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63年12月初，北京的夜風帶著刺骨寒意。宣武區南長街那間并不起眼的病房里，一盞小燈微弱地亮著，照見枕上那張蒼白而剛毅的臉——59歲的羅榮桓元帥，正與病痛暗暗較量。醫生剛做完檢查，診斷單寫得冷冰冰：心衰、腎衰、尿毒癥，危在旦夕。夫人林月琴握著丈夫干枯的手，心里卻打定主意：無論多晚，也要把遠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上學的次子羅東進叫回北京。
哈軍工冬天的清晨天剛蒙亮，呼出的白霧在營區燈光下裊裊升起。政委謝有法叫來正在教室自習的羅東進，沒繞彎子，只說了句：“你父親情況不好，部里批了假，馬上上車。”話音未落，二十出頭的青年已沖向宿舍收拾行李。火車轟鳴，一路北上，他的心卻像被一只無形的手攥緊——父親那副溫和卻帶幾分倔強的面容，反復浮現。
二十四小時后，他頂著風雪闖進解放軍三○二醫院。病房里彌漫著消毒水味，呼吸機發出低沉的嘶嘶聲。羅榮桓輕閉雙目，臉上罩著氧氣面罩。兒子一眼望去，淚水奪眶而出。待到藥效稍退，元帥睜開眼，微抬手臂。羅東進俯身喚了聲“爸爸”。誰知下一秒，虛弱的父親卻急切低喝：“這會兒回來干什么？學校的課不要上了？”聲音嘶啞，卻透著不容置疑。
“政委讓我回來的——”羅東進還沒說完，羅榮桓又喘著氣打斷：“哪條規定說干部子弟就能任性？快回去！國家用人之際，荒廢一天學業都可惜。”話到此處，他因為用力過度，眼前一黑，昏厥過去。醫生匆匆推門而入，羅東進被請到門外。走廊里的燈一閃一閃，他腦海里浮現出童年時父親第一次發火的情景，那是1945年夏末，距今已近二十載。
那年八路軍在沂蒙山區休整。6歲的羅東進在山坡上拾到一副日軍遺棄的防毒面具，出于頑皮，他戴上面具嚇唬小伙伴。孩子們被恐怖的模樣唬得四散逃竄。羅榮桓聞聲趕來，劈手拿掉面具，眉心緊鎖，將兒子領回窯洞。屋內沒有同情，只有簡短訓斥：“不能拿群眾當取樂的對象！他們拿紅薯饅頭養大了你！”說完抬手在炕沿輕輕一拍，滿是肺病的他因激動而咳出血絲。從那天起，“不準脫離人民”六個字刻進了小羅東進的骨子。
戰爭結束后，羅家遷往北平。父親公務繁多，卻不忘盯緊幾個孩子的品行。一次學校放學晚，警衛員心疼孩子，派車把兄妹接回。車剛停到胡同口，羅榮桓的臉就沉下來：“軍車是戰備用的，不屬咱家私車。”他要求孩子們以后自己乘公共汽車，鍛煉體魄，也免得滋生特權思想。此后一個冬夜，公交停運，兄妹倆在呼嘯北風中步行十里回家。林月琴心急如焚，羅榮桓卻輕聲安慰：“路遠當操練，鍛煉一回也好。”深夜看見兩個孩子滿頭霜花推門進屋，他只是拍拍兒子的肩：“能自己回來，就對得起這身軍裝。”
家教的嚴格并不妨礙父子間的溫情。羅東進愛拆玩具，小火車、收音機統統難逃魔掌。母親皺眉，父親卻笑言：“讓他拆吧，拆得多了就會裝。”果不其然，中學階段，羅東進已能靠自己做出礦石收音機，還給鄰居修理鐘表、電燈。羅榮桓看在眼里，逢人便說：“這孩子，將來準是搞科研的料。”
1954年，長女羅玉英因體弱想提前工作，羅榮桓同意，卻特意請組織把她分到京郊農場。“孩子要下去，和農民一起流汗，才能明白什么叫人民。”這番話在家里傳為金科玉律。羅玉英白天挖溝，夜里參加自學班，一年后便光榮入黨。回家探親時，滿手老繭的她看見父親仍舊穿著打過補丁的舊軍裝，忍不住濕了眼眶。
1963年12月16日，天灰蒙蒙。羅東進并沒有遵從“立即返校”的命令。他向醫生申請陪護，整晚替護士守在床頭。凌晨兩點，羅榮桓再次清醒，見兒子未走，苦笑：“真是不聽話。”停頓片刻，他低聲囑咐：“記住，永遠站在人民那一邊，別拿出身當招牌。”說完，又陷入沉睡。兩周后，12月16日清晨，軍委值班電話里那句“羅帥病情加劇”成為永別的訊號。羅東進趕來時，父親的心電圖已歸于平線，病房內只有那副靜靜放著的老花鏡。
多年過去，羅東進談起父親，最常提起的仍是那句“你這時候不該來看我”。這句話聽來冷峻，卻把父親一生不徇私情的操守刻畫得清清楚楚。對后輩而言，那既是責備，也是一盞長明燈，提醒他們敬畏權力，牢記初心。至今，每當他走進校園、工廠或者軍營，心里都會閃過父親的側影——瘦削、沉靜，卻力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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