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船啟航的莊嚴時刻：中國共產黨，就此成立了！

1921年8月初，天氣陰沉。嘉興南湖上稀稀拉拉浮著四五條游船，遠遠近近泊在水面上，互不挨著。

其中有一條稍大些的，停在離湖心島上煙雨樓一箭之地的水面上，船頭坐了一個年輕女人，一身白夏布斜襟短衫、黑綢裙子，圓臉戴一副眼鏡，樣子文文靜靜，仿佛在看風景。

船艙里約十來個外鄉口音的男人，圍坐在一張八仙桌旁說個不停，看上去仿佛只是一群外地來客，到南湖消夏打牌，借著湖風消磨日子。只是每當別的船只接近時，船頭的女子便會敲敲艙門，里面的人就停下話頭，開始稀里嘩啦地擺弄桌上的麻將。

誰也不會想到，這條不起眼的游船里，這些人正做著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最后一天的會議，正在這里召開。

這會本該是在上海開完的。

紅船復原。來源/紀錄片《紅船》截圖

驚險一夜

1921年7月30日，望志路上的中共一大會場在召開最后一天會議時遭到法國巡捕的突然襲擊。雖然與會代表在發現情況不對后，立刻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建議下休了會，而留下來的李漢俊與陳公博也成功敷衍走了巡捕，但畢竟會場已經暴露，繼續開會風險太大。

對許多代表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地體會到了“中外反革命勢力的聯合絞殺”，因此大家在休會之后繃緊了腦子里的弦，分頭行動以免被一網打盡。唯有周佛海對此一無所知：他因為吃壞了肚子，“大痛大瀉，不能出門”，所以一個人留在博文女校。后來他曾回憶稱子夜時分，他正在地板上睡得迷糊——因為是假期臨時租借的校舍，所以大家只得在樓板上打了地鋪——忽然毛澤東走進了房間，問他這里有沒有出事，他才知道會場那邊出了問題。

望志路跟博文女校相距不遠，總共不過200多米的距離。如果今天你站在中共一大會址的門前，想要回到代表們的住處，只消打開前門——上海的房子通常進出都是通過后門，只有特殊情況才會打開前門，而7月30日代表們離開會場時，走的就是前門——走出弄堂后順著街邊往東幾十步，便能來到第一個十字路口。在這里左轉，步入黃陂南路一直向北，經過短短的一個街區，來到太倉路上順勢往西一拐，不消幾步，博文女校便赫然映入眼簾。以正常人的腳程來算，只要有個三五分鐘便能走完全程，然而毛澤東從會場出來之后，卻花了近四個鐘頭才回到博文女校，顯然是先在外面轉了一圈，確認安全之后才敢踏進門去。

其實在外面轉上幾圈、確定沒人跟蹤之后才回到落腳的地方乃是當晚幾位代表的共同選擇：陳公博在巡捕上門時沒有脫身，于是被按在一大的會場里動彈不得，無事可做的他只得連抽了48支煙，等到巡捕離開之后李漢俊催他趕緊撤離，他直到10點多鐘情緒徹底穩定下來才離開會場。結果離開會場時發現弄堂口似乎有人監視，于是先逛了一圈商場，又叫了黃包車前往大世界看了露天電影后“在人叢繞了一個圈”，才返回大東旅館。回到旅館后，他迅速將自己帶的文件焚燒干凈，終于放下心來。

李漢俊和陳靜珠結婚照原照。來源/中共一大紀念館

當時包惠僧曾返回過一次會場——這讓陳公博嚇得魂飛魄散，多年后回憶此事時還感慨“那時真有些吃驚”，以為法國巡捕卷土重來，發現是跑回來打聽消息的包惠僧才算松了一口氣。他勸包惠僧不要逗留，趕緊先走，詳情明日再說。而包惠僧當然也不是稀里糊涂摸上門的：會議中斷后，張國燾、包惠僧跟李達幾個人曾結伴去了老漁陽里二號，這里是《新青年》編輯部的所在地，更是陳獨秀在上海的居所。幾個人在這里落腳后，等了大約兩個小時，又派包惠僧回去打探消息。

包惠僧得知李漢俊他們僥幸逃過一劫后并沒有急著返回老漁陽里二號，而是兜了好幾個圈子，確定身后沒有“尾巴”，才回去報信。至于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等幾位代表那一晚各自宿在何處，如今已不可考。后來大家回憶起來，只說是怕偵探順著博文女校的線摸來，所以大概這幾位為了穩妥起見臨時覓店投宿，以免被巡捕一網打盡。

