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鏡頭按下時，已經是一九三六年七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站在陜北保安，舉起相機，毛主席穿著紅軍軍裝，頭上戴著一頂紅星八角帽。
很多人記住的是那頂帽子。
可把目光從帽檐往下移，臉頰、下巴、衣領之間，就能看見長征留下的痕跡：人瘦了，臉窄了，衣服顯得空。
這不是照相館里擺出來的領袖照。
這是一個剛從二萬五千里路里走出來的人。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央紅軍陜甘支隊到達陜北吳起鎮。
這一年，從江西瑞金出發的隊伍，渡過大河，翻過雪山，穿過草地，一路打、一路走、一路減員。
數字很冷。
中央紅軍從一九三四年十月離開中央蘇區，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陜北，歷時十二個月零九天，行程二萬五千里，沿途進行三百八十多次大小戰斗。
人卻是熱的。
有的人倒在湘江邊，有的人陷在草地里，有的人翻雪山時坐下去，就再也沒有站起來。
毛主席走在這支隊伍里，身邊不是地圖上的箭頭，而是一張張熟臉。
長征剛開始時，毛主席并不在軍事指揮的核心位置。
賀子珍后來講起蘇區群眾送別的情形，毛主席聽完，只說他們欠根據地人民太多了。
他心里清楚。
這一走，不是簡單換個地方。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蘇區越來越小，國民黨軍步步壓來。紅軍若不突圍，火種就可能被壓滅在原地。
可突圍之后，路也沒有變寬。
湘江一戰，隊伍遭到嚴重損失。江邊的槍聲、渡口的擁擠、擔架上的傷員，把許多人心里的疑問逼了出來：再這樣走下去，隊伍還能剩多少？
這個問題，壓在所有人頭上。
一九三五年一月，貴州遵義。
一棟小樓里，會議開了三天。窗外是冬天，屋里一遍遍講第五次反“圍剿”的教訓，講長征初期的被動，講軍隊到底該怎樣活下去。
遵義會議后，毛主席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
路，終于換了走法。
四渡赤水，就是那之后打出來的一筆。
紅軍在赤水河兩岸來回穿插，時東時西，時南時北。敵軍以為堵住了前頭，紅軍已經轉到別處；以為紅軍要北上，紅軍又突然回師黔北。
這不是輕巧。
每一步都連著糧食、傷員、追兵和疲憊的腳。
毛主席后來談到四渡赤水，稱它是自己的“得意之筆”。可在當時，得意二字還遠沒有到來，擺在眼前的只是怎么把這支隊伍帶出去。
帶出去。
就這三個字。
過金沙江后，紅軍甩開大股追兵；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隊伍又從險處擠出一條路；夾金山、懋功、草地、臘子口，每一個地名后面都有人倒下。
那是長時間行軍、缺糧、寒冷、病痛、作戰一起壓出來的。
到吳起鎮前，中央紅軍還帶著敵軍騎兵這個“尾巴”。毛主席到了陜北后，很快說，要把這個尾巴切掉，作為送給陜北人民的見面禮。
仗打完，隊伍才真正站住腳。
十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吳起鎮召開會議，宣告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結束。
可勝利兩個字，落在每個人身上，都不是輕的。
毛主席望見的不是一支完整出發的隊伍，而是一支被戰爭、饑餓、雪山草地反復篩過的隊伍。
留下來的，都是從死地里走出來的人。
九個月后，斯諾到了陜北。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他來到保安，和毛主席長談。談中國革命，談紅軍，談長征，也談外面的世界怎樣認識共產黨。
拍照時，毛主席身邊沒有合適的軍帽。斯諾把紅軍送給自己的八角帽摘下來，戴在毛主席頭上。
相機前，毛主席坐在那里。
帽子很新，紅星很亮。
臉卻很瘦。
許多年后，人們提起它，常說神采、從容、堅定。
這些都沒錯。
但若只看見神采，就看輕了那張臉上的風霜。
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在黨的七大預備會議上講起陜北，說：“陜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
落腳點，是因為隊伍終于停下來了。
出發點，是因為新的局面從這里打開。
斯諾那頂八角帽，后來一直被他珍藏。斯諾夫人一九七五年訪華時，把這頂帽子轉交給中國。
帽子留下來了。
鏡頭里的毛主席戴著八角帽，衣領貼著瘦削的脖頸，眼睛望向前方。長征已經走完，腳下卻還不是平路！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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