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必良:山地農業發展:特色增長極的戰略性突破

摘要：本文突破“中心—邊緣”的傳統敘事與“約束論”的認知陷阱，闡釋山地農業憑借生態、文化與制度優勢向“特色增長極”轉型的戰略性突破。本文重點有以下方面，一是理論命題：闡明山地發展并非模仿主流的平原農業模式，而是依托后發優勢，實現從“產品性邊緣生產地”向“功能性特色增長極”的轉變。二是戰略路徑：設計“3×3”的戰略框架，在行動上打破資源、食物與價值的三重邊界，在認知上強化生態資本觀、融合業態觀與系統拓展觀的三類轉換，在路徑上實施空間、結構與價值鏈的三維協同推進。三是操作策略：重點構建基礎設施、科技創新與制度保障的政策支撐體系。本文強調，山地農業的戰略性突破，本質上是比較優勢的重構與激活，并由此為后工業社會探索多元與韌性的發展模式提供重要啟示。

關鍵詞：山地農業；后發優勢；特色增長極；戰略性突破

在傳統的發展敘事與政策框架中，山地農業常被置于“邊緣”“落后”或“欠發達”的認知狀態。事實上，在以溫飽為主要訴求的傳統發展階段，社會的核心需求是糧食，平原地區憑借可規?；N植的稟賦優勢，加之保障糧食安全的政策傾斜，往往占據著農業發展的戰略性主導地位。山區因地形破碎、生產成本高，在以“量”為目標的發展格局中則被置于“邊緣”地位。然而，區域的自然稟賦及其比較優勢并非一成不變，而是與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及其所決定的市場需求格局緊密關聯，從而具有歷史的階段性。顯然，在生態文明與消費升級的新發展格局下，山區獨特的生態本底、文化積淀與制度空間，使其正在從過去發展的負資產逐步轉變為競爭的新優勢。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比較優勢的轉換與潛在價值的發現，正在將山區從生存農業的邊緣者轉型為功能農業的特色增長極。

本文試圖超越以平原農業為標準的農業發展范式，提出一個新的理論命題：山地農業的現代化進程，不是以平原農業為標桿進行的模式模仿與現代化改造，而應是基于與平原農業的差異所呈現出的后發優勢進行的戰略重構。推動山區農業的發展，不是在“拯救”或“改造”所謂的落后地區，而是將其視為一個生態、景觀、文化、康養等多維功能的復合系統，并從根本上釋放其功能屬性與價值潛能。本文按照“價值發現—戰略框架—支撐體系”的分析框架，重點闡明山地農業的潛在價值，設計戰略性突破的發展框架與實施路徑，為山地農業實現從“產品性邊緣生產地”向“功能性特色增長極”的轉變，提供兼具學理性與可操作性的戰略指向。

一、引言：超越“中心—邊緣”敘事

在人文與社會科學的認知傳統中，對特定區域及其發展水平的評判，往往深嵌于機械主義的比較框架之中。這種框架預先設定一個被視為典范的“中心”參照系，而將其他“邊緣”地帶置于對照、從屬乃至依附的位置。審視全球現代化進程，西方模式被視為是評判他國發展的隱形標尺；在一國內部，平原地區或先發地帶所塑造的發展路徑與經濟形態，被默認為是衡量所有區域，尤其是山區進步與否的絕對標準。由此，山區及其社會經濟結構，特別是作為其基礎產業的農業，便被籠罩在“落后”抑或“欠發達”的敘事陰影之下。前者暗含了文明等級制的價值誤判，后者則流露出一種改良主義的同情。但是，這類標準都源于狹隘的認識論，即以趨同、線性和效率至上為內核的單一現代化理論。它將山區的多樣性、適應性與歷史軌跡，都視為是對中心模式的滯后、不完美的模仿。

正是對根深蒂固的“中心—邊緣”敘事的不滿，催生了學術史上若干極具顛覆性的思想反思。人類學家斯科特(2016)基于對東南亞贊米亞高地的考察，提出了里程碑式的洞見。在斯科特看來，高地上那些看似“無國家”、采用刀耕火種、保有口頭傳統與平等主義社群結構的社會，并非文明演化中的“失敗者”或“殘存物”。相反，這極可能是精妙的、集體性的政治選擇，是主動“逃避”谷地國家政權及其賦稅、勞役與社會等級束縛的生存藝術。斯科特的理論將山地從被動的地理容器，轉換為能動的、生產另類社會秩序的政治空間。他認為，國家的形成只是人類組織復雜社會的可能路徑之一，而山地則彰顯了另一條基于自主、流動與扁平化結構的文明路徑，其有效性與獨特性不容忽視。

與此相呼應，歷史學家拉鐵摩爾(2005)在其重要著作《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中，對中國傳統歷史敘事進行了根本性修正。拉鐵摩爾堅決反對將長城之外的游牧社會視為停滯、野蠻的“他者”，或僅僅是中原王朝歷史活動的邊緣性存在，而是將亞洲內陸的草原邊疆，重新定位為與農耕中原持續互動、彼此塑造的歷史動力源。拉鐵摩爾強調，游牧社會并不是落后的存在，而是另外一套與草原生態高度契合的、極具韌性與機動性的社會政治經濟體系。這套體系也并非孤立或邊緣化的存在，而是通過與中原王朝的反復博弈，從而深度參與了諸如帝國治理結構、軍事技術傳播、貿易網絡形成乃至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塑造等核心歷史進程。拉鐵摩爾的研究，不僅挑戰了以中原為中心的文明優越論，更是證明了在解釋跨文明互動的關聯機制上，強調了“先進”與“落后”的傳統二分法分析范式的蒼白無力。

