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80年代暴力恐怖襲擊如何開啟潘多拉魔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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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治右傾化的社會氛圍，尤其是政治家們不負責任的“失言”、否認戰爭責任的傾向以及堅持“大東亞戰爭史觀”的頑固態度，都為新右翼和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做出了“表率”，為他們提供了最適宜的“表演”時機。

因為，在60年代安保斗爭中誕生的新右翼和極端民族主義派別，從它露頭開始，就把自己視為“日本主義”的衛道士，特別是圍繞著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新右翼和極端民族主義幾乎與執政當局同調。

所不同的是，他們的言論更加激烈，行動更加盲目，手段更加過激，甚至使用暴力恐怖手段，來抵制和沖擊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的民眾運動，同時把主要目標對準有時實事求是報道日本戰爭責任問題的新聞媒體。

1981年12月8日，駐神戶的美國領事館發生一起縱火事件，肇事者在現場留下一紙聲明書，署名為“民族獨立義勇軍”。

其聲明書中稱:

為此，“聲明書”對美國和美國人民提出11條“要求”，其內容從美國海軍軍官培理強迫日本開港到美國的移民法制定，以及“大東亞戰爭”中對旅美日本公民的差別待遇，乃至對廣島、長崎的原子彈轟炸，對東京、大阪的無差別轟炸等都必須“道歉”“謝罪”等，“聲明書”最后稱，如果不實現11條要求，“日本民族將戰斗到最后一人”。

12月21日，蘇聯大使館的廣報部遭受襲擊，墻壁上還寫有“支持波蘭”的字樣。

1982年1月15日，又有人向駐涉谷的蘇聯“赤塔通訊社”投擲火焰瓶。5月6日，橫濱的美國海軍住宅也遭到縱火襲擾，1983年5月27日，大阪蘇聯領事館再遭火焰瓶的襲擊。肇事者還是以“民族獨立義勇軍”的名義，并發表了第2號聲明，聲稱:

8月13日，《朝日新聞》東京本社和《朝日新聞》名古屋本社同時遭遇縱火事件。事后，“民族獨立義勇軍”宣布對兩起事件負責。在他們的第3號聲明中，對“俄羅斯帝國和蘇聯的眾多犯罪予以糾彈”，稱:

聲明列舉了“大東亞戰爭末期”蘇聯的出兵，在滿洲、朝鮮等地的“殘虐行為”，對日本軍民的“強制連行”(強擄)等“罪行”，最后提出“歸還北方領土”，“認識三國干涉的歷史犯罪責任”等9條要求。

而襲擊《朝日新聞》的理由是:

襲擊《朝日新聞》社事件發生后，“統一戰線義勇軍”為此發表了一封致“民族獨立義勇軍”的公開信，信中說:

在義勇軍報第三號中，對故意歪曲我們真正的民族主義運動的偏向輿論發出了警告，盡管如此，他們沒有糾正報道態度，8月15日來臨之時，拋卻大東亞戰爭是亞細亞解放戰爭的大義，把它稱作侵略戰爭而奔忙運作，制造一億總懺悔的反戰輿論，超越了報道的限界，是犯罪行為。

諸君對這些背叛民族的行為報以憤怒的鐵棰是理所當然的，我們在舉雙手對諸君的義舉表示贊意的同時，宣布也要奮起攻擊偏向的報道。《朝日新聞》是煽動反日、排日、侮日思想的首魁，決不允許任何媒體跳梁。必須強制報道姿態，讓大東亞圣戰的意義在日本人中間家喻戶曉——我們和諸君志同道合，為了民族獨立，共同奮進!

可見，兩支“義勇軍”在戰爭觀上沒有根本區別。在“民族獨立義勇軍”連續發動恐怖事件的同時，“統一戰線義勇軍”也展開了恐怖活動。

1982年6月，他們向英國大使館投擲火焰瓶。事后，木村三浩和濱地俊郎(原自衛隊軍官)被逮捕。三個月后的9月2日，“統一戰線義勇軍”成員板垣哲雄襲擊了鈴木善幸首相的私邸，自供是憤恨當局在教科書問題上的“屈辱外交”(指官房長官宮澤喜一的發言)。

兩支“義勇軍”頻頻發動的恐怖事件，其手段、目標、方式沒有根本的區別，所以，警方大體認定兩個團體是一個組織，或者互為表里，時明時暗。于是加緊了對一水會、皇心塾、憂國同志會等團體的監控和搜查活動。

就在警方嚴密監視這些團體之時，10月27日，這些團體又涌向成田，召開“是攘夷?還是國際主義?”的講演會，鈴木邦男、野村秋介、丸山實、佐伯陽介、西垣內堅佑等主要頭目都出席了會議，鼓吹他們的國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貨色。會后，200余人在成田市街游行示威。

1986年4月，在紀念昭和天皇在位60周年的日子里，左翼過激派在皇居、東宮御所一帶暴亂，亂投火焰瓶。新右翼“以牙還牙”，襲擊了過激派的事務所，雙方演成混戰。4月29日，國粹青年隊(屬統一義勇軍派系)成員岡崎一郎、中村忠志等人事先探知左翼團體準備在赤坂的檜町公園集會。于是提前潛人安裝定時炸彈，計劃破壞民眾運動，不料炸彈突然爆炸，害人者未及害人反傷自身，警方聞訊趕來，將岡崎等人逮捕。

1987年1月13日，“打倒YP（雅爾塔、波茨坦）體制青年聯盟”襲擊了住友不動產會社會長安藤太郎的私邸。

同10年前這個組織襲擊經團聯事件一樣，他們認為:

