拉塔斯生前列舉過影響馬來世界的十種霸權取向——歐洲中心主義只是其中之一，另外還包括宗派主義、族群民族主義、逆向東方主義、烏托邦思想等等。

他晚年的警惕越來越集中在一件事上：知識分子最容易被囚禁的時刻，恰恰不是在他們弱小的時候，而是在他們感覺自己終于強大起來的時候。因為弱小的時候還會警覺，還會不服氣；強大以后就容易松懈，容易覺得＂既然我已經贏了，那這套規則想必是對的＂。

于是那句＂中國崛起的最后短板，可能是學術依附＂，與其說是一個南洋學者對遙遠東亞鄰居的判詞，不如說是一位在殖民陰影里掙扎了一輩子的老人，對所有正在崛起的非西方社會說的同一句話：物質的追趕總有終點，認知的獨立才是無盡頭的長跑。

這句話在2026年的今天聽起來，比它當初被說出時更加刺耳，也更加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