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珠海到杭州：他拿下300萬基金，邊端融合賦能民航業AI硬核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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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石燦

2025年2月1日，正月初四，年還沒過完，胡方揚就離開廣東珠海去了浙江某地級市。

此前的2024年11月，該地級市方面有人在珠海航展期間看過他的公司，以招商引資的方式希望他過去落地。

胡方揚在該地級市待了一個多月。白天談政策、見資源；入夜后，他盯著產業園區的燈看。

“到了晚上6點鐘，陸陸續續到7點鐘，燈已經全部黑了。”他說。

這讓他遲疑。

創業公司在0到1階段不僅取決于人、錢和客戶，更受制于辦公環境的磁場。園區幾點熄滅燈火，鄰居幾點散場離去，無形的節奏會穿透墻壁，直接傳導給一家公司。

“我們創業早期一定要像一頭狼，不應該是像一只羊。”胡方揚說，“初創公司必須得卯著勁往前沖。”

狼有狼的山林，羊有羊的草場。2025年2月底，他決定把公司落在杭州拱墅區。3月3日，公司完成注冊。3月16日，他帶著三四個人入駐香港理工大學杭州技術創新研究院。

這里的行政效率、人才密度、政策扶持和資源流動，剛好貼合他的性格。

2026年5月，我在杭州拱墅區見到胡方揚。他的辦公室在一個創業園區六樓，樓上七層是正在裝修的新場地，300多平方米。

胡方揚帶我走進他在六樓的辦公室。屋子采光很好，空間也大，只是沒有窗，有些悶。我們下樓時，他送我離開，剛好碰上園區負責人在一樓買咖啡。胡方揚停下來，對他說：“我七樓那個辦公室要開個窗。”

園區負責人回他：“沒問題。”

“性價比非常不一樣”

胡方揚推開玻璃門向我招手，把我領入拱墅區匯金云創人才綜合體3座一樓大廳里的沙發上坐下，等待他從京東App上已經點好的庫迪咖啡。

我們在柜臺上各自拿了一杯咖啡后，乘坐電梯上到六樓，他的公司就在那里。辦公區很空曠，“一半的人去長龍航空駐場了，公司留了一半人”，他指了指擺在桌上的一個黑色長方體硬件說，長龍航空是他們的客戶，這個硬件是用來專門分析視頻內容的。

其實，胡方揚現在所在的辦公室，只是一個臨時過渡場地。正式辦公室在樓上第七層，正在裝修中，計劃2026年6月底搬進去。新辦公室面積更大，硬件操作間、茶臺和榮譽證書陳列區都已經留好。對這家剛落地杭州不久的初創公司來說，搬上七樓，意味著團隊要進入一個新階段。

△胡方揚團隊在匯金云創人才綜合體3座六樓的辦公室

胡方揚簡單介紹后，我們徑直走進他的辦公室。他在一張簡約的桌子上辦公，一臺銀灰色的MacBook已陪伴他多年，鍵盤上散落著灰色的粉塵，屏幕上殘留著些許擦痕。他辦公桌對面的墻上安裝了一個陳列柜，上面擺放著杭創（人工智能）營頒發的證書，以及一些簡單的擺件。

胡方楊坐下，順手從左邊的茶具柜臺里拿出一盒茶葉，“我泡一杯信陽毛尖給你喝喝。”

“你是河南的嗎？”我問。

“是的，河南信陽的。”胡方揚說。

1986年，胡方揚在河南信陽出生，“我是讀大學走出去的，我先去了珠海生活了十六七年，父母孩子他們現在都還在那邊。”

胡方揚只身一人在杭州工作，住在距離公司步行十分鐘左右的一棟人才公寓里，沒有應酬且下班時間早的時候，會自己做飯吃。他很喜歡自己做飯，“因為我覺做飯和做產品一樣。”

大學畢業后，胡方揚從程序員起家，進過國企單位，也自己創過業，人生的腳步始終在珠海、澳門和香港三地徘徊。偶然的一次機會之下，胡方揚進入珠海市嶺南大數據研究院，在首任院長朱曉蕊手下干活兒，“她原來是大疆的第一任首席科學家，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接觸到了無人駕駛、無人機，從計算機視覺這條技術路線切入AI領域。”