當年4月27日，他們又襲擊了住友銀行，還往銀行的店面潑撒人糞尿，名曰“臭擊”。在北海島，也發生了新右翼團體成員向住友銀行開槍的事件。

1989年3月5日，“打倒YP體制青年聯盟”成員水谷伸一、長友泰彥兩人駕駛著滿載汽油的卡車沖擊首相官邸，準備點燃汽油車制造事件。幸而天降大雨，兩人的企圖未能得逞。從以上新右翼和極端民族主義團體的暴力恐怖活動可以看出，自80年代以來，他們得到了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天時之利”，使其活動的范圍逐漸擴大，暴力手段也愈發肆無忌憚。

他們既反蘇，又反美；既反體制，又反進步運動；在戰爭責任問題上則狂熱鼓吹“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確立“大東亞戰爭史觀”，鏟除朝野內外的“反日分子”，恢復日本人的“自信和自豪”，實現他們的新國家主義和國粹主義的主張。

1987年1月24日，有人突然向《朝日新聞》社開槍，雖然無人受到傷害，但引起輿論機關的恐慌和警方的注意。后來，一個稱作“日本民族獨立義勇軍別動赤報隊”(簡稱赤報隊)的組織宣布對此事件負責，還散發了一紙聲明。

稱:

該赤報隊就是前述“民族獨立義勇軍”的變形，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過激派組織。5月3日，赤報隊開始付諸實際行動，一伙暴徒沖進《朝日新聞》社的神戶支局，在光天化日之下開槍掃射，打死一名記者，外一名記者重傷，暴徒們隨后逃遁。

現場留下了他們的“聲明”，內中:

無辜記者被傷害事件引起社會的極大不安，人們很自然地把懷疑目光盯向右翼，右翼團體立即聲明，這一行為“絕不是右翼所為”，“右翼不干這種冷酷無情之事”等。因赤報隊隊員都頭戴面具，行動迅速詭秘，警方雖多經調查卻毫無線索，成為一樁疑案。

當年9月24日，《朝日新聞》社的名古屋本社社員住宅再遭襲擊，萬幸的是，宿舍里無人，歹徒們向電視機等設施開了一陣槍后逃走。

1988年3月12日，在《朝日新聞》社靜岡支局發現一顆定時炸彈，因及時排除而幸免于災難的擴大。兩起事件都是赤報隊所為毫無疑義。

他們在聲明中抨擊:

該事件發生后不久，原總理大臣中曾根康弘接到赤報隊的一封恐嚇信，內稱:

中曾根本來是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始作俑者，又是第一個邁進靖國神社、公式參拜的總理大臣，盡管如此，赤報隊仍不滿意，其“過激”的程度可想而知了。

1988年8月10日，赤報隊又襲擾了一家會社老板江副浩正的私邸，放了幾槍后遁去。襲擊江副的理由是因為:

并恫嚇社會各界:

赤報隊露頭后的一年多來，咬住《朝日新聞》社不放松，連續襲擾《朝日新聞》社及其支社，并對某些政府、財團的要員下手，這和新右翼的攻擊目標類同。他們采取的非法暴力手段也是右翼們慣用的伎倆，但同新右翼及傳統右翼的行為不盡一致。他們雖然奉行傳統右翼的“一人一殺主義”，但采取的手段是隱蔽和幕后策劃的地下活動，所以對社會的危害性更大。

另從他們發表的一個個聲明中看出，他們的政治傾向明顯極右，是個反美、反蘇、反共、反政府、反社會、反秩序的極端主義派別。同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左翼過激組織的宗旨也有不同。可以說，赤報隊是80年代日本政治右傾化的特殊產物，反映了激進青年知識分子中的極端民族主義、國粹主義情緒，又是70年代左翼過激運動的繼續和翻版，還帶有80年代新右翼的特征。它的出現，不能不說是日本政治右傾化及其當時國內外社會背景所孕育出來的一個畸生兒。

冷戰結束后，在新右翼的眼里，共產主義已經瓦解，而且，日本共產黨也改變了原來的斗爭策略，放棄武裝斗爭、推翻天皇制等宗旨，所以，新右翼們認為“反共”的任務已經終了，從此轉向“民族主義”，前提是必須否認日本的戰爭責任，激勵日本人的“自豪”。但是，以《朝日新聞》為代表的輿論媒體，在宣傳口徑上一直與他們的意愿大相徑庭，時常揭露日本的戰爭罪行，報告亞洲各國追究戰爭責任的消息，所以成為新右翼攻擊、甚至實施暴力的對象。

除上述各暴力事件外，1992年7月，《朝日周刊》發表了山藤章二的一幅漫畫，題為“虱子黨”，是針對當時日本一些新組建的小黨參加競選的諷刺漫畫。恰在此時，大悲會會長野村秋介組成一個“風之會”，也參與了競選，因票數過少而落選。當年10月1日，野村向《朝日新聞》社長提出抗議書，10月20日，又聯絡右翼勢力召開“面對新時代民族派的使命”會議，向《朝日新聞》發起攻擊。

會后，野村率領4名部下去《朝日新聞》社交涉。中江社長表示了道歉之意。在會談結束之際，野村突然掏出槍來自殺身亡，事后發現了他的遺書。繼任大悲會長中臺一雄稱野村自殺的動機是:

野村秋介是新右翼的頭面人物，兩次因組織暴力恐怖活動入獄(火燒河野一郎大臣私邸和襲擊經團聯事件)。

野村死后的1994年4月1日，大悲會副會長內山國泰率領兩名隊員手持短槍、日本刀等兇器闖進《朝日新聞》社東京本部，掠兩名社員為人質，占據了社內一個房間，提出兩個“要求"：

暴徒扣押人質達6個小時之久，最后釋放了人質向警方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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