上述學術遺產，為目前重估山區與山地農業的當代價值，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論視角與歷史縱深。如果一個區域能夠在長時段歷史中孕育并維系一套與主流模式相異，卻表現出強大適應性與內在合理性的社會經濟與制度體系，那么，根植于該體系的物質生產基礎，尤其是其農業形態，必然存在超越“中心—邊緣”的深厚底蘊。類似地，山地農業(乃至傳統農業)不能被簡單視為生產效率低下的代名詞，而應被理解為在特定地理約束與歷史選擇下形成的、整合了生態知識、社群組織與生存智慧的復合性文明適應系統(羅必良，2025)。

當前，全球社會正普遍面臨由單一工業化、全球化發展模式所加劇的生態危機、社會斷裂與文化沖突的挑戰。與此同時，中國自身的發展也已進入了謀求生態文明、共同富裕與文化自信的新階段。在此雙重背景下，重新發現并嚴肅對待山地農業所蘊含的“另一種文明形態”及其潛力，就具有前所未有的時代緊迫性與戰略價值。這絕不是對傳統的浪漫化懷舊或對現代化的拒絕，而是主張深刻的范式轉換，即從視山區為有待“扶貧”與“改造”的問題區域，轉向將其視為蘊含了可持續發展密碼、可供未來借鑒的文明資源庫。本文旨在沿襲斯科特與拉鐵摩爾所開啟的批判與反思傳統，跳出“追趕—改造”的舊有思維定式，力圖論證山地農業的現代化之路，其核心不在于如何使其變得更像平原農業，而在于如何以其自身生態邏輯與人文傳統為根基，利用現代科技與管理手段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從而使其從現代化的“邊緣”轉變成為探索多元化、高品質、可持續未來生活的特色增長極。這一轉型，不僅關乎區域公平發展，更關乎我們能否為后工業時代的人類文明開拓出更具韌性與包容性的可能路徑。

二、“約束論”反思：山地農業價值的重新發現

(一)對傳統“約束論”范式的批判性反思

在主流的區域發展理論中，相對平原農業，山地農業一直被視為農業發展的“邊緣補充”的地位(王怡婷等，2025)，并將山區發展的滯后歸結于一系列靜態的、顯性的自然與社會經濟“約束”(賈晉等，2025)。

一是生產要素的先天性缺陷。已有理論通常以平原農業為參照，認為山區耕地的碎片化會阻礙農業的規?；洜I以及現代農業機械的應用，推高單位生產成本，以及遏制農業技術進步，是生產效率低下的關鍵性根源。與此同時，與山地相適應的適用技術的短缺、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的薄弱，則被歸因為技術擴散的“最后一公里”難題與資本投入的邊際效益洼地，決定了山區農業的技術鎖定困境。

二是發展活力的結構性衰減。農村青壯年人口的持續外流，以及由此形成的勞動力年齡結構日益老化，山地農業往往面臨生產主體規模性萎縮以及技能傳承代際斷層等問題(都陽等，2025)。這不僅削弱了鄉村的人力資本基礎，更是侵蝕了基于地緣與親緣而形成的傳統社會網絡與合作規范，導致鄉村社會資本持續耗散。同時，青壯勞動力的持續流失，導致農村在接納新技術、新業態的內生意愿與能力持續下降，降低了農業產業升級與多元化的可能性(王亞華等，2022)。這種由人口結構變化所引發的人力資本、社會資本以及創新資本的系列化衰退，暗示著內源式發展動能的枯竭，構成了山地農業轉型發展的核心挑戰。

在上述“約束論”的邏輯框架中，山地農業通常被視為國家糧食安全與農業現代化宏大敘事中的短板、需要被持續“幫扶”與“補償”的客體。其隱含的政策主張，是典型的“追趕式現代化”，需要持續注入資金、技術和基礎設施等外部資源，縮小與平原地區所謂的“差距”，最終的目標是使其生產函數盡可能地向平原農業的效率邊界逼近。

然而，一個理論與實踐的重要悖論是：在中國廣闊的山區，尤其是諸多被視為典范的成功案例中，農業系統非但沒有走向崩潰，反而展現出驚人的生態韌性、經濟適應性與獨特的價值增長潛力。在貴州的喀斯特山區，天麻、石斛等林下作物所創造的經濟價值遠高于平原的玉米種植；在福建的武夷山區，巖茶種植系統不僅是當地的主要經濟來源，更是世界級文化遺產與生態景觀。這些實踐不能被簡單地歸因為“克服了約束”，相反，它們都通過另辟蹊徑繞過、轉化甚至利用了約束條件，將短板變為優勢，開辟出與平原農業邏輯迥異的價值生成路徑。從而表明，將山地農業的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勝勢，必須在發展思維上從改造自然轉向順應自然，在市場取向上順應大食物大健康轉型的歷史機遇，在制度安排上從“平原標準”轉為精準適配，進而實現山地農業特色增長極的歷史性轉變。

“約束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陷入了一種靜態的、基于單一工業化農業標準的認知陷阱。它本質上是將平原地區以規模、連片、資本密集和高勞動生產率為核心的現代農業范式，作為評判一切農業形態的普適性標尺。其缺陷在于：一是評估維度單一化。它主要從產品生產的效率維度進行評估，嚴重忽視了農業所具有的生態服務、文化傳承、景觀維系與社區穩定等多維功能。二是系統觀缺失。其未能將山地農業視為一個融合了自然生態系統、社會經濟系統與地方知識系統的復合性社會—生態系統，忽略了系統內各要素之間復雜的適應性與協同演化關系。三是歷史與情境撕裂。其忽視了山地農業形態是特定地理環境、歷史路徑與族群文化長期互構的產物，具有內在的邏輯性與合理性。因此，山地農業發展的關鍵，可能并非在于如何消除這些“約束”，而在于如何從根本上重新釋放這些“約束條件”所表達的獨特的社會經濟屬性與潛在價值，并發掘潛藏于時代變遷與制度結構中的新優勢。這顯然是不同于過往認知范式的重要轉換。