進研究院不久，胡方揚就出來創業了，方向仍然沿著自己已經熟悉的那條技術線往前走，主要做AIoT，也就是人工智能、物聯網和計算機視覺相關業務。公司做了一兩年，團隊已經有10多個人。到2020年，疫情突然襲來，外部環境一下子收緊。也就在那段時間，一家準備赴港上市的澳門企業看中了他們這支團隊，在上市前將這10多個人整體并購了過去。

胡方揚在集團公司旗下的子公司擔任負責人，待了半年，集團公司把子公司原本的人工智能物聯網路線轉向腦機接口。方向變了，胡方揚的志趣也變了，“我把團隊帶到40多人的規模后，就退出來了。在2024年3月，我在珠海成立了現在杭州泓森智航科技的前身。”

公司成立時，胡方揚已經明顯感受到OpenAI帶來的沖擊。2022年11月，OpenAI發布ChatGPT，很快把大語言模型從技術圈推向更廣泛的創業現場；到了2024年，隨著國內生成式AI熱度持續升高，越來越多原本還在觀望的創業者開始下場，投入到這一輪由大語言模型驅動的新創業浪潮。

胡方揚也是其中之一。他在珠海成立公司，名稱為珠海睿靈創新科技有限公司。沿著自己此前在人工智能、物聯網和計算機視覺上的技術積累，這家公司最初仍以AIoT為主要方向；只是到了這一階段，技術載體已經開始往智能體和多模態融合收攏。

但是，胡方揚在珠海面臨著很現實的發展困境。珠海常住人口約250萬，城市體量本身不大；而周邊的廣州、深圳、香港、澳門，人口規模分別約為1898萬、1799萬、753萬和68.8萬，人才、產業和機會都更密集。對一家做多模態智能體的初創公司來說，合適的技術人才本來就稀缺，珠海又夾在幾個更大的吸引極之間，人才更容易被周邊城市吸走。

正因為這樣，胡方揚很難在珠海找到足夠多、足夠匹配的技術人才。“珠海面臨的虹吸效應太強了。”他說。

胡方揚到杭州后，很快感受到人才環境的差異。

人才密度高，流動性強，選擇面也大。他算過一筆賬，在珠海，有些人開口要兩萬元月薪，實際產出可能只能頂半個人；在杭州，一萬五六千元，反而可能招到一個能頂一個半人的人。

“性價比非常不一樣。”他說。

這種差異背后，是長三角更成熟的產業環境。產業越密，人才越多；競爭越充分，人才流動越快。大公司視其為生態，對胡方揚這樣的初創公司來說，高人才冗余度，意味著能在市場縫隙里招到真正能干活的人。

作為長三角的核心一極，杭州的數字經濟在二十多年間歷經五次起伏，每一輪都在為這片產業環境加固底座。

2003年電商起步，構筑了平臺骨架。2009年云計算爆發，合攏了底層算力。2015年直播電商上線，將流量變現推向極致。2018年數字能力下沉，撞開產業數字化的大門。

歷史的伏筆一直埋到2023年。第五輪AI浪潮抬頭，大模型公司成群結隊地涌現。

這并非偶然。今天的年輕創業者，腳下踩著的是過去二十年層層澆筑的底座。平臺經濟留下了組織力，云計算留下了算力，直播電商跑通了變現，行業數字化喂出了場景。

風暴來臨，長三角拿出來的不是某一項突變的技術，而是一整套隨時可以調用的組合拳。

機會的背面是壓力。胡方揚的公司現在有十多人，每個月加上稅、社保、公積金，固定開支在20萬元出頭。到目前為止，公司整體仍處在虧損狀態。作為一家研發型企業，錢主要投在研發上，短期內很難輕下來。

但長龍航空項目給了胡方揚信心。它看上去只是一個記錄儀、一個空保作業流程里的小節點，放到整個民航系統里，卻可能是一套可以復制的標準化能力。航空行業流程清楚，標準相對統一。只要把一個點做透，就有機會沿著同類流程繼續延展。

