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帥多次挽救革命，生涯功勞巨大，為何卻在十大元帥中排名最后？

1955年9月評出的共和國十大開國元帥，最后一位是葉劍英。他對于1927年建軍、及人民軍隊各階段的發展，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南昌起義前，葉劍英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長，頂頭上司是張發奎。而這場紅色起義，隊伍主體就來自當時張發奎的部隊體系。對方接到國民黨高層命令，準備采取行動干預起義，形勢很緊急。處在關鍵位置上的葉帥，將自己提前獲知的情報，及時傳遞給賀龍、葉挺等起義領導人，從而確保了兩人的安全，最終1927年8月1日，起義順利發動，并占領了南昌城。

如果沒有葉帥的貢獻，建軍節的日子大概率要改寫，紅軍初期的歷史也會不一樣。

而不久后爆發的廣州起義，葉劍英本人是起義領導者之一，擔任了起義軍副總指揮。廣州起義和南昌、秋收起義，并稱紅軍三大起義，影響巨大。

紅軍長征期間，1935年9月四方面軍領導人野心膨脹，他身在左路軍，不積極率部北上，反而發密電命令右路軍中的紅四官兵，調頭與他會合、南下奪取四川。這是與中央的方針相違背的，并且分裂紅軍、嚴重威脅中央安全。又是葉劍英截獲電報，第一時間報告給中央首長。毛主席果斷決策中央紅軍北上，從而脫離了險境。

葉帥頭腦冷靜睿智、大局觀強，除了關鍵時刻總有神來之筆外，整個軍事生涯中的職務級別也非常高。早在長征之前，他就擔任過紅軍總參謀長，跟另一位元帥劉伯承，幾次交替出任這一重要職務。

劉帥是建國后評出的第四元帥，這么看來，就算葉帥最終的元帥排序不及劉伯承，似乎也不能排到第十位吧？況且全面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葉帥也長時間擔任人民軍隊的參謀長要職，屬于軍委核心領導之一，雅號“葉參座”，他的職務級別始終很高。

然而葉劍英的這種任職特點，雖可以穩穩保證一個元帥名額，卻也直接影響到了他的元帥排序。大授銜時，“葉參座”只能位居第十，排在其他九位元帥之后。

為什么說是任職特點決定的呢？因為葉帥雖是總部首長，但對比其他九位元帥，很少獲得獨當一面、領導一個前線重要戰區，或方面軍級主力部隊的機會。這種經歷是否缺失，在元帥級別人物中，區別還是很顯著的。

遠的不說，就對比一下排名第九的聶榮臻元帥。

如果紅軍長征勝利、在延安時期就評軍銜，聶榮臻的元帥排序大概率不會在葉帥的前面。紅軍時期聶帥與“101”搭檔，共同指揮中央紅軍主力紅一軍團，聶帥在這一時期的最高職務，就是紅一軍團政委。他屬于軍團級別的領導，還沒到獨當一面、統領一個“作戰集群”的程度，總體軍內地位比不上葉劍英。

但此后的情況就逐漸不一樣了：1937年結合全面抗戰大局，陜北的紅軍主力被改編為八路軍。葉劍英出任八路軍參謀長，延續了生涯早期的任職特點；而聶榮臻成為115師副師長，職級依然不如葉帥。可在軍內地位方面，聶帥卻即將反超葉帥了。

因為這一年，他被中央委以重任，帶領115師獨立團等數千人的部隊，去五臺山開辟抗日根據地。聶榮臻在此大展拳腳，充分發揮出軍政雙全的特點，迅速建立起最強敵后根據地之一：晉察冀根據地。

這個耳熟能詳的名字，貫穿了此后十余年的人民軍隊戰史，從抗戰到解放戰爭，晉察冀軍區都發揮出非常重要的作用。無論地理位置、兵員開發、群眾基礎、土地改革還是對其他各戰區的支援程度，聶帥領導的晉察冀，貢獻都是巨大的。