如此算來，一大的15名出席者那一夜竟然分散在至少5個地方：李漢俊自然留在了望志路，張國燾與李達等人去了老漁陽里二號，毛澤東他們在博文女校——包惠僧回憶說，他回老漁陽里二號報信之后見危險不大，最后也回了博文女校，陳公博去了大東旅社，還有些代表怕是干脆在外面另找了旅館。所以關于會議到底要不要繼續、如何繼續這些問題就被擱置到了第二天。可禍不單行：7月31日《民國日報》刊登了《法租界取締集會新章》的消息，稱“捕房定于八月一日（即明日）起，如有開會集議，須在四十八小時前報告。一俟總巡核準，方許開會。如有私自秘密集議，不將會議理由預先報告者，捕房查悉后，即照違章論，務請公堂訊究云”。

《民國日報》。來源/中國國家圖書館

于是一個選擇擺在眾人面前：如果趕在31日抓緊把會開完，固然能避開8月1日起施行的集會報告制度，但會場已經暴露，繼續在這開會難免會引來巡捕上門；而如果另尋會場，一天之間恐怕難以落實，少不得要跟這集會新規迎頭撞上。而從法租界轉移到公共租界更是不行：要知道當初選定在法租界開會本來就是看中這里環境相對松弛——公共租界早在1920年4月就已經有了取締集會的規定。因此一時間大家竟然有束手無策之感。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起篳路藍縷，創業維艱，斬荊棘張赤旗轉戰南北、越雄關御強虜砥柱中流，竟然騰不出半日來為自己點上一根生日的蠟燭。直到1938年，在抗戰的烽火中各抗日根據地想要為黨慶生以鼓舞人心，才總算有人想起來向當年的一大代表詢問此事——而此時歷經艱難困苦，一路與黨走到延安的，只剩下毛澤東與董必武兩人，誰也記不清具體日期，只說當時是7月酷暑，最后就把建黨的紀念日定在了7月1日。

一個新的方案被提了出來：如果上海已經不適合繼續開會，那轉移陣地，前往其他城市把這最后一天的會議開完行不行呢？

大家想到的第一個去處，正是杭州。杭州毗鄰上海，尤其是滬杭甬鐵路開通之后，兩城交通十分便利。若是乘火車過去，然后租一條船泛舟西湖，借游湖之名把會開完那就最好不過：一來會議都在船上，只要壓低聲音，就不用擔心泄密；二來這樣無須準備會場，也避免了十幾個人在一起集會被人懷疑。于是李達等人議定此事，便通知各位代表讓大家早做準備。

杭州西湖。來源/杭州市文化廣電旅游局資訊網

結果到了8月1日，波瀾再起：李達他們看過上海到杭州的列車時刻表，才發現當時上海最早一班赴杭的火車乃是7點35分出發，要經過5個小時的顛簸后才能抵達目的地——而最晚一班返滬的火車在杭州站是晚6點15分發車，這就意味著大家抵達杭州之后只有5個多小時的時間可以租船開會，時間實在緊迫得要命。

也就是在這個關鍵時刻，李達的夫人王會悟提出了一個新的會議地：嘉興。

從上海到嘉興

王會悟1898年生于浙江桐鄉烏鎮，她父親王彥臣是晚清秀才，在當地設館教書。王會悟從6歲起在自家書塾上學，與后來大名鼎鼎的作家茅盾正是同學。后來她轉入新式學堂繼續求學，不料13歲那年父親病故，王會悟只得輟學回家。返回烏鎮后她女承父業，辦起了女子小學。結果因為鄉紳作梗，學校開了不久便被迫關門，于是她百般無奈之下去了嘉興女子師范學校讀書——這學校有一樁好處，招收16歲以上的女生不收學費，只收雜費。此后王會悟接觸了《新青年》等新思想刊物，并在1919年前后來到上海，成為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會長、辛亥元老黃興夫人徐宗漢的秘書，此后與李達相識，兩年后二人結為夫妻。

婚后王會悟為了補貼家用，繼續在女校教書——因此博文女校的場地，正是她通過自己的關系借到的。而在一大會議期間，她更是奔走不休：7月30日晚那場驚變，最先也是她在門口望風察覺的：一個陌生的中年男子從虛掩的后門闖進來，她當即問他找誰，那人隨口報了個名字，說了聲對不起就匆匆退了出去；她立刻把這可疑情形報了上去，正在發言的馬林這才當機立斷，建議會議馬上停止，代表們得以從容散去。