“這個事情不是只解決一個小問題。”胡方揚說。

陪伴式創業

胡方揚北上浙江的火星子，在2024年11月的珠海航展上被點燃。

2024年11月12日至17日，第十五屆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在珠海舉行。航展期間，浙江方面有人看過他的公司，后來和他見面，希望把項目引到浙江落地。

胡方揚對這次邀請很重視。他原本就對浙江有想法。碩士階段，他是浙江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聯合培養，上課主要在浙大完成，在杭州待過兩年，對這座城市并不陌生。航展上的這次碰面，把原來猶豫不決的念頭往前推了一步。

2025年3月16日，胡方揚入駐位于拱墅區的香港理工大學杭州技術創新研究院。該研究院本質上是一個把高校科研、地方產業、創業孵化和人才培育連接起來的技術轉化平臺，胡方揚的公司作為第一批入駐企業，得到了不少支持，市區領導經常到研究院參觀，“我們作為他們參觀的一環，也接觸到了很多資源。”

胡方揚落地杭州后的第一個客戶來自北京。對方用的是他們的模組，去做一個體育用品相關的項目。這筆單子之后，零散訂單陸續進來，團隊先從三四個人擴到六七個人，日常重心也很明確，招人、做驗證、接訂單，把公司真正運轉起來。研究院持續幫他們做宣傳，他們也接觸到一些POC驗證業務，把多模態智能體和模組能力一點點往真實場景里測試。公司孵化成功之后，他們搬到了匯金云創園B座的臨時辦公場地。

也是在香港理工大學杭州技術創新研究院期間，胡方揚接觸到了杭創（人工智能）營。

具體而言，杭創（人工智能）營是由杭州資本發起，杭州市人才集團統籌組織，由市場化團隊運營的面向人工智能領域科技初創團隊的新型孵化加速器。

它面向AI時代的早期創業者和初創團隊，提供為期6個月的系統性陪跑服務。同時，它把招募篩選、課程、沙龍、OfficeHour、私董會、一對一資源對接等環節組織成一整套賦能體系，一頭連接資本、產業龍頭和場景資源，一頭連接技術型創業公司，幫助創業者補上商業化、組織能力和客戶拓展這些短板。

胡方揚在2025年6月入營，進入第二期。

起初，他對杭創營的理解很簡單，以為入營更多是一種“被看見”的認可。真正進去后，他發現它更像一套持續運行的陪跑機制。團隊也在杭創營的指導下，把原來相對通用的技術能力，聚焦到SOP作業智能化這個更具體的方向上。

杭創（人工智能）營的主要辦公地點在杭州海西湖區靈隱人工智能產業基地，我去基地拜訪時，看到有創業公司在小辦公區辦公，一大塊主要的公共辦公區用來做集體活動，辦公室墻面上寫滿典型樣本公司、杭州資本、入營創業公司等詳細信息。

△杭創（人工智能）營辦公室大門入口

杭創（人工智能）營有幾個清晰的運行特點。它采用三個月在營、三個月觀察的機制。創業公司報名后，先經過評審和篩選，再進入孵化流程。它的結構有點像“杭州版YC”，但背后同時有國資和民營資本參與。它和地方政府招商結合得很緊，也和浙大、中國美院這樣的高校有合作，還連接國資背景基金。

杭創（人工智能）營教練組負責人沈毅晗告訴我，傳統孵化器以前更多做的是“發現”和“賦能”，先篩項目，再投資。可到了AI時代，這套邏輯開始變了。因為很多產業全是新的，連孵化器和投資人自己也沒有現成答案，投資通路也不清楚，所以，他們才慢慢往“陪跑”這個方向走。

六個月下來，胡方揚也通過杭創（人工智能）營重新認識了自己的創業性格。

那天見面時，我們在樓下等咖啡。他一邊看手機，一邊和我聊起杭創營的課程。

“我周五要去杭創（人工智能）營聽一門課，講AI時代創業者元認知的。”我說。

“上課是哪個老師來著？張明晶老師，對。”他進一步提到，“他有個霍根測試。”