(二)比較優勢的重構：從約束性稟賦到戰略性資產

基于新的認知范式，有必要對山地農業的傳統“約束”進行價值重估，從而創造性地將“劣勢清單”轉換為“優勢清單”并提升為戰略性資產，這無疑是戰略思維的深刻變革。

1.從“耕地碎片化”到“景觀資本與生態異質性基底”。在追求規模經濟的范式下，零散的田塊是效率的敵人。然而，在生態經濟學與多功能農業的視野中，這種空間形態恰恰構成了豐富的生態異質性與景觀多樣性的物理基礎。不同的海拔、坡向、小氣候形成了多樣的微生境，為發展特色化、多樣化的農產品(例如不同風味的茶葉、道地藥材)提供了不可復制的自然實驗室(劉彥隨等，2018)。更重要的是，錯落有致的梯田、鑲嵌在山水間的村落與農田，共同構成了極具美學價值與文化意義的農業文化遺產景觀?！八槠辈辉偈钦系K，而是開發生態旅游、攝影寫生、文化體驗與高端民宿等融合業態所必需的、具有高度稀缺性的景觀資本。其價值在于獨特性與體驗性，而非規模的同質性。

2.從“適用技術短缺”到“生態資本化機遇與地方知識復興”。大型機械化與高投入的“石化農業”模式在山地難以推行，卻客觀上構成了一道生態保護的物理屏障。這種技術約束在傳統視角下是短板，但從生態文明視角看，它卻有效抑制了農業面源污染的擴散，保護了生物多樣性，維系了水源涵養功能。這使得山地農業的生產過程本身就具有顯著的生態正外部性。在現代消費市場對綠色、有機、生態產品需求激增的背景下，這種低化學投入的狀態不再是落后的標志，反而成為產品高溢價的核心支撐(Liu等，2020)。通過有機認證、生態標簽、水源地保護補償等市場化機制，這些生態服務可以通過資本化，轉化為直接的經濟收益。同時，這也倒逼了對本土生態知識(例如間作套種、水土保持的鄉土智慧)的重視與復興，為構建適應性更強的生態農業技術體系提供了本土資源。

3.從“勞動力老齡化”到“農耕文化遺產的活態載體”。青壯年勞動力外流常被視為鄉村衰落的征兆(朱萌等，2023)。然而，留守的老年農民往往是傳統農耕技藝、地方種質資源、鄉土社會規范與民俗文化知識的“活態載體”(劉玉堂等，2020)。他們的社會生產實踐，是一部仍在書寫的、生動的農業文明史。在文化價值日益受到重視的今天，這些長者及其承載的知識，可以從產業的負擔轉變為最寶貴的文化資產。他們的經驗可以系統轉化為研學教育的課程、深度旅游的導覽內容、農業品牌敘事的內核與靈魂。這種以人為核心的文化資本，是任何外部投資都無法短期復制的，從而構成了山地農業實現差異化競爭的最深厚本底。

(三)比較優勢的再發現：制度彈性、政策俘獲與需求紅利

除了對傳統稟賦的價值重構，山地農業在新時代背景下，正迎來三類過去被忽視但卻越發凸顯的外源性戰略優勢。

1.“逃離資源詛咒”的自主權優勢。在中國確保糧食安全的戰略下，平原優質耕地面臨著嚴格的用途管制與種植結構約束，某種程度上陷入了追求產量目標的“糧食生產資源詛咒”(楊人懿等，2024)。相比之下，山區大量的非優等耕地、林地、園地，雖然生產力較低，但客觀上處于國家耕地保護紅線的“彈性空間”或邊緣地帶。這種制度上的相對“邊緣性”，反而賦予了山地農業更大的經營自主權與制度彈性。它可以更靈活地響應市場需求，發展不與主糧爭地，但附加值更高的特色經濟作物、林下種養、功能農業與休閑農業，從而能夠規避平原農業同質化、內卷化的激烈競爭，開辟出差異化的市場競爭力。

2.“政策俘獲”的導向性優勢。國家發展戰略的頂層設計正發生深刻轉變?！按笫澄镉^”的提出，推動食物供給視野從耕地資源擴展至整個國土資源，為開發森林、草原等非耕地食物資源提供了政策支撐與發展空間。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將科技創新聚焦于生物育種、智能裝備、綠色投入品等領域，特別是將丘陵山區適用農機的研發列為重點，為技術突破提供了方向(羅必良等，2024)。鄉村振興與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度融合，讓山區的生態價值得以顯性化，使山區成為政策與財政資源傾斜的優先領域。這表明，山地農業的自然稟賦與發展轉型，與新時期國家戰略意志形成了高度的歷史性契合，使其能夠更有效地“俘獲”并整合來自國家層面的政策、項目與資金支持，將宏觀戰略勢能轉化為本地發展的強大動能。

3.“后發功能”的差異化優勢。隨著中國居民消費結構從生存型向享受型、發展型全面升級，市場對農產品的需求已超越基本的飽腹功能，日益追求安全、營養、健康，并延伸至情感體驗、文化認同與精神享受(羅必良，2021)。山區因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相對滯后，其生態環境保存更為完整，農耕文化傳統更為醇厚，鄉村風貌更具原真性。這種“后發”狀態，在新時代消費語境下，使其產品和服務的原生性、故事性、體驗感與精神附加值成為稀缺資源。一杯產自高山云霧間的茶葉，其價值復合了潔凈環境、傳統工藝、視覺美學與文化意境。這種深度融合了物質屬性、生態信用與文化符號的復合價值體，是高度集約化、標準化的平原農業難以提供的。這使山地農業能夠跳過單純的成本競爭階段，直接切入價值鏈競爭的高端環節，實現對傳統農業的“彎道超車”。