因此在發現將會議地點改為西湖的方案沒法執行后，王會悟很快就想到自己當年上學的地方：嘉興。嘉興與上海相距不到百里，自滬杭甬鐵路通車后，兩地人貨往來更是緊密，落腳方便。而且在嘉興開會時間正好：若是乘清早7點35分從上海北站發車的火車，到杭州要12點40分，但是在嘉興10點13分就能下車，足足早出兩個多鐘頭；而當晚的夜班快車則要到8點15分才從嘉興返滬，一來一回之間，代表們足足有近10個鐘頭可以在嘉興停留，比去杭州開會要從容得多。

嘉興。來源/嘉興市文化廣電旅游局

據王會悟回憶，她先把這主意說給了李達，李達再拿到代表們中間去商量，“大家都同意了這個意見”。張國燾在回憶錄里也說過，王會悟表示若是上海一時找不著妥當地方，不如就去嘉興南湖，那里“從上海去只需一個多鐘頭的火車旅程”，而且風景優美，若是雇下一只大畫舫就可供大家一面游湖一面開會，“即使在那里開幾天會也是不成問題”——眾人聽了之后“極表贊成”，認為如此一來萬無一失。所以事情就這樣定了下來，王會悟則先走一步去打前站。周佛海記得清楚，“鶴鳴（李達的字）夫人明日早車赴嘉興，先雇一只大船等著”，代表們隨后再去。

眾人此時還不知道，就在他們定下去嘉興續開一大的這天（8月1日），一場酷烈的風暴席卷了嘉興。直到兩天以后，8月3日的《申報》才對此進行報道，稱“嘉興近日天氣異常酷熱，寒暑表升至百度以上……本月一日午后五時許，忽陰云四布，狂風大作”，一時間“屋瓦有聲”，破屋舊房掀塌一片，矮墻草棚吹倒成排，“最慘者，南湖中之避暑游船，于風起時不及傍岸，被風吹覆者四五艘，一般游客因不諳水性，而溺斃者竟有三人”。

空中俯瞰嘉興南湖湖心島，2020年10月27日攝。

而這場大風也意外地幫后世學者確定了嘉興南湖會議的具體時間：若是按有些人考據的那樣，一大代表是在8月1日到的嘉興，那勢必會與這場大風迎頭撞上，而縱覽諸位代表的回憶文獻，竟然沒有一個人提到這場大風，可見他們乃是風過之后才去的南湖。

8月2日，王會悟一早趕往嘉興，開始給其余諸位代表打前站。這活說來簡單，做起來卻沒有那么容易，尤其是大家雖然定下了“泛舟開會”，可租一條什么樣的船，里邊卻大有講究。

彼時南湖上的船，大抵可分作四種，一是擺渡船，專在兩岸間載客擺渡，當然沒法開會；第二種是賬船，通常是有錢人家平日里用來下鄉收租、上墳祭掃的，并不外租；第三種是小游船，也稱小劃子，船上只搭得三兩個人，可惜這次去嘉興的人多，這船也用不了；于是便只剩下第四種絲網船可用——那是專供包租的游船，船長艙大，最適合一伙人在船上說話。

停泊在南湖湖面上的中共一大紀念船，又稱“南湖紅船”。

據說絲網船原是太湖一帶的捕魚船，太平天國時一部分船主改做游湖的生意，搖著船來嘉興、平湖一帶兜攬客人。因此當地人叫它絲網船，也喚作“無錫快”。當然，既然是要改行招攬游客，過去打魚時的陳設不能再用，所以這些絲網船全都做過重新裝修，楹梁檐柱炕榻樣樣俱全、氣樓屏門船匾處處精彩；若是繼續細分，絲網船又按大小分成兩種：若是從船頭到船尾只有一條過道，便是單夾弄；左右各有一條過道的，叫作雙夾弄。

跟今天旅游景點里那種掃碼就能登上的游船不同，這些絲網船平日泊在嘉興北門外的荷花堤上，客人在城東要用船時，一般要托旅館等從中引薦才行；至于船上酒菜種種，就隨客人點，也可托船家代辦，等一切接洽妥當之后客人到了日子，乘早班車船過來便“鼓棹入湖”。好消息是，一條船連船帶菜，游上一天的湖，往往不過數元而已。

