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擔任中央辦公廳代主任，大肆迫害年邁的彭老總，后被判刑18年

曾任中央辦公廳代主任，他大肆打擊年邁彭老總，最終被法院判刑十八年，這段歷史值得深思嗎？

1963年盛夏，《歷史研究》編輯部收到一篇署名“戚本禹”的長文，題目平實，卻敢于重新評議太平天國統帥李秀成。編輯們把稿子遞上去，幾天后就傳來消息：中央領導在批示里寫了“觀點可備一讀”。這一行字，像一張隱秘的通行證，把作者送進了中南海。

彼時的秘書機構有種“不成文的偏好”——誰能寫、誰敢寫、誰善于用史料服務現實，誰就更容易被看見。戚本禹正踩中了節拍。上海求學時，他常在弄堂口靠一把藤椅讀《資治通鑒》，同伴笑他書呆，他卻說：“早晚派得上用場。”入黨后，他調北京做資料員，白天分類文件，深夜磨筆寫稿。《評李秀成自述》讓他從一名普通抄寫員翻到中央辦公廳的會議桌旁，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1966年5月初，北京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圍繞“破舊立新”激烈爭論。會場外，秘書處的流程也變得前所未有地重要。文件從各部門涌入，先被秘書組粗分，再遞交給領導。當時的規矩是：凡給毛主席的文字，一律先過戚本禹這道關。幾位部級干部在走廊里低聲抱怨：“材料又卡住了。”戚抬頭打量他們，慢吞吞吐出一句，“急什么，先讓材料‘脫胎換骨’。”語氣輕，卻透露出新人對手中權力的敏感快感。

同年夏天，中央文革小組名單公布，戚本禹排名第四，僅次于江青、陳伯達、張春橋。這個名次讓人驚訝，因為此前外界對他幾乎沒有概念。宣傳口出身的他，很快把注意力投向兩位”焦點人物“：劉少奇和彭德懷。廬山會議后，彭的處境本就尷尬；而劉少奇長期負責國家日常事務，在群眾運動中極易被樹立為“對立面”。戚充分理解這種心理學的效用，他找到幾名報社編輯，說：“翻翻《清宮秘史》，看看慈禧如何對付異己，文章要寫得生動！”隨后，他又把自己起草的八條“罪狀”塞進批判提綱。

8月的一天，西山腳下的磚瓦院里擠滿了造反派，大字報貼得滿墻。有人沖進屋子，高聲詰問彭德懷，“到底認不認錯？”老人抬頭，眉目已顯疲憊，只回答：“我對黨沒有二心。”拳腳隨后落下，戚本禹沒有親自動手，卻站在人群后，冷眼旁觀。事后他在會上輕描淡寫：“群眾自發行動，我們只是順應形勢。”這句話被記錄在案，后來成了定罪的一個旁證。

對劉少奇的圍攻更為隱蔽而尖銳。戚把影印的舊檔案、剪貼的報紙、再創作的“內部材料”混編在一份“黑材料匯編”中，層層上送。幾名年輕記者被他點名去寫“短評”，一夜之間，劉少奇被冠以“睡在身邊的反革命”之名。歷史積怨、現實政治與個人才情，在戚手里攪成一鍋濃湯，香味四散，卻難辨真偽。

1968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若干造反派骨干和部分激進干部停職檢查，戚本禹赫然在列。那天夜里，他在小屋里一遍遍改自己的檢討材料，紙團丟了一地。據說，他曾抬頭問警衛：“是不是還有回旋余地？”警衛沒回話，只把門帶上。檢討遞上去后，他被隔離審查。

進入1980年代，國家對“文革”遺留問題進行系統甄別。1984年，戚本禹被判有期徒刑18年，罪名包括誣陷陷害、非法拘禁等。宣判書冷靜列出數字和日期，沒有一句情緒化詞語，卻把他過山車式的人生軌跡壓縮成薄薄數頁。昔日秘書通行無阻的走廊，如今成為他不得踏入的禁區。

回溯整個過程，幾件事值得注意：第一，學術論文在特殊時代與政治需求緊密纏繞，它既可成階梯，也可能成陷阱；第二，秘書處本是上傳下達的中性機構，一旦過濾機制被個人意志滲透，影響力將幾何級放大；第三，運動期間形成的個人神話，常在制度回歸時迅速瓦解。戚本禹的經歷，就是這三點交織后的典型樣本。

對話、掌聲、怒吼、審判，在20余年間輪番登場。到刑期宣判的那一刻，所有喧囂歸于沉默，留下的只是檔案柜里一疊發黃的紙和歷史研究者冷靜的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