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今天：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提出解決臺灣問題的六條方針

圖源：人民網

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籍華人學者楊力宇時，進一步闡述了大陸與臺灣和平統一的設想。這一談話豐富、充實了“一國兩制”構想，使之更加系統、具體，后來被稱為“鄧六條”。今天，跟“京彩臺灣”一起來回顧一下“鄧六條”誕生記。

一個偉大的科學構想

20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作出調整對臺大政方針的戰略性決策。這個方針的調整首先是和中美關于關系正常化的談判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中美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建交為中國調整對臺工作方針提供了有利的國際條件。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正是基于上述國際國內背景，鄧小平開始對國家統一戰略進行新的思考。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鄧小平就解決臺灣問題先后作了八次系統性講話，其主題是“不打仗就要坐下來談”。中美結束30年敵對狀態，還是靠中美領導人坐下來談；國共兩黨的事是中國人的事，還是要國共兩黨領導人坐下來談；和誰談？和蔣經國談；談什么呢？談統一。統一有條件，國民黨提幾條，我們提幾條，談不攏大家分手，下次再來，又再拿幾條新建議，交換交換意見。鄧小平的上述思想統一了全黨的認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在提及臺灣問題時，使用了“臺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提法，而沒有使用“解放臺灣”的提法。對臺工作方針實現了歷史性轉變。

對臺工作方針的嶄新面貌首次體現在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中。《告臺灣同胞書》勾畫出“一國兩制”方針的雛形，標志著解決臺灣問題的理論和實踐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四大決策，開啟對臺工作新局面。

面對大陸方面提出的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臺灣當局一概稱之為“統戰陰謀”。1979年4月4日，蔣經國更是提出了“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開始和緩的兩岸關系一度陷入僵局。鄧小平審時度勢，作出四大決策，以破除阻礙兩岸關系重重阻力。

第一大決策：重建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將解決臺灣問題提上重要議事日程。

第二大決策：以蔣經國為重點，建立兩岸對話新途徑。首先，通過與蔣經國熟悉的外國政要傳話。其次，是通過海外華人華僑建立聯系渠道。再次，是通過公開呼吁傳遞信息。在鄧小平的推動下，中央還主動調整國共兩黨關系，對國民黨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進步作用給予充分肯定。

第三大決策：發表文告書信，闡述主張，陳以利害、曉以大義。為了打消蔣經國當局的顧慮，經過中央多位領導人反復思考，1981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針對海峽兩岸迫切關心的實質性問題，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具體闡述了和平統一祖國的九條方針政策，這是首次將“一國兩制”構想用于解決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問題的集中體現。1982年1月，鄧小平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第一次將新時期中國共產黨解決臺灣問題的新思路歸結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第四大決策：修訂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一國兩制”構想提供憲法和法律保障。

“鄧六條”的誕生

歷史車輪進入1983年。兩岸間的堅冰開始融化，一股清新的政治氣象已然在臺海上空形成。這一年迎來了一個合適的時機和一個合適的人選。這個合適的時機就是1983年6月的全國兩會之后，這個合適人選就是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

1983年3月，美國舊金山舉辦亞洲問題研究協會年會。楊力宇作為會議的組織者，將“中國統一展望”列為討論會的專題之一，邀請來自大陸和臺灣的學者共同探討中國統一問題。會上，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丘宏達發表的“臺灣關于統一的觀點”引起與會者關注，被普遍認為反映了臺灣當局觀點。丘宏達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于統一的條件從表面上看相當合情合理，而且似乎也同臺灣的現實相符，但臺灣方面還是給以消極反應。”基于臺灣方面的疑慮，丘宏達提出四條建議：（一）臺灣擁有自衛權，包括在實現統一之前和統一之后都有購買足夠防御性武器之權；（二）統一之后不得單方面更改有關統一的協議；（三）臺灣實行“完全的”自治，不是“高度”自治；（四）在對外關系和國家組織中，臺灣保有適當的地位。

同年6月19日，應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楊力宇第12次來到北京，商談在美國續辦“中國統一之展望”討論會問題。6月21日，汪鋒主持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會議。主要議題就是楊力宇求見鄧小平一事。會議認為，全國人大、政協會議剛剛閉幕，臺方很關注中共對臺政策，且楊力宇一再表示希望見到鄧小平，并愿意將鄧小平的意見帶往臺北。因此建議鄧小平會見楊力宇。當天會議請示件經楊尚昆和汪鋒核批后上報鄧小平，鄧小平隨即批復“同意”。

6月26日上午，人民大會堂118廳。鄧小平與楊力宇正式會面。鄧小平在耐心聽取楊力宇的分析和意見之后，首先對“中國統一之展望”討論會的舉辦表示肯定，說：“你們今年3月在美國舊金山舉辦‘中國統一之展望’討論會，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針對丘宏達提出的“四個建議”，鄧小平表示他的誤解太深，希望臺灣方面仔細研究一下1981年9月葉劍英委員長提出的九條方針政策的內容和本月鄧穎超在政協六屆一次會議上的開幕詞，以消除誤解。

接著，鄧小平系統闡述了關于大陸和臺灣和平統一的設想：

（一）解決臺灣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希望國共兩黨共同完成民族統一，大家都對中華民族作出貢獻。

（二）不贊成臺灣“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然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三）祖國統一后，臺灣作為特別行政區，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沒有而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條件是不能損害統一的國家的利益。臺灣特別行政區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臺，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臺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臺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臺灣留出名額。

（四）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臺灣吃掉，當然也不能是臺灣把大陸吃掉。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不現實的。

（五）實現統一的適當方式是舉行國共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而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

（六）萬萬不可讓外國插手，那樣只能意味著中國還未獨立，后患無窮。

這就是后來外界常說的“鄧六條”。很顯然，鄧小平這番談話決非單單是講給一位美國華裔教授聽的，而是一次經過精心準備的向臺灣當局“亮明底牌”的正式談話。

這篇談話一經發表，在臺灣引發強烈震動。國民黨中常會多次開會商量對策，最后不得不決定由臺灣有關部門發表聲明予以回應，聲明雖仍宣稱絕不與中共談判，但頑固立場卻已開始出現明顯松動的跡象。臺灣當局開始認可兩岸民間交流，臺灣當局奉行的“三不政策”的隔絕防線在“鄧六條”理論力量的穿透下，已經變得搖搖欲墜了。

素材來源 | 《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