王會悟久在嘉興，當然清楚租船流程，她乘火車抵達嘉興之后住進城里張家弄的鴛湖旅館，開了房間歇過腳后便叫旅館賬房去雇船。她本想雇一只大的雙夾弄，賬房卻說大船須得提前一天預訂，眼下大的都沒了，只剩單夾弄了，于是最后雇下一條中號絲網船，船費4元5角，中午一桌酒菜3元，連小費攏共花了8塊大洋。

而上海這邊，通知其余代表赴嘉興繼續開會的差事則落在張國燾身上。他在上海四處奔走，“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車”，只是其中何叔衡在一大召開后不久便因急事返回長沙，所以不僅缺席了嘉興最后一天的會議，連前幾天的會議也缺席不少；而陳公博已經跟太太去了杭州，自然更是通知不上了；共產國際派來的馬林等兩位代表，則因為嘉興城小人少，貿然出現兩張外國面孔過于扎眼，沒有一起過去。除此之外，大概是考慮到李漢俊已經被法國巡捕搜查了一次，很有可能會有人跟蹤他的緣故，所以他也留在了上海——如此算來，最后一起去嘉興開會的，正好是10位代表。

中共一大代表議事模擬場景。來源/紀錄片《紅船領航》

8月3日一早，10位代表三三兩兩地趕到上海北站，分頭乘104次早班快車趕往嘉興。事實證明，坐火車乃是個絕妙的主意：一列火車上人員眾多，十個人上了車后分散在各個車廂，猶如一木入林，絲毫不引人關注。這趟車7點35分由上海開出后，經梵王渡、徐家匯，一路南下到龍華新，10點13分抵達嘉興，停車12分鐘后駛離嘉興，繼續往杭州去了。而車上的代表們就在這12分鐘時間里下了車，直奔南湖邊上的獅子匯碼頭。

暮色中的畫舫

如果今天有人想從上海坐火車到嘉興去南湖游玩，那么他從嘉興站出來后只要沿著東方路一路南行，過平湖塘后右拐到濱湖路上，不消多時便能抵達湖畔，小瀛洲與煙雨樓俱入眼簾，而那條復原后的紅船便停在湖心的小島之上。

不過在1921年，這條路還沒有那么便利。代表們下車后要先走過站前的一座小橋，沿著小馬路走到大路上左轉，過宣公橋后再向南拐，又過一座小橋，才能到獅子匯碼頭。

到了碼頭并不意味著可以直接登上訂好的那條絲網船：滬杭甬鐵路經過此處，所以一座鐵路橋恰好將南湖跟獅子匯分開，體積較大的絲網船沒法從橋下穿過，因此船家提前把船停到了離湖心島煙雨樓一箭之地的水面上，代表們則在獅子匯登上小船，然后由船夫將他們送上大船。

參會代表們相繼進入船艙，王會悟則是那日上船而非代表的唯一一人，她坐在船頭負責放哨。據說湖上但凡有船靠近，她便要回身敲一敲艙門，提醒里頭的人小心。不過好在后來大家回憶，說那日湖上游船似乎一共只有5條，并不是很多——8月1日嘉興剛剛刮過狂風，把南湖攪得人仰船翻，此時大家驚魂未定，肯下湖消夏的當然不多，而開會那天又是個陰天，湖上寥寥的幾條船里，不是城里人家給兒子辦滿月酒的，就是鄉下富戶攜著眷屬進城游玩的，這讓大家放心不少。

這船艙里的陳設特色十足，艙內正中是一張大八仙桌，周圍有凳椅若干。

紅船內部復原。來源/紀錄片《紅船領航——百年浙江潮》截圖

會議的議程是早就定好的，共有四項，一是議定黨的綱領，二是形成本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三是確定《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四是進行選舉，產生黨的領導機構。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復制品）。

經過一天漫長的討論，議程終于全部完畢。湖上的暮色早已漫了上來，像是一層怎么也揭不開的舊幕——然而就在這片陰沉的底色之下，一輪新的太陽在這條畫舫上悄然孕育。在未來的幾十年中，無數仁人志士將用自己的滿腔熱血化作無窮的光與熱，將這漫天的陰霾驅逐，創造出一個朗朗乾坤。

中國共產黨，就此成立了。

參考文獻：

本書課題組《中共一大嘉興南湖會議研究》；邵維正《中共一大史》；王會悟《我為黨的“一大”安排會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