(四)趨勢性判斷：作為后發優勢與文明智慧的山地農業

將視野延伸至更長的歷史時段，我們可以獲得更具洞見的趨勢性判斷。在采集狩獵時代，山林為人類提供野果與獵物；在生存農耕階段，山地是“刀耕火種”的邊際土地；在集約化的谷地農業文明鼎盛期，山地則被視為經濟與文化的邊緣地帶。但是，資源價值與比較優勢往往具有動態性，如同工業革命后化石能源的價值躍升。特定要素的價值取決于歷史階段的認知框架、社會需求與技術經濟條件。可以認為，山地農業價值全面凸顯，并有望成為新的“特色增長極”，其本質是一種典型的“歷史后發優勢”的體現(Arrow，1962)。

這種后發優勢并非指技術或經濟的落后，而是指其內在價值需要等到社會經濟發展到特定階段，即當物質豐富度達到一定水平，社會主流價值觀開始從一味追求數量增長轉向關注生活質量、生態健康、文化多樣性與精神滿足時，才能被充分認識和珍視(羅必良，2021)。由此，山地農業的現代化道路，不是使其變得更像平原農業形態，而是根據社會需求的轉型升級與新的市場擴展細分，使其在更高水平上成為具有差異化與獨特優勢的“更好的自己”。這既是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現實需要，更是為步入后工業時代、面臨增長瓶頸與生態危機挑戰的全球社會，探索一條更具韌性、更富人文關懷、更可持續的多元文明發展路徑。作為一種宏大敘事，山地農業將從現代化的“邊緣”與“補充”，升華為我們共同未來的重要“實驗場”與“增長極”。

三、山地農業的戰略性突破：“3×3”的發展框架

山地農業要擺脫“邊緣補充”的路徑鎖定，實現向特色增長極的躍升，不能依賴于零散的、應激性的政策修補與技術引入，而必須進行一場深刻的、主動的、系統性的戰略重構。

為此，本文構建一個整合性的“3×3”發展框架，即以“打破三重邊界”為認知前提，以“實現三大轉變”為路徑，最終落實到“實施三維突破”的協同行動方略。這一框架旨在為山地農業提供一個從觀念到手段的思維導向圖與戰略工具箱。其中：第一，“打破三重邊界”是前提與基礎，旨在破除傳統觀念對資源、食物和價值的狹窄認知。通過將視野從耕地拓展到全域資源、從谷物延伸到多元營養、從生產環節擴展到全鏈功能，為后續轉變打開戰略空間。第二，“實現三大轉變”是理念與路徑的革新，在邊界打破的基礎上重塑發展邏輯。“資源約束觀”到“生態資本觀”對應認知革命，“生產業態”到“融合業態”對應模式創新，“平面墾殖”到“系統拓展”對應方法論升級。這三大轉變為行動提供了方向指引。第三，“實施三維突破”是具體行動方案，將理念落地為實踐?？臻g維度突破落實了全域資源利用，結構維度突破支撐了多元營養供給，價值維度突破實現了全鏈功能延伸。本文認為，打破邊界是“破”，實現轉變是“立”，三維突破是“行”。只有破除了認知局限，才能確立新的發展路徑；確立了路徑，才需要在空間、結構、價值三個維度系統發力，最終實現山地農業特色增長極的歷史性轉軌。

(一)認知前提：打破三重發展邊界

堅持“大國土觀”“大資源觀”“大食物觀”與“大農業觀”，充分發揮不同地區的自然資源比較優勢，必須不斷拓展農業的廣度與深度。對于山地農業來說，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是要不斷拓展農業的資源邊界、產品邊界與價值邊界(羅必良，2024)。因此，山地農業戰略性突破的首要任務在于系統性地打破這些認知邊界，釋放被壓抑的系統潛能。

1.打破資源邊界：從“耕地依賴”到“全域資源經營”。傳統農業現代化范式近乎等同于“耕地農業現代化”。其中，耕地的生產要素配置、技術研發和政策設計，構成了農業現代化的核心(劉彥隨等，2016)。顯然，對于山區而言，這一定位使其先天性地被判斷為資源貧乏的邊緣地帶。新戰略觀通過拓展資源范疇，實現從“耕地資源”到“全域國土資源”的認知拓展。這意味著：(1)生產載體的多元化。新戰略將“山、水、林、田、湖、草、沙”視為一個立體的生產綜合體。木本糧油(例如油茶、核桃)、各類森林食品(菌菇、野菜)、山地水域漁業、草地畜牧業以及庭院經濟等，應從“補充”角色升格為主流食物供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實質上是“大資源觀”理念在山區場景下的具體落實。(2)生態要素的資本化。清新的空氣、清潔的水源、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獨特的氣候條件以及自然人文景觀，不再僅僅是公共品或外部環境，而應被明確定義為可度量、可經營、可交易的“生態資本”(鐘文晶等，2022)。打破資源邊界，目的在于為山地農業打開物理空間與有價值資源形態上的巨大增量，變“資源劣勢”為“資產優勢”。