我問他，霍根測試是什么。

“全球的商業測評。”他說。

咖啡還沒做好，他繼續講下去。這個測試會把創業者放進商業環境里看，判斷他的性格適合什么位置，會被什么樣的投資人喜歡，也會提示團隊里需要什么樣的人補位。

胡方揚測完以后，對自己的判斷更清楚了。他適合把控產品方向，定公司戰略，畫藍圖，做融資。他說，自己偏向投資人喜歡的那類創始人，敢冒險，回報預期也高。尤其在公司0到1階段，他行動快，判斷快，能把一件事迅速往前推。

測試也讓他看見短板。公司越往后走，越需要財務、合規、運營和內部管理。到了B輪以后，企業會進入更細的管理階段，合法、合理、合規變得重要。那時，公司需要制度、流程和細節。

“那個時候就需要有人補位。”他說。

我問他，怎么判斷0到1走完了。

他想了想說，大概是公司完成A輪，繼續往B輪、C輪走，甚至慢慢接近上市時。那時，公司面對的不只是產品驗證和市場突破，還要處理一整套細節管理。

“這些我是不擅長的。”胡方揚說，“性格上有缺點，需要找這樣的人來補位。”

胡方揚把它看成杭創營帶給他的幫助之一。它教創業者講商業計劃書、對接資源，也讓創業者回頭看自己。創業要知道自己強在哪里，也要知道自己短在哪里，未來該把什么樣的人請上車。

不僅是單個機構在陪跑，整座城市都在陪跑。我們在他辦公室聊天，他從電腦里打開一個文件給我看，是他獲得“大運英才”項目的簽約文檔。

2025年11月，胡方揚參評杭州市拱墅區第十一屆“大運英才”項目并順利入選。2026年1月1日，他與相關方面正式簽約。這筆資助為項目資助，不占股權，總額300萬元。按當時的安排，第一筆款約90萬元，預計于2026年5月底至6月初到賬。第二筆和第三筆錢也會在胡方揚完成相應的經營目標之后，按照協議的要求到賬。如果完不成目標，把錢退還即可。

入選拱墅區“大運英才”后，胡方揚還拿到了配套房租補貼。按300萬元檔位計算，對應300平方米辦公面積，最高可按每天每平方米1.5元返補，和他當時每天每平方米1.62元的租金相比，實際承擔部分已經很低。

“我申請人才公寓也很快，三室一廳，一個月才3000多塊錢，一個星期全部走完流程。”胡方揚說，在杭州，他感受到的是一種“先信任、先給機會”的方式。

與長龍航空一起“做菜”

講到長龍航空項目時，胡方揚的語速明顯快了起來。

那天在辦公區里，他指了指一臺放在桌子上的黑色硬件。他說，這臺設備是用來分析視頻內容的，也是他們把AI能力放進民航空保場景里的入口。

長龍航空項目最早來自杭創（人工智能）營的推薦。長龍航空是杭創（人工智能）營的AI雙創共建基地之一，主要向入營企業開放真實應用場景。

“2025年底，長龍航空發布了一些需求，杭創營組織三四家企業一起去長龍航空辦公室開會。那次接觸之后，長龍航空最后認可了我們，覺得我們的業務能力和技術能力契合他們的需求。”胡方揚說。

他特意補了一句：最開始的合作意向，是杭創營幫他們搭出來的；后面業務怎么談、方案怎么磨、項目怎么往前推，都是他們自己和長龍航空直接溝通。杭創營不參與商務談判。

胡方揚很看重這一點。

過去，他接觸過另一種合作鏈條：項目先由三大運營商簽下來，再分包給大企業，最后轉到小公司手里。到了他們這樣的初創公司手頭，常常已經是三包、四包。鏈條越長，利潤空間越薄，離真實需求也越遠。客戶現場到底有什么問題，業務人員到底怎么操作，中間轉了幾道手以后，很多信息都會變形。

長龍航空項目給了他一條更短的路徑。他們直接面對甲方，直接聽業務需求，直接改方案，也直接承擔結果。對一家研發型初創公司來說，這種合作方式比訂單本身更重要。它讓技術團隊離真實場景更近，也讓產品有機會在真實流程里被打磨。