這就是聶榮臻戰爭年代最大的成績。他既是晉察冀軍區司令員、還兼任政委，屬于真正在一個獨立戰區挑大梁的“大拿”級人物，并且持續時間非常長。相比之下，葉帥生涯中最缺少的，就是聶榮臻這樣過硬的“單挑”履歷。

而聶帥在晉察冀的功勞，幾乎是元帥的“標配”資歷了。可以再看看排在聶榮臻前面的幾位元帥：第八位的徐帥，紅軍時負責8萬紅四方面軍將士的軍事指揮工作，從鄂豫皖一路打到川陜，隊伍實力越來越強，徐總指揮更是創下反六路圍攻、一舉擊潰20萬川軍部隊的驚人戰績。

第七位的羅帥，抗戰時在山東軍政一把抓，山東根據地和晉察冀實力旗鼓相當；1945年后，羅帥更是將在山東培養出的6個主力師送往東北，成為日后四野體系的基干之一。羅榮桓本人也去了東北，組織干部體系、開發新根據地，最終在黑土地塑造出百萬大軍。羅帥幾乎是聶帥的“加強版”，所以元帥排序也更高一些。

這還只是對比了十大元帥的“后半段”，再往前就不必贅述了，功績更顯赫。他們具備一個顯著的共同點，用4個字來概括，就是：獨當一面。戰爭年代要有過硬的軍事或政工工作履歷，成為一個方面軍級部隊的主要負責人，并取得建軍、治軍或軍事指揮的重大成績。這樣的經歷，才真正過硬。

而出于個人特點及工作屬性，多年來組織交給葉帥的任務，往往是作為參謀長梳理軍隊、幫助中央軍委領導好軍隊，輔助性比較強。長此以往，他跟其他元帥的實際表現，便產生了一定區別。這并不是說總部的參謀長，不如具體戰區統帥重要，但在戰爭年代，多多少少還是體現出這種特點。

舉個直觀的例子。1952年軍隊干部定級，是三年后搞大授銜的基礎工作。其實這個時候軍隊將領被評定為什么級別，理論上就決定了未來的軍銜高低。比如兵團首長，分為正兵團級、副兵團級和準兵團級。其中兵團參謀長，通常只被定為準兵團級干部，級別低于兵團司令員、政委和副司令員，連副兵團級都卡不上。

戰爭年代，參謀長的職務特點就是這樣的，跟和平時期有明顯的區別。比如現在的集團軍專職參謀長，職級上已經跟集團軍副軍長持平了，都是副軍級；只不過在集團軍領導機構內的具體排序，往往處于副軍長后面。戰爭年代，參謀長可達不到這樣的級別。

解放戰爭時期，我軍四大野戰軍的參謀長，莫說跟軍政主官、副主官比，甚至往往比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的實際地位，都略低一點：如一野參謀長閻揆要，建國后是中將軍銜，一野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卻被評為上將；三野參謀長是張震中將，政治部主任唐亮上將；四野參謀長蕭克上將，政治部主任譚政大將。類似這樣的例子還能舉出很多、很普遍。

葉帥倒是也并非一直當參謀長，他曾經有當主官的經歷，比如出任過長征時的軍委第一縱隊司令員。但就整個生涯而言，跟其他元帥比起來，明顯還是不夠“獨當一面”、時間也短。建國后評銜，高風亮節的葉劍英在1955年1月專門上書中央，請求降低軍銜為大將，自謙說這是“歷史的定論”；但軍委并沒同意，還是決定授予葉劍英元帥軍銜。

當然，葉帥有一項經歷及貢獻，是其他元帥都沒有的：在1976年國家的關鍵時刻，他起到了扭轉乾坤的作用，這項功勞常人絕對無法比擬。但那畢竟是葉帥生涯后期的重大貢獻了，評銜則發生在1955年。建國初期的葉帥，綜合各方面的因素，只能位居“第十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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