2.打破食物邊界：從“谷物安全”到“營養素安全”。在“吃飽”問題基本解決后，“吃好”“吃健康”已經成為主導性需求。堅持“大食物觀”，應該將食物的范疇從傳統的稻、麥、玉米等主糧，拓展至一切能夠提供人體所需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維生素、礦物質及各類植物化學物的生物食源。山區因其極高的生態異質性與生物多樣性，恰恰是多元化、高品質營養源的天然寶庫。因此，山地農業的戰略目標，應從追求對全國糧食總產量的“數量貢獻”，轉向提供差異化、高品質、高營養密度的“特色營養素貢獻”。這包括但不限于：富含不飽和脂肪酸與蛋白質的木本堅果；富含活性多糖與微量元素的珍稀食用菌；具有特定風味物質和氨基酸構成的特色畜禽產品；大量藥食同源、富含功能性成分的植物資源。這一轉變將使山區在國家食物安全體系中的角色，從脆弱的“數量補充”轉變為堅實的“質量支柱”與“功能核心”，從而凸顯其戰略重要性。

3.打破價值邊界：從“生產環節”到“全鏈功能網絡”。在傳統分工體系下，山地農業的價值創造被牢牢鎖定在初級農產品生產這一微笑曲線的底端，附加值低且易受市場波動沖擊。打破價值邊界，意味著必須向產業鏈上下游高附加值環節進行系統性延伸，并橫向拓展農業的多元功能。一是縱向延伸。向上游拓展至種業研發(保護與改良地方特色品種)、生態農業技術服務；向中游躍升至農產品精深加工(例如提取生物活性物質、開發功能食品)、中央廚房與預制菜生產；向下游延伸至品牌化營銷、定制化物流與電子商務。每一個環節的深化，都是價值的一次倍增。二是橫向融合。深度開發農業承載的文化、生態、休閑與教育等非生產性功能，推動農業與旅游、康養、教育、文創、信息(數據)等產業的深度融合，使農業生產空間同時成為消費空間、體驗空間和學習空間。農業從而轉型為提供復合型產品與服務的“平臺型產業”，其價值源泉從單一的實物產出，擴展至服務輸出、體驗售賣與文化認同。價值邊界的打破，是山地農業擺脫“原材料供應商”依附地位、實現產業主導權與價值收益最大化的根本途徑。

(二)理念革命：實現三大根本轉變

“打破邊界”及其有效性，依賴于發展主體在理念與路徑層面完成三大根本性轉變。

1.從“資源約束觀”到“生態資本觀”的轉變。這是發展哲學的基石性轉變。必須徹底摒棄將山區獨特的自然地理條件(例如坡度、破碎度、氣候多樣性)視為亟待克服的障礙的舊思維，轉而將其整體視為有待科學經營、保值增值的核心資產組合。每一片森林都是碳匯庫和生物基因庫，每一處溪流都是水資源和景觀資源，每一種地方品種都是獨特的遺傳資本，每一套農耕技藝都是活態的文化資本。發展的核心任務，在于將“如何改造自然以擴大生產”轉變為“如何高效可持續地經營生態資本”(Daily，1997)。因此，必須建立科學的生態資產核算體系，并通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例如生態補償、綠色金融、標識認證)，將“綠水青山”的存量優勢，轉化為“金山銀山”的流量優勢(Costan-za等，1997)。這或許是構建“25°坡地經濟形態”概念性革命的核心。

2.從“生產業態”到“融合業態”的轉變。這是產業形態認知的根本性革新。必須超越農業作為初級產業(第一產業)的孤立與靜態定位，深刻認識其在后工業化社會中作為連接自然、經濟與社會的樞紐性平臺的潛力。推動農業與第二產業(加工制造)、第三產業(文旅、服務、康養、教育、數字信息)進行深度融合與無界鏈接。其具體的產業形態表現為：農業園區成為4A級旅游景區和自然教育營地；農產品加工廠成為工業旅游參觀點和飲食文化展示館；農民的身份從單純的生產者，轉換為產品經理、生態導游、文化傳承者和民宿主理人。這種轉變旨在構建以農業為核心基底，通過產業乘數效應催生新業態、新模式的“第六產業”生態圈，進而開辟全新的價值創造領域。

3.從“平面墾殖”到“系統拓展”的轉變。這是發展方法論層面的范式革命。它要求徹底放棄模仿平原地區、追求土地連片和單一作物規模化的“平面墾殖”邏輯，轉而采用基于復雜系統思維的“山地系統設計”方法論，將山區視為一個立體的、多層的、各組成部分相互關聯的社會—生態系統，進行精密的生態與經濟協同設計。例如，依據不同的海拔、坡向、土壤以及小氣候等立地條件，科學配置相適宜的作物群落、養殖板塊和人類活動單元，并集成利用生態學、生態美學與生態工程學等方面的原理，設計系統內物質、能量和信息的流動路徑，由此構建內部循環高效、對外部沖擊韌性強、經濟產出與生態服務協同增益的“山地農業生態系統”，實現綜合效益(經濟、生態、社會)的最大化，而非單一作物產量的最大化。

(三)協同行動：實施三維系統突破

上述邊界打破與認知轉變，最終必須具象化為可執行、可監控的實踐行動。為此，必須在空間、結構和價值三個維度上進行協同突破，形成支撐戰略落地的操作方略。

1.空間維度：激活山地生態系統的全域生產力。空間維度突破的核心，是打破傳統資源利用模式，對山地空間進行功能性的開發與利用。首先，可依托山地垂直梯度差異，打造山地農業綜合體。山地不同海拔在水熱條件、生態特征上差異明顯，可按照垂直地帶性規律進行梯度化產業布局：高海拔冷涼區域側重高山有機蔬菜、反季節花卉、道地中藥材種植，兼顧生態保育；中海拔緩坡地帶重點發展特色經濟林果、生態茶園、優質牧草種植及林下復合種養；低海拔河谷盆地適宜布局集約化設施農業、農產品加工與物流集散中心。其次，創新邊際土地利用方式，進一步釋放非耕地資源的生產潛力。對未納入耕地保護范圍的荒山、荒坡等邊際土地，改變傳統粗放墾殖模式，結合地形條件與生態承載力實行差異化利用。在適宜區域規?；l展油茶、仁用杏等木本糧油作物，建設森林糧庫；緩坡地塊可重點種植優質牧草，配套發展舍飼草食畜牧業，實現“種草養畜、過腹還田”；生態脆弱區以自然修復為主，適度發展養蜂、菌根化栽培等低干擾產業，或劃定為生態碳匯儲備區。最后，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推動生態資源向資本轉化。加快培育有機、綠色、地理標志等生態品牌體系，實現優質優價；完善市場化生態補償機制，探索流域上下游橫向補償、森林覆蓋率指標交易等路徑；開發農林碳匯項目并參與碳排放權交易，讓生態保護行為轉化為可持續的經濟收益。