具體而言，胡方揚與長龍航空的合作發生在空保場景里。每名空保人員胸前都會佩戴記錄儀。飛機落地后，他們要按照一套標準作業流程完成清艙檢查，洗手間、座位下方、馬桶、嬰兒蓋板等位置，都要逐一確認，看看有沒有遺留物品或異常情況。

△AI執法記錄儀

過去，任務結束后，記錄儀里的視頻會被導入航空公司專門的數據存儲柜。視頻每天都在錄，數據每天都被存下來。可存下來，并不等于被理解。只有發生問題后，相關人員才會重新調取視頻，從頭到尾人工查看。

數據在柜子里，管理還停留在事后回看里。

胡方揚團隊要做的，是把AI分析能力接進這個流程。他們基于自研智能體模組，結合通用大模型和航空公司現有SOP體系，訓練一套面向空中安保場景的垂直專家模型。

“這個場景要做一個專門的專家模型出來，壁壘很高，因為數據為王。你沒有這類航空安保場景的數據，很多事情其實做不了。”胡方揚說。

在模型基礎上，團隊再做一臺安保視頻分析設備。空保人員結束執勤后，把記錄儀插進設備里，系統會先把一天的視頻拆開，分出不同航班，再逐段識別清艙動作。哪個位置查過，哪個位置漏了，哪一段動作不規范，機艙里有沒有不屬于飛機內部的異物，都會被標記出來。

△空保視頻質檢分析單元

“比如有乘客掉了一瓶飲料，這瓶飲料不屬于飛機上的專供物品，那也會被標記為異常。”胡方揚說，“異常物品、異常流程、不規范動作，系統都會識別出來，再把結果推送給空保管理人員。”

視頻因此不再只是事后證據。數據一回來，管理人員就能看到哪些環節合規，哪些步驟漏掉，哪些位置出現異常。原本需要人工從頭回看的視頻，被整理成可以直接處理的管理結果。

胡方揚還想往前再走一步。他希望記錄儀本身具備一定AI能力，不用等任務結束后再分析視頻，而是在清艙任務進行時，就能實時提醒作業人員。

“作業人員哪一步做漏了，我就提醒你；哪一步做得不夠規范，我也提醒你；哪個位置有不屬于飛機的異物，我也提醒你。”他說。

項目從2025年底開始接觸，真正入場開工是在2026年3月。現在團隊里有一部分人常駐長龍航空，配合研發和測試，準備在5月底上線產品。

和長龍航空一起推進項目時，胡方揚逐漸意識到，行業模型很難靠通用能力直接長出來。先要有數據，而且數據要干凈、具體；還要有業務專家，把每一個動作、每一個環節、每一條SOP拆開講清楚。

胡方揚喜歡做飯。他說，做產品和做飯很像。講到長龍航空項目時，他又用了這個比喻。

通用模型像油鹽，誰都能買到。真正決定味道的，是食材、火候，也是旁邊那個懂菜的人。放到長龍航空項目里，食材是航空安保場景里的真實數據，火候是模型訓練和產品落地能力，懂菜的人則是航空公司里的業務專家。

只有直接進入廚房，創業公司才知道這道菜應該怎么做。

“樹挪死，人挪活”

自從初中開始住校以后，胡方揚就習慣了遇事自己做決定。

這種獨立感后來成為了他做事的重要風格。他很少談崇拜誰，也不愿意把某個成功者當作人生模板。他對企業家的判斷，更多來自商業動作本身。誰在關鍵時刻進退有度，誰能在周期里保住基本盤，誰就值得他多看一眼。

他說起王健林。萬達曾經被認為站在房地產和商業地產的浪頭上，后來又經歷收縮、出售、轉向。胡方揚看重的恰恰是這條曲線里的判斷力：在影院資產、文旅項目、房地產周期、商管業務之間，王健林幾次踩在轉身的節點上。企業有起伏，但人沒有被一輪周期直接帶走。

“他是有章法的。”胡方揚說。

這句話很能說明他看世界的方式。他對那種被時代推到臺前的科技明星保持距離。時代風口當然重要，但他更在意一個人在風口之外的判斷、取舍和穩扎穩打的能力。創業者每天面對的東西并不浪漫，融資、政策、客戶、交付、現金流、團隊、人情往來，任何一個環節卡住，技術都無法自然變成公司。