2.結構維度：構建多元化、高品質的食物與營養供給體系。結構維度突破的核心在于打破傳統食物邊界，推動山地農業由產量導向轉向營養品質導向(徐晉濤等，2024)。首先，推進食物供給來源的戰略性多元化。在系統開展山區特色生物資源普查與評估的基礎上，重點培育森林食物、特色畜禽水產、特色雜糧豆類及藥食同源作物四大戰略性產品群，通過資源普查、營養評價與品種選育等手段搭建特色營養素庫，推動農業生產由“種什么賣

什么”的被動供給模式，轉向依據市場營養需求提供對應產品的主動供給模式。其次，強化生產全過程生態化與品質化管控。全面推廣生態種植與健康養殖技術，降低化學投入品使用強度；加強地方特色品種保護與可持續利用，運用分子標記等現代技術開展農產品性狀改良；依托區塊鏈與物聯網技術構建全產業鏈追溯體系，實現產地環境至消費終端的全程透明化，以可信數據支撐產品品牌價值提升。最后，推動營養導向的定制化生產與市場化銜接。大力發展功能農業與營養強化型農業，面向特定人群健康需求開發定制化產品；加強公眾食育教育，普及山地特色食物營養知識；促進餐飲、食品加工企業與山地生產基地直接對接，推動特色原料融入現代飲食體系。

3.價值維度：推動產業鏈與功能鏈的深度融合。價值維度突破以打破價值邊界為核心，通過縱向延伸與橫向融合構建高附加值產業生態系統。第一，縱向延伸產業鏈，突破加工與品牌發展瓶頸。針對產地初加工能力薄弱導致農產品損耗問題，加快補齊初加工設施與技術短板，在此基礎上發展中央廚房、預制菜、功能性營養素提取及生物制造等精深加工業態，實現原料價值倍增。與此同時，積極實施區域公共品牌、企業品牌與產品品牌的多樣化品牌戰略，通過文化敘事、標準管控與數字化營銷，不斷提升消費者對生態、文化等無形資產的支付意愿。第二，橫向拓展產業融合場景，提升農業復合型收益。例如，通過“農業+”等多樣的融合模式，推進農業與文旅康養結合，并依托農業景觀、農耕非遺資源、村落文化開發各類體驗型農業產品與功能性服務；促進農業與數字技術融合，借助電商直播、社群營銷、云端認養等數字化手段，重塑新型產銷關系，推動體驗經濟與定制農業高質量發展。第三，培育產業創新主體，完善利益聯結機制。要特別重視培育和引進三產融合的鏈主企業與產業化聯合體，構建“保底收益+按股分紅+績效獎勵”等多元緊密型利益聯結機制，形成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產業發展共同體，增強戰略實施的普惠性與可持續性。

四、支撐體系：山地農業轉型發展的實施方略

推進山地農業向“特色增長極”的戰略轉型，必須構建一套與山區特殊地理環境、產業形態與制度環境相適配的支撐體系。重點在于，通過基礎設施、科技創新與制度保障，破解長期制約山地農業發展的物理性“硬約束”、技術性“高門檻”與制度性“軟制約”，為戰略性突破提供堅實的承載平臺與支撐保障。

(一)新型基礎設施：從規模導向到功能適配的精準化重構

對于山地農業而言，傳統的“通路、通電、通水”基建模式，已不足以支撐其向高價值、融合型產業轉型升級。亟須構建適配產業特色、賦能系統效能的新型基礎設施網絡，以服務于山地農業的空間拓展、價值延伸與品質保障。

1.土地與生產的適配性改造：邁向“宜機化”與“數字化”。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起點，是對碎片化土地進行面向現代農業經營的“適應性改造”。這并非追求不切實際的平原式連片，而是通過科學的工程與生物措施(例如地塊合并、坡改梯、田間道路聯通)，消除或減緩零碎地塊間的物理阻隔，形成適應小型、多功能農機作業的微型作業單元與互聯互通網絡。與之同步的，是推進“數字新基建”的嵌入式部署，包括基于物聯網的智慧水利系統(例如分布式智能滴灌、山塘水庫水位水質自動監測)、土壤與作物情狀感知網絡(監測墑情、養分、病蟲害)等，實現對山地稀缺水肥資源的精準調控與智能調度，以化解山地農業長期存在的保水保肥難的生態脆弱性挑戰。

2.流通與市場的適配性聯通：構建“韌性冷鏈—數字商路”。打破山區特色農產品的“出山難”“保鮮難”的流通壁壘，亟須構建從“最先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的“韌性冷鏈物流與數字化商路”。例如：在地頭村落，建設移動式預冷站、共享型分級包裝中心，以對農產品采摘后進行第一時間的有效處理；在鄉鎮交通樞紐，合理布局中型節能冷庫與分撥中心；在縣域層面，整合交通、郵政、供銷與商業物流資源，構建共同配送體系與冷鏈物流公共信息平臺。這套體系的建設，必須與電子商務基礎設施同步規劃，確保寬帶網絡、5G信號、移動支付等覆蓋重點產區與村落，使山地生產者能夠通過電商直播、社群營銷等低門檻方式連接全國大市場，壓縮中間環節，降低時間成本與交易成本，提升價值捕獲能力。

3.投資與運營的模式創新：追求可持續性與正外部性。新型基礎設施往往具有較高的初始投資門檻，而且還具有顯著的準公共品屬性。因此，這類投資建設不僅要超越傳統的政府全額投資模式，更要注重產業帶動性與運營可持續性。改善投資效率，必須積極探索“政府規劃引導、國企平臺投資、專業公司運營、新型主體使用”的公私合作(PPP)或特許經營模式，將投資與運營結合起來，并通過清晰的產權界定、合理的收費機制與績效掛鉤的運營補貼，廣泛吸引社會資本參與，確?；A設施建成后能夠高效、長效運轉，真正成為產業發展的助推器而非財政的負擔。具體而言，一是實施“山地產業路暢通工程”。改變過去以行政通達率為目標的修路邏輯，重點支持連接特色種養基地、農業園區與主要干線的“產業路”，以及串聯山地景觀、民俗村寨的“旅游路”。目標是在“十五五”期間，實現省級以上重點農業基地物流通道全覆蓋。二是布局“移動式產地倉”與“田間冷鏈”。針對山區生鮮農產品損耗率高的痛點，采取“先建后補”方式，鼓勵合作社、家庭農場配置移動式冷庫、田頭預冷設施。支持在縣城或重點鄉鎮建設具備分級包裝、預冷儲存功能的“產地加工中心”，補齊“最先一公里”短板。

未來發展以數字賦能、智慧管理為核心引領方向。一方面是建設“山地數字農業新基建”。利用遙感測繪技術，繪制高精度山地農業資源“一張圖”，實現對每一塊耕地、林地的數字化管理。推動物聯網環境監測、水肥一體化智能控制技術在規模化的特色產業基地落地。另一方面是構建“特色農產品數字化流通平臺”。整合區塊鏈溯源、實時交易、物流追蹤等功能，為優質山地農產品提供數字化信用背書，實現“生產有記錄、流向可追蹤、質量可追溯”。

(二)適配性科技創新：需求牽引下的山地技術解決方案

科技是打破資源邊界、提升價值層次的第一動力。然而，適用于平原的大型化、標準化、高投入技術體系，在山地特殊環境下往往失靈甚至產生負面效應(例如水土流失加劇)。因此，山地農業的科技創新亟須進行根本性轉向：從技術供給主導轉向“需求牽引”與“場景適配”，形成高度契合山地生態經濟系統特征的技術群。

1.輕簡智能裝備，破解“機器換人”難題。針對勞動力短缺與作業環境復雜，亟需攻關并普及丘陵山區專用農機裝備。研發重點應是輕簡化、智能化、電動化、模塊化的小型裝備，例如：適應梯田和坡地的微型電動耕作機、軌道運輸機、履帶式多功能平臺；適用于經濟林果的仿形采摘機器人、智能修剪機；高效精準的植保無人機與自主地面車輛(AGV)。這些裝備的研發，必須與前述“宜機化”改造協同，形成“改地適機”與“改機適地”的雙向互動。

2.生態增益技術，夯實“品質與可持續”根基。山地農業的核心優勢在于生態與品質，科技應致力于放大這一優勢。這包括：(1)地方特色種質資源的挖掘與創新利用，運用分子標記、基因編輯等前沿技術，在保持風味與抗逆性的同時改良關鍵經濟性狀；(2)生態集約化種養技術，例如林下經濟的仿生栽培、種養循環的精準匹配、農業廢棄物就地資源化的微生物轉化技術等；(3)綠色防控與土壤健康培育技術，減少對外部化學投入品的依賴，提升系統自維持能力。

3.數字融合技術，賦能“智慧管理與價值延伸”。利用數字技術破解信息孤島，提升全鏈條效能。重點在于：(1)基于山區小氣候模型與遙感數據的“精準農事管理決策支持系統”，實現分類分層的精準管理；(2)融合區塊鏈、物聯網的“農產品全生命周期可信追溯平臺”，為品牌化與優質優價提供技術背書；(3)開發面向農旅融合的智慧導覽、沉浸式體驗與虛擬現實(VR/AR)系統，提升消費體驗。

4.組織模式變革，構建“產學研用”耦合的創新生態。為實現上述技術突破，必須改革科技創新組織模式。推動建立“產業出題、科學答題、場景驗證”的協同攻關機制。鼓勵龍頭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聯合高校院所進行定向研發。國家及地方應重點支持建設一批“區域性山地農業技術集成創新與示范推廣基地”，使其成為技術熟化、標準制定、人才培訓與模式展示的綜合性平臺，大幅縮短科技成果轉化的“最后一公里”。

具體而言，在科技創新領域，當前的攻堅任務是研發適用機具、推廣實用技術。一是設立“山地農機研發與應用專項”。針對陡坡、碎地、林間作業場景，組織科研院所與企業聯合攻關，研發小型、微型、輕便化的耕作、植保、采收機械。對購置山地專用農機具在中央補貼基礎上，給予市級或縣級疊加補貼。二是建立“林下經濟與特色種養技術集成示范基地”。依托各級農業科技園區，針對道地藥材、山地水果、林菌等特色品種，集成推廣生態種植、仿野生栽培、病蟲害綠色防控等“山地適用技術套餐”，組織農技人員“包村聯戶”。