胡方揚身上有一種強執行、快決斷、重效率的氣質。放在某些環境里，這種氣質可能被理解為急、莽、缺少分寸。來到杭州以后，它被重新命名為效率高、產出快、迭代強。

他對此感觸很深。公司落在拱墅區后，資金、房租補貼、貸款貼息、人才房陸續有了回音。許多過去需要反復推動的事，在杭州變得輕快起來。

“杭州這個地方是符合我性格的。”他說。

這當然不是一個城市優劣的簡單比較。對胡方揚來說，更關鍵的是匹配。

他說，一個人的性格要和地方的文化相合，行為也要踩中當地做事的節奏。一個人如果長期處在不合拍的環境里，做什么都不舒服，推動任何事都費力。換一個地方，可能會發現原來自己并沒有變，只是周圍的節奏、評價體系和資源結構變了。

“樹挪死，人挪活。”他說。

這句話在胡方揚身上，不是一句人生感慨，更像是一種創業方法。他關心天時、地利、人和。天時，是國家產業重心正在轉向科技競爭。中美競爭已經把科技推到更核心的位置，低空經濟、人工智能、智能硬件、產業數字化，都在變成新的基礎設施議題。地利，是杭州這樣一個城市，既有互聯網和電商產業的底子，也有對AI創業的資源承接能力。人和，是他在這里遇到的人、平臺和合作關系，能把一個技術團隊推向真實場景。

胡方揚把這些關系稱為“氣場”。

他相信，一個人的運氣，來自他所接觸的人形成的氣。朋友、合作伙伴、客戶、政府接口、產業平臺，這些人連接在一起，構成一種看不見的場。人在其中做事，順不順，能不能成，往往不只取決于個人能力。

△胡方揚（劇中黑色衣服）與他的團隊

這套說法聽上去帶著江湖感，但背后有很現實的商業邏輯。創業公司尤其如此。資源不是抽象存在的，機會也不是憑空出現的。它們常常隱藏在一次引薦、一場會議、一個產業營、一個試點項目、一個愿意快速反饋的客戶里。城市給創業者的支持，也不只是補貼和辦公空間，更是把這些節點接起來的能力。

杭州當前的AI浪潮，恰好需要胡方揚這種人。

AI創業進入產業化階段以后，技術本身只是起點。真正困難的是把技術推進具體場景，把產品變為客戶系統，把模型能力轉化為交付結果。它需要創始人能快速行動，能在不確定里拍板，能一邊談資源，一邊搭團隊，一邊跑客戶，一邊修改產品。

胡方揚的性格與這種階段高度契合。他不沉迷宏大敘事，也不把創業包裝成傳奇。他談得更多的是順不順、合不合、能不能推得動。他相信知行合一，事情想明白以后，就要行動。環境支持這種行動，人的狀態就會被放大；環境消耗這種行動，人的優勢也會被磨損。

杭州給了他一種確認感。這里的節奏更接近他的節奏，這里的產業氣質也更容易接住他的性格。政府效率、產業需求、AI氛圍、創業平臺和供應鏈資源，像一套不斷運轉的系統，把他的執行力轉化成可見的推進速度。

我在對話中越來越強烈地感到，胡方揚的故事并不只是一個創業者從廣東來到杭州的個人選擇。它更像是一個城市與一種人之間的互相識別。

一個城市在產業轉型時，會尋找適合新階段的人。一個創業者在不斷試錯中，也會尋找能夠容納自己氣質的地方。胡方揚來到杭州以后，那個曾經可能被誤讀為“太急”的人，開始進入一個更適合自己的場域。

AI浪潮需要算法、算力和資本，也需要一批能把事情往前推進的人。他們未必站在聚光燈下，也未必熱衷于講述某種英雄故事。他們更在意今天能不能見到關鍵客戶，明天能不能完成產品迭代，下周能不能把一個試點真正跑起來。

胡方揚就是這樣的人。

他的氣質遇上了杭州的氣候。創業這件事，終于從阻滯變成了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