未來發展應以搶占種業高地、開發生態價值為核心導向。一方面是實施“山地特色物種保護與利用工程”。依托山地生物多樣性資源，建設一批種質資源圃和繁育基地，開展具有高營養價值、高附加值的功能性品種(例如高花青素、高黃酮類作物)的選育攻關，搶占功能農業種業“芯片”。另一方面是研發“山地農林碳匯方法學”。率先探索符合山地生態修復、經濟林種植特點的碳匯計量與監測技術，為未來參與碳匯市場、實現生態變現提供技術支撐。

(三)關鍵制度保障：釋放要素活力與構建包容性治理

最先進的基礎設施與技術體系，若無包容、靈活且激勵相容的制度環境，其效能將大打折扣。制度保障的核心功能在于“松綁”(破除不當束縛)與“賦能”(提供行動能力)，為各類發展要素的流動、組合與價值實現掃清障礙。

1.土地制度：保障產業融合的彈性空間。休閑農業、冷鏈倉儲、加工車間等山地產業融合項目，往往具有布局分散、用地類型混合的特點，與以往的集中連片建設用地供給模式存在矛盾，所以推進制度創新尤為必要。具體而言：(1)推廣“點狀供地”模式，根據項目實際需要“征轉分離、只轉不征”或“建多少、轉多少”，靈活保障用地；(2)深化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在明晰產權、符合規劃的前提下，允許集體經濟組織以出讓、出租、入股等方式盤活存量建設用地，服務鄉村產業發展；(3)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在保障農戶資格權與房屋財產權基礎上的多種權能實現形式，允許閑置宅基地和農房在符合規劃條件下，通過復合利用支持鄉村新業態。

2.經營制度：培育富有活力的現代經營體系。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戰略實施的微觀基礎。政策的調整應超越簡單的數量扶持，轉向能力建設與關系重構：(1)重點培育和引進能夠整合產業鏈、對接大市場的“鏈主”型龍頭企業或合作社聯合社；(2)著力構建農業產業化聯合體，通過章程、契約等形式形成穩定聯盟；(3)設計并推廣公平合理的利益聯結機制，例如“保底收益+按股分紅+二次返利”、產量或價格保險、生產托管服務、要素入股等，確保小農戶能穩定分享全產業鏈增值收益，形成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共同體。

3.人才與金融制度：破解要素瓶頸。人才與資本是山區最稀缺的要素。在人才方面，需“內育”與“外引”并舉。實施系統性新型農民培育計劃，提升本土青年職業能力；通過“鄉創客”支持計劃、“產業導師”特聘等柔性機制，吸引城市人才下鄉；探索設立“農業職業經理人”資格認證與聘用制度，提升經營管理的專業化水平。在金融方面，必須開發適配性金融產品與服務：(1)創新保險產品，擴大特色農產品收入保險、價格指數保險覆蓋面；(2)拓展抵押物范圍，試點農村承包土地經營權、集體資產股權、農業設施、農業碳匯預期收益權等抵押貸款；(3)發揮政策性金融的引領作用，設立山區特色產業發展專項信貸資金，并引導擔保體系向山區傾斜，構建多元化、廣覆蓋、可持續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

具體而言，在制度保障領域，當前的攻堅任務是盤活沉睡資源、撬動社會資本。一是深化集體林權與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加快推進集體林地“三權分置”，鼓勵通過出租、入股、托管等方式，將碎片化的林地資源整合流轉給新型經營主體。支持各地建立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平臺，探索賦予林地經營權抵押融資功能。二是創新“財政+金融”協同投入機制。改變過去“撒胡椒面”式的補貼方式，整合涉農資金設立山地農業發展引導基金，通過貸款貼息、擔保補助、股權投資等方式，撬動更多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投向山地特色產業。

未來發展應以探索價值實現、構建標準體系為引領方向。一是率先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在重點生態功能區試點，探索建立基于水質、空氣質量、生物多樣性維護等指標的縱向生態補償機制。同時，探索特定區域內的森林碳匯交易、水流生態補償等橫向補償模式。二是制定山地生態農產品標準體系。針對“土特產”非標準化的特點，由行業協會或龍頭企業牽頭，制定從產地環境、生產技術到產品分級的全鏈條團體標準或地方標準。推行“區域公用品牌+企業品牌”雙輪驅動模式，加強地理標志保護和運用。三是建立跨區域協同發展機制。打破行政區劃壁壘，以山脈、流域為單元，統籌規劃特色產業帶和產業集群，推動跨縣域的基礎設施互聯、產業分工協作、品牌共建共享。

需要強調的是，基礎設施、科技創新與制度保障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構成了相互依賴、相互增強的協同創新支撐系統。在功能匹配方面，新型基礎設施為技術應用與價值實現提供物理平臺和數據通道；適配性科技為提升基礎設施效能和突破制度約束提供工具與方法，關鍵制度則為基礎設施的可持續運營、科技創新的有效激勵和各類主體的能動性發揮提供規則保障與激勵框架。在具體實施層面，當前工作的核心任務應該重在“破局”，通過補齊基礎設施短板，深化產權制度改革，讓山地農業擺脫發展困境“站起來”；從長遠來看，未來工作的重點則要轉向“引領”，即在山區農業“站起來”之后，通過數字技術賦能、山地農業標準制定，實現山地農產品價值轉化，讓山地農業“強起來”。這一協同支撐體系的構建過程，標志著對山區發展的支持，將從過去“邊緣扶持”式的政策救濟，轉向了“系統診斷、精準設計、能力建構”的新行動方案。事實上，對于山地農業而言，一個堅實、協同且富有韌性的支撐體系，是山地農業的戰略轉型與“特色增長極”崛起的最為可靠的基石與可持續發展動力。

作者系華南農業大學教授、博導；鄉村發現轉自：《農業經濟